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李晔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这么一个英年即位、才德兼备、求贤若渴、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毫无相似之处，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那样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昭宗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简言之——李唐王朝气数已尽。

即便昭宗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也没有。所以说，事实上他拥有的只有他自己，以及他全部的梦想。

仅此而已。

他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终将力竭身亡的单兵。

公元888年，唐昭宗李晔登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座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江山。

他从昏庸无能、奢侈淫逸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纯粹是一个烂摊子。

李晔知道，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可谓难如登天。

但他坚信——这并非不可能。

虽然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长，但是昭宗李晔并没有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并且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要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虽然田令孜现在对朝廷已经不构成什么直接的威胁，但是昭宗要收拾他的理由依然很充分。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长安之所以饱受践踏，圣驾之所以两度播迁，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可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竟然违抗诏命，拒不启程。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架空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和西川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重建朝廷威权，又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各方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昭宗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

让昭宗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那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的冬天，黄巢杀进了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之外，其他的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了，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收拾田令孜的理由如此充分，昭宗还需要犹豫吗？

巧合的是，正在昭宗准备采取行动时，与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请求朝廷把陈敬瑄调离西川。于是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陈敬瑄和田令孜拒不奉诏。他们积极整饬武备，决心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在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兼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命他们共同讨伐陈敬瑄，同时削除了陈敬瑄的所有官爵。

讨伐西川的战役就此打响。

第二年，昭宗改元“龙纪”。新年伊始，他就收到了一份贺礼。

在蔡州称帝、为患中原多年的秦宗权被其部将发动兵变擒获，一起投降了朱全忠。二月，朱全忠将秦宗权押解入京，在西市的独柳下斩首。

被押赴刑场那天，秦宗权从囚车中探出头，对监斩的京兆尹孙揆说：“孙大人明察，我秦宗权怎么会是造反的人呢？我对国家一片忠心，只可惜报效无门啊！”围观的百姓顿时发出哄堂大笑。

秦宗权是唐朝末年的大乱世中出了名的“混世魔王”，性格极其残忍。史书称他带兵出征的时候从不带军粮，而是拉着一车一车的尸体跟着队伍走。

在尸体身上撒些盐，就成了士兵们的军粮了。

而只要每打一场战，他就会多出许多军粮。

所以——他从不缺军粮。

昭宗第一个收拾的人是僖宗朝的权宦田令孜。

而他第二个要收拾的人就是眼前的权宦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视自己为“定策元老”，视昭宗为“天子门生”。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和刺史；此外还有宦官义子六百多人，全部派驻各地担任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政治网络。他的义子们心目中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其中如龙剑（治所在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在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

这样一个比田令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就会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的，而竭力避免让杨复恭从中干预。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整治宦官。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太极殿的时候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地说：“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皇帝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

因此他当然也不会料到，短短几年后这个昔日的“义子”就会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擢升为天武（禁军一部）都头（指挥官），同时又兼镇海节度使，不久后又加封同平章事。平步青云的李顺节当然对天子感恩戴德。受宠若惊之余，他渐渐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所在。

那就是——对付杨复恭。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

道理很简单：杨复恭的义子多如牛毛，他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可天子的心腹宦官却只有他一个，如果跟天子联手并最终铲除杨复恭，到时候就轮到他李顺节来收养义子了。

为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李顺节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天子。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天子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一丝难以为人觉察的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昭宗李晔对自己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