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渐次消歇、偃旗息鼓。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宣宗李忱驾驭百官的智术、心机和手腕均非前朝的历任天子可比。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五月入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的四月初二，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征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腰带惹的祸。

准确地说，是一条宝玉腰带。

这条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那么一天，在朝会上，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它给天子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亡的激烈党争背后，都曾经站着宦官的身影。

所以，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这一幕在他面前重演。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

因为——李忱是一个强势的天子。

基于上述理由，宣宗就必须把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诸多宰相之中，令狐绹是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从大中四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绹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绹之所以能稳居相位，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放弃了相权。

也就是说，他人在其位却不谋其政，而是把宰相的权力让渡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也是他的无奈之处。

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还能怎么做？

然而，即便令狐绹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这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皇帝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李忱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所以他总是会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天子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令狐绹有一次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了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绹。

令狐绹慌忙解释：“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

那一刻，令狐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涌出的冷汗，早已浸透了他厚重的裘衣。

宣宗李忱就是以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

当然，李忱也并不总是表现得精明强悍，有时候他也会显得宽厚而随和。

他仿佛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把握着节奏，时而严苛猛厉，时而又笑语温存。

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天子笑语温存的时候似乎比严苛猛厉的时候更可怕。

就以某一次朝会为例。

那一次的朝会上，天子带着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升殿，待百官如同贵宾。可当宰相和百官开始奏事后，天子马上就变得一脸正色、神情威严。等到奏事完毕，他又冲百官一笑，说：“大家可以扯扯闲话了。”然后他就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逸事，或者主动谈一些宫中游猎宴饮的事。这一刻，百官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开始在朝堂上有说有笑地扯闲篇。可就在他们谈得热火朝天、浑然忘我之时，天子突然板起面孔，说：“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日后不复在此相见！”言毕立刻起驾回宫。

百官闻言，无不悚然一惊。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直到天子銮驾远去，一种无言的恐惧仍然凝固在他们的脸上。

为相十年的令狐绹对此感触最深。他曾经对人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宣宗李忱既然能够把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那他当然不想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

为此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澳，并屏退左右，单独与他商讨对付宦官的策略。天子问：“近日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韦澳不敢正面回答，只是谨慎地说：“外廷都说，陛下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

天子一听，顿时有些失望。他闭上眼睛，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他们仍然心存畏惧，你说该怎么办？”

韦澳说：“如果跟外廷商议，恐怕又会重蹈太和年间之覆辙。臣以为，不如在宦官中选择才德兼备之人，与他们商议。”

天子长叹一声，说：“这是下策！朕不是没有试过。从擢升他们为黄衣（九品官服）开始，一直到绿衣（六、七品官服）、红衣（四、五品官服），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穿上紫衣（三品官服），他们马上会和当权宦官抱成一团！”

知道这个韦澳难当大任，天子李忱也只好把目光转向首席宰相令狐绹了。他希望令狐绹能拿出一个诛除宦官的计划，可让天子大失所望的是——令狐绹的反应居然和韦澳如出一辙。他呈上密奏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职务出缺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久，也就自然淘汰，终归于消灭了。”

天子拿到奏疏的时候，唯一的反应就是苦笑。

这不是废话吗？

如果这么做就能让宦官“自生自灭”，那历朝的天子和宰相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

不过天子也知道，“甘露之变”已经把满朝文武都吓得成惊弓之鸟了。如今不光是满朝文武，即便放眼天下，恐怕都找不出一个敢跟宦官较量的人。

翦除宦官的计划就此搁浅。

终宣宗一朝，李忱再也没找到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臣助他完成这个心愿。

但是另一方面，宦官们在宣宗李忱强大的威慑力面前，实际上也是颇为忌惮的。所以在整个大中时代的十三年里，他们也总算是有所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不暇，遑论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吐蕃的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县）、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北）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宣宗皇帝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地驻军出兵接应。到这一年七月底，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州七关正式收复。八月，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朝见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门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军民山呼万岁。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甚至是欣喜若狂了。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并且全部回归大唐帝国的怀抱。

张义潮本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平民，但他却有着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开始爆发内乱之时，他便结交了一批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后，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战乱而军心涣散，张义潮觉得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

大中五年二月，张义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将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同月十九日，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随后，张义潮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主动出击吐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等河湟十州。大中五年十月末，张义潮命他的哥哥张义泽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图和簿籍入朝觐见。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

至此，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所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李忱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卒，军队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就没有予以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后便任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绍鼎暴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认。

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就一点也不手软，凡有兵变或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相当迅速，而且手段强硬。

大中九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宣宗便派出礼部侍郎沈询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了浙东的局势。同是这一年七月，淮南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节度使杜悰却依旧耽于宴游，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闻讯，几天后便派宰相崔铉接替了淮南节度使之职，把杜悰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

大中十二年五月，湖南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韩悰，杀了大将王桂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鹤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熏。八月，宣宗即命淮南节度使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出兵征讨宣歙叛乱；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征讨湖南叛乱；命光禄勋韦宙为江西观察使，负责征讨江西叛乱。

十月，崔铉斩杀康全泰及党羽四百余人，宣歙平定；徐商斩杀石载顺，湖南平定；十二月，韦宙斩杀毛鹤及党羽五百余人，江西平定。

大中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一个繁荣的太平盛世，但起码算是一个安定的小康之局。

从公元847年到公元859年，“大中之治”的十三年恰好处在一百年的中间。

此时此刻，人们仿佛看见九世纪的太阳正高悬在大唐帝国的中天。

然而，如果站在几十年后回头来看，人们实在不敢把这十三年的“小贞观”说成是如日中天。

充其量，它也只能算是回光返照——

是老大帝国的最后一抹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