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收复昭义的战争从会昌三年五月打响之后，刘稹就在中央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到了会昌四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诚，为朝廷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于是加速了刘稹的失败。到了这一年八月，作为昭义镇主要税赋来源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率归降，昭义镇顿时人心惶惶，料定刘稹大势已去、败亡就在眼前。刘稹最宠信的两个心腹——大将郭谊和幕僚王协为求自保，遂计划将他刺杀，投降朝廷。

在郭谊和王协看来，刘稹年轻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他们担心的是刘稹的堂兄、中军兵马使刘匡周，所以决定先借刘稹之手驱逐刘匡周。郭谊对刘稹说：“十三郎（刘匡周排行十三）一直坐镇帅府，而且刚愎自用，所以诸位将领都不敢向您进言献计，怕被十三郎猜忌而获罪，山东三州的丧失就是这个原因。如今若能把他逐出帅府，众将开诚布公，一定能拿出转败为胜的策略。”

刘稹信以为真，随即强迫刘匡周自动离开帅府。

刘匡周悲愤莫名地说：“我身在帅府，诸位军将才不敢心怀不轨；我一旦离开，家族必被屠灭！”

可刘稹不听。刘匡周只好万般无奈地离开。

他一走，刘稹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郭谊和王协设计谋杀了刘稹，同时将他的整个家族全部捕杀，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随后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一家一家地屠灭。

昭义就此平定。八月十六日，宰相入朝称贺。天子问李德裕：“应该如何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发动兵变对抗中央，都是郭谊等人的阴谋。等到刘稹势穷力孤，又将他出卖换取荣华富贵，这种人要是不杀，还谈什么惩罚罪恶！”天子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八月十八日，刘稹的首级被传送京师。

短短的半个多月后，郭谊、王协等人被绑送朝廷，全部被诛杀。

毋庸置疑，李德裕是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

战事刚一拉开，李德裕就向天子指出了数十年来朝廷用兵屡屡失利的三大症结：其一，天子往往直接指挥前线作战，诏令一天颁发了三四次，宰相却毫不知情；其二，除了天子充当最高指挥官之外，前方的监军宦官也各凭己意发号施令，而真正的军队将领反而无法指挥战斗；其三，每支军队都有监军宦官，而宦官们往外挑选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士兵作为自己的卫队，真正投入战斗的很多都是老弱残兵；另外，监军宦官还有自己的令旗，每次会战，宦官就会在卫队的严密保护下，骑马登上高岗观战，一看战场形势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全军遂随之崩溃。

揭示了症结之后，李德裕立即着手进行整顿。他与枢密使杨钦义一起磋商，制定了一套办法，然后由天子颁布敕令，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而且所在军队一旦在战场上获胜，监军亦随之立功受奖。

其次，除非宰相与中书省建议下诏，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从此来自中央的命令简单明了，前方将领有了施展谋略的空间。在与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李德裕提出的这几项改革主张，从而能够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除了整顿内部的举措产生了显著成效之外，李德裕此次对河朔三镇所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办法也是务实稳健、可圈可点的。

众所周知，河朔三镇是藩镇割据的老巢、长年叛乱的重灾区。同他们打交道，稍有不慎便会引发诸藩联合，导致大规模叛乱。所以李德裕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对三镇极力安抚，以中央的名义承认他们的一切既得利益，成功消除了河北诸藩的敌意和猜忌，并把他们的军事力量调动起来，投入到平定昭义的战斗中。

这样的做法使李唐中央既能够全力以赴对付昭义，又能避免陷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可谓高明之举。

昭义之战，朝廷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地震慑了河朔三镇和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

这是李唐中央自“元和中兴”之后的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藩镇事务上表现得这么坚定、果断和有力。这不禁让帝国的万千臣民感到扬眉吐气，并且对当今的天子和宰相生出了由衷的敬佩。

天子李炎和宰相李德裕相视而笑，倍感自豪。

是的，他们的确应该感到自豪。

这是不抛弃、不放弃的人理应获得的奖赏。

为了把这种精神上的奖赏落到实处，八月二十八日，天子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李德裕再三推辞，天子说：“朕只恨没有适宜的官爵赏赐给你，这是你应得的！假如不是你应得的，朕一定不会给你。”

不久之后，李德裕赶紧投桃报李，联合百官提出要再向天子进献尊号。天子李炎当然也客气地推辞了一番，但是李德裕一连五次上表，天子才同意。

武宗一朝，“藩镇之乱”和“宦官之祸”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帝国的三大政治顽症被控制了两个。但令人遗憾的是，顽症之三——“朋党之争”却不但没有消隐，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其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当今的强势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领袖、党争的始作俑者。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在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击他的老对手：牛僧孺和李宗闵。

即便这两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

他找了一个现成的罪名栽在牛李二人的头上。

这个罪名就是——串通刘从谏谋反。

在如今的大唐帝国，还有什么罪名比这个更容易把人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

这一年九月，也就是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之后，李德裕就开始实施第一步打击。他对天子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其时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不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太和七年正月），终于酿成今日之大患，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潞州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但结果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

既然找不出证据，那就捏造证据。

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孔目官）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书信，阅后便当即焚毁。”

随后，他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

最后，李德裕把吕述的信呈给了天子。

毫无疑问，天子勃然大怒，立即把时任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的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把时任湖州（今浙江湖州市）刺史的李宗闵贬为漳州（今福建漳州市）刺史。

十月初，天子李炎觉得这样的贬谪太轻了，又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李宗闵为漳州长史。

十一月，再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长史，将李宗闵流放封州。

会昌四年的冬天，当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席不暇暖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功成名就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的美丽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同时又怀有一丝庆幸。

他庆幸和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从今往后，他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太平宰相了。

至于这两个老对手，就让他们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边瘴与蛮荒之地了却残生吧。

生，他们回不了长安。

死，他们也别指望葬在长安。

就让他们的肉体在痛苦和绝望中腐烂，让他们的灵魂在天涯海角无尽地漂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