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在去年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的任上充分展现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详细向他们询问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原先的不利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排挤出长安就意味着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这实在是出乎牛党的预料。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地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耻辱！”奏疏交到尚书省，天子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文宗皇帝听得频频点头，觉得皇皇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酷。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皇帝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王践言不止一次对天子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让吐蕃方面称心快意，彻底杜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大唐的机会和可能性，实在是个下下之策。”

文宗李昂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事实上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看见皇帝对此事件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由此对牛僧孺也产生了强烈不满，李党成员趁机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此举纯粹是公报私仇，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天子开始疏远牛僧孺。

牛僧孺内心极度不安，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久居相位了。数日后，天子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诸贤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暗含责备的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就更是如此，他感到这很可能是天子在暗示他，目的是希望他引咎辞职。早有心理准备的牛僧孺并不回避，坦言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用一种既无奈又伤感的语调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的日子里，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十二月初七，牛僧孺挂着“同平章事”的虚衔，被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终于再度向他招手了。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李宗闵感到忧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随时可能入相，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此刻天子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也只是一场徒劳。

太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李德裕正式入相。天子李昂在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三分之一以外的。

于是，李德裕回朝后立即着手的事情，便是率领他那“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到中央。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毋庸置疑的逻辑终点，便是李宗闵的罢相。

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闵同样挂着“同平章事”的虚衔，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仅仅半年。

至于说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已经当了六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都已经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朝廷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在一夜之间把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他也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在防止一党独大的道路上走一步看一步地艰难前行……

除此之外，天子李昂还能做什么呢？

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没人料到两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会在太和八年陡然间强势崛起，并在帝国政坛上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飓风，而且最终导致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

其中一个就是王守澄的心腹、宋申锡案的策划者郑注。

另一个叫李仲言（后改名李训），原朝中小吏，在敬宗宝历年间因陷害他人而被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县）。

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暴发——天子忽然中风，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功能。

王守澄随即推荐医术精湛的郑注为天子治疗。

李昂的这场病就这么成了郑注平步青云的起点。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精心配置了药方。天子服用后，病情大有好转，从此开始宠信郑注。

而李训的发迹，也同样得益于王守澄的举荐。李训流放象州数年后，幸遇一次大赦回到了东都洛阳闲居。一个偶然的机会，东都留守、前宰相李逢吉向李训透露了回朝复相的想法，李训因与郑注是旧交，就自告奋勇愿替李逢吉奔走，通过郑注结交王守澄。李逢吉大喜过望，当即拿出重金，请他入朝打点。

此刻的李逢吉绝对想不到，这笔钱并没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复相之路，而是替李训铺就了一条入相的金光大道。

李训回到长安后，老友郑注立刻把他引荐给了王守澄。而李逢吉交给李训的那笔重金果然发挥了重大作用，王守澄笑纳了这笔巨款后，马上把李训引荐给了当今天子。由于李训此人深研《易经》、工于术数，能言善辩、富有文采，而且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所以文宗李昂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遂将其引为奇士，宠幸日隆。

李训用李逢吉的钱完成了这鲤鱼跳龙门的神奇一跃，却把李逢吉的重托抛到了九霄云外。

太和八年八月，天子准备任命李训为谏官，让他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宰相李德裕断然表示反对：“李训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这种人岂能用为近侍？”李昂不以为然地说：“难道不能容许他改过吗？”李德裕毫不退让：“臣听说，只有颜回这样的圣贤才能不二过，至于像李训这种人，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如何改过？”李昂说：“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了，不想食言。”李德裕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推荐这种小人来误国，他也有罪！”

天子无奈道：“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总可以吧？”

李德裕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

天子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脸转向了新任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举手要制止他，王涯已经脱口而出：“可以。”天子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脸上顿时阴霾密布。

就在片刻之前，王涯还在义愤填膺地和李德裕一起草拟劝谏天子的奏疏，此刻一见皇帝心意已决，而且考虑到李训背后还站着大宦官王守澄，遂中途变卦。

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天子李昂就有底气了，随后便让李训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虽然有所让步，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让步，用不了多久，李训必定会青云直上。道理很简单，李训背后的靠山不仅仅是当今天子，更重要的是王守澄和他的宦官集团。在如今的大唐帝国，这样的人不发迹，什么人才能发迹？

而如果有人胆敢阻挡这种人发迹，他就是自不量力、自讨苦吃。

此时此刻，在王守澄、李训和郑注的眼中，宰相李德裕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李相较，李宗闵才是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盟友，而李德裕这种孤傲清高、不识时务的人最好趁早从他们眼前消失。

很不幸，经过这次面折廷争，李德裕在天子李昂心目中的形象也已经大打折扣。

这一切最终决定了李德裕及其党人的再次出局，同时也决定了李宗闵及其党人的东山再起。

这一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四天后，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李训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二十日，李德裕入宫向天子“陈情”，请求留在京师。史书没有记载此次“陈情”的详细经过和具体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李德裕一定是表达了悔意，并且向天子低头认错了。因为天子当时便答应了他，让他继续留在朝中担任兵部尚书。

如果不是李德裕做出了极大妥协，那是不可能让天子收回成命的。

可是，天子虽然收回了成命，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却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可轻易更改、出尔反尔？天子无奈，只好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李德裕一走，朝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和政治洗牌。

面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党争，天子李昂束手无策，只能一次又一次仰天浩叹——

“去河北之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太和八年。

党争进行时。

帝国政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停留在太和八年，决不会有答案。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拉长三十年、五十年，直至拉到七十年后的公元907年，当最后一任大唐天子、年仅十六岁的唐哀帝李柷把支离破碎的李唐江山拱手交给那个名叫朱全忠的人时，我们方能从历史佬儿为我们准确记录下的这个长镜头中，看见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那就是——

党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灾难，一场自掘坟墓的王朝悲剧。

在这样的灾难和悲剧中——

绝对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