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李恒最近很郁闷。

因为父皇李纯好好的一个人却天天吃药，终于把自己吃成了一个病人。

李恒担心的倒不是父皇成了病人，而是父皇一旦成了古人，这皇帝的位子要由谁来坐？

按道理这位子是非李恒莫属的。

可问题就在这里。

那个手握禁军的阉宦吐突承璀不想“按道理”，他想按自己的心意——把澧王李恽搞上去，把太子李恒搞下来。几年前这老阉宦就已经挖空心思地搞过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了，所幸没有得逞。最近父皇一倒，他便活动得异常频繁。李恒为此惶惶不安，只好暗中派人去跟他的舅父、司农卿郭钊问计。

郭钊捋了半天胡子，然后意味深长地咳了一声。

太子的使者赶紧拉长了耳朵。

殿下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须忧虑。太子老舅用一种智者的口吻说。

就这么告诉殿下？

就这么告诉殿下。

其他没什么了？

其他没什么了。

这不废话吗？使者在那愣了半天，硬忍着才没让这句话溜出口。

使者回禀太子的时候，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和自己预料的一模一样，随后就听见一声怒吼——这不废话吗？

天子简直就是疯子。

这是最近这段时间天子身边大多数宦官的一致看法。天子李纯自从正月初患病之后，脾气就变得比以往更为暴躁，左右的内侍宦官动辄获罪，甚至好些人无缘无故掉了脑袋。宦官们人人自危，不知道噩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这一天，五六个主事宦官开了个秘密的碰头会。他们是神策右军中尉梁守谦，内常侍陈弘志、王守澄、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此次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这种噩梦般的日子哪一天才是个头？

天子已经处于半疯癫状态，如果坐待他自然死亡，无疑还有很多人会死。

包括在座的这些人，都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所以，要结束这场噩梦的最快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杀！

他们别无选择。

杀完后第一时间拥立太子李恒即位，这样既杜绝了后患，又能抢一个定策的首功。

此事有百利而无一弊。

结论既然有了，他们决定当天就采取行动。

陈弘志被选为具体的执行人。

无家无后的人就是有这个好处：一旦打定主意，绝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

这天夜里，他们一起守在中和殿外面，看着陈弘志走进去，片刻之后又看着他走出来。

陈弘志一边朝他们走来一边剧烈地颤抖，抖到他们面前时终于抖落了两个字——成了。

是日深夜，宫中的内侍宦官正式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

同时他们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药物中毒。

发布消息的同时，早有准备的梁守谦就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进了左军中尉吐突承璀的府第，不由分说地将其砍杀；紧接着又冲进澧王府，杀死了李恽。

闰正月初三，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在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穆宗。

李恒觉得这一切就像是在做梦。

一夜之间，父皇死了、吐突承璀死了、澧王李恽死了，一切阻碍他登上龙椅的因素全部自动消失了！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吗？

此时此刻，新天子李恒觉得自己的老舅真是一位料事如神的智者。

殿下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须忧虑。

果不其然啊！

闰正月初四，李恒把宰相皇甫镈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初八，任命御史中丞萧俛和翰林学士段文昌为宰相；初九，将柳泌乱棍打死，其他所有方士全部流放岭南。

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

朝野上下当然都会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可他们最多也就是把宪宗之死归咎于迷信方士和误食丹药而已，没有人会想到皇帝的真正死因。

至于新天子李恒本人，则更不愿去想这些让人烦心的事。闰正月底刚刚脱掉丧服，二月初他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充耳不闻。

除了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外，新天子还有一个习惯让谏官们看了扎眼。

那就是他的出手太阔绰了。尤其是对那些倡优戏子，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等五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偏殿）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天子李恒看了他们很久，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说：“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由于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天子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

可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所有的娱乐活动照常进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变。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以都知兵马使身份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藩镇似乎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的儿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

应该说，穆宗的宰相们制定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然而，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问题了，否则当年的德宗和宪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寝食难安。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出来；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简言之，穆宗朝廷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许是无可厚非的，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显然不合时宜、甚至大错特错。

可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他当然也不可能看到——“元和中兴”的阳光已经消隐，帝国的上空正乌云四合。

新年很快又来了。

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同时命令河北诸道重新修订中央“两税”的缴纳办法。

这一年春天，河北诸藩表面上都还平静，可来自幽州的一个消息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就这么一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可能吗？

朝野上下都感到不可思议。

可据说消息很可靠。

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

据说刘总自从杀死父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来找他索命，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就在府中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刘总每天从军府回来后，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他才觉得安心。要是晚上一个人独处，就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天天如此，到后来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症。最后刘总终于想通了：要保命，就得出家；否则就算不被父兄的鬼魂杀死，迟早也会被吓死。

穆宗朝廷对此事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他们倒不是不想趁此机会把卢龙彻底收归中央，而是因为此事太过出人意表，不知道刘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穆宗并未马上同意刘总的请求，而是在三月中旬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侍中，兼天平（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同时将宣武节度使张弘靖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刘总这回是铁了心了，一再向穆宗上疏，言辞真诚、态度恳切，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舍宅为寺。穆宗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派遣宦官赠他一套紫色的僧衣。不过与此同时，天子李恒还给他送上了天平镇的旌节斧钺，意思是任他选择，假如反悔的话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

皇帝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甚坚的刘总就已经剃了光头。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随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了新任的留后，连夜逃出了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将士们才发现刘总已不知去向。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

那就是刘总。

至于说他是被父兄的鬼魂索命还是被人谋杀，或者是自尽而亡，那就没人知道了。

刘总人生的最后一步路虽然走得有点任性和荒唐，可他在临走之前却给穆宗朝廷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厚礼。

他主动上奏朝廷，要求把卢龙一劈为三，并推荐了三个出镇的人选：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的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风宽和、颇得民心；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卢士玫，时任权知京兆尹，虽说此人是刘总妻子的族戚，但其一直在朝中任职，也算是朝廷信得过的人。

总之，刘总的上述安排基本上是站在朝廷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除此之外，刘总把手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难制的部将悉数挑选出来，全部送到了长安，表面上对他们说是赐给他们朝廷禄位，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很显然，此举也纯粹是替朝廷考虑。同时，刘总还给朝廷献上了一万五千匹膘肥体壮的北地良马。

刘总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所做的种种安排，应该说是给穆宗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使其能够把卢龙彻底改造为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区。只要穆宗和他的谋臣们善于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将大大增强，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

然而，对于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一届李唐政府来说，这一切注定只能是空想。

因为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他更关心的是女人、倡优和美酒。

而时任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也好不到哪去。身为宰辅，他们既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当年的裴度、武元衡等人相去不啻霄壤。

首先，他们并没有完整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划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士玫，剩下的卢龙大部都交给了张弘靖，原因据说是出于对前朝宰相的尊重。可他们却没有想到：张弘靖毕竟是文官出身，对卢龙各方面情况都缺乏了解，如果没有薛平这种熟悉河朔士风民情的人去协同治理，光靠张弘靖一个人，能镇得住卢龙的那些骄兵悍将吗？

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其次，崔植和杜元颖完全不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有兑现当初刘总向这些人做出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不但没得到任何赏赐和提拔，而且每次到中书省去求官，都会遭到宰相们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朝廷以为形势稳定了，居然对他们下达了逐客令，命他们各回本军、听候差遣。

这帮被穆宗朝廷视为弃儿的将士带着满腔愤怒回到了卢龙。

没人知道这样的愤怒一旦爆发出来会是一种怎样的后果。

也没人知道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很快就将把张弘靖取代。

这个人原任卢龙都知兵马使，名叫朱克融。

他是朱滔的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