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了西川、夏绥、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成德、卢龙、魏博。

自从安史之乱后，它们与南边的淮西、东边的淄青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它们不但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而且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这样的藩镇不收拾，中央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可这样的藩镇要收拾，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宪宗李纯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卒，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李纯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从，就趁机兴兵讨伐。

三年前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病死的时候，他的异母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当时李纯就很想把李师道端了，可朝廷其时正对刘辟用兵，无力兼顾，李纯只好违心地任命他为留后，但是把征收两税和任命各级官吏的权力都收了上来。当时李纯就打定主意了，一旦平定刘辟，此后无论哪个藩镇胆敢再搞世袭制，朝廷绝不纵容。

所以当王承宗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时，宪宗马上跟几个心腹重臣商议讨伐之事。可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却都表示反对。李绛说：“河北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是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这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再者，卢龙、魏博、淄青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任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觉得大臣们说得有道理，虽然心里老大不爽，可还是忍了下来。到了这一年七月，宪宗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对李绛等人说：“朕想了个法子。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朕想把他辖下的德州、棣州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一律由朝廷任命，就像淄青的李师道那样，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会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皇帝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秋天，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眼看这强藩世袭的一幕又要在自己面前轮番上演，宪宗觉得这简直是对他的挑衅和侮辱，于是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不服从，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就此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什么呢？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之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单独叛乱，部众其实都不服从，只是被他们的财货利益所诱，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又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好言相劝，他们不听；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到头来只会弄得自己丢脸。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因为他们要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宪宗李纯也全盘接受了这个建议，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李唐王朝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元和中兴”，而不至于多绕一个大弯。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而成功通常需要绕弯。

不过，即将出现在李纯面前的这道弯实在是太大，大到让他一度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跟当年的德宗皇帝一模一样的失败，从而在一段时期内充满了挫折感。

事情起于元和四年八月，一直未获朝廷任命的王承宗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八月初九，宪宗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以及某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说：“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明诚意。”九月，朝廷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

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爽。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无异于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偷偷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你以为他是成德的属官就等于是你的人吗？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把薛昌朝囚禁了。

宪宗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命令他立刻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破碎了。

宪宗李纯忍无可忍。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了。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削去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力主讨伐的左神策中尉、宦官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四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力谏：“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从古到今，从未见过把天下的军队集结起来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我恐怕天下豪杰听到，必定轻视中央；四方蛮夷风闻，必将讥笑大唐！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我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治所在定州）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于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这简直就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与此同时，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可宪宗李纯一概置之不理。

几天后在延英殿上，李纯的这项决定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无奈之下，李纯只好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可实际上还是以他为军队的最高统帅。

翰林学士李绛再度向李纯指陈重用宦官之弊，说这帮人没有原则、唯利是图，只会进谗言陷害忠良。可李纯却不以为然：“这些人怎敢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又说：“宦官们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怎么能不防范呢？”

李纯不听。

他当然不会听。

其实天子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问题在于：历代大将的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史文臣的党争之患、擅权揽政之患，难道就不烈吗？

所以，天子不得不重用宦官。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大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可宪宗李纯坚信他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然而，当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

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不过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所以在这一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就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

从元和五年正月开始，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宪宗朝廷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与成德有宿怨的卢龙节度使刘济亲率七万大军在正月打下了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之外，其他各路政府军基本上都是碌碌无功：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推进到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淄青的李师道和魏博的田季安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装模作样地各自打下一个县城后就按兵不动；而主帅吐突承璀亲自率领的神策军则打得最为窝囊，不但屡战屡败，而且早早就损失了一员猛将郦定进——此人是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他的阵亡导致原本就颇为消沉的士气更是涣散得无法收拾。

一切都被翰林学士白居易料中了，宦官吐突承璀不但协调不力，而且指挥无方，这场仗再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徒劳无功。于是白居易再度上疏劝皇帝罢兵。

现在的形势对宪宗皇帝来讲真是糟透了。

去年十一月，也就是朝廷刚刚发兵征讨成德的时候，淮西的吴少诚就病死了，大将吴少阳杀了吴少诚的儿子，自立为留后。宪宗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又出现了。考虑到河朔正在用兵，朝廷不可能同时跟淮西开战，宪宗只好装聋作哑，将淮西事务暂时搁置，打算等讨平成德再回头对付吴少阳。没想到几十万大军打了好几个月，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宪宗的气真的是不打一处来。眼看河朔战事已经进入胶着状态，宪宗担心迟迟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只好在这一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整个局势的演变跟李绛当初的那一套战略构想彻底地南辕北辙了。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已经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一切都乱套了。

而眼下，前线又传来了一些消息，让宪宗李纯越发感到心烦意乱。

那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送来的消息。他指控诸道军队与成德勾结，劝朝廷不要再命令军队往前推进，同时还暗示朝廷把他的中央荣誉官职擢升为宰相。

宪宗觉得卢从史的种种表现似乎都有些反常。当初要征讨成德时，他是第一个跳出来高举双手表示支持的，可战事一开，他却始终拖延战机、逗留观望，现在他又指控其他将帅和王承宗勾结……朝廷到底要不要相信他？

正当宪宗皇帝忧心忡忡、一筹莫展之际，宰相裴垍特意召见了入朝奏事的昭义部将王翊元，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隐隐施压，迫使他说出真相。王翊元为求自保，只好把卢从史玩的那些猫儿腻全部抖了出来——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卢从史自己。自从开战以来，卢从史就一直与王承宗暗通款曲，而且命部众暗藏成德旗号，又故意抬高粮食和草料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一意制造混乱，目的就是想坐收渔翁之利。

当裴垍把这一切告诉宪宗，并且建议由前线的吐突承璀就地收拾卢从史时，年轻的皇帝惊愕不已，犹豫了半晌才点头同意。

元和五年四月十五日，吐突承璀在朝廷的授意下，与卢从史的部将乌重胤等人合谋，用计将卢从史诱捕，同日执送京师。

四月二十三日，宪宗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六月，战事仍无进展，白居易再度奏请罢兵。七月，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且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准许他改过自新。

宪宗皇帝终于等到了一张下台的梯子，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对于有罪之人的宽恕称为“赦免”，而对于蒙冤之人的平反才称为“昭雪”，一词之差，足以见出此时李唐政府对待藩镇的态度已经变得何其温和、甚至是何其软弱了；同时朝廷又恢复了王承宗的节度使一职，并且把德、棣二州归还给了他。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李唐政府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除了换掉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之外，别无所获。

年轻的宪宗皇帝觉得自己窝囊透了，四年前平定三藩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和威望在这一刻土崩瓦解了。

收拾藩镇——真他妈不是件容易的事！

宪宗李纯不知道当年的德宗皇帝被藩镇搞得灰头土脸时有没有骂过娘，反正他现在只想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