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也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原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自从德宗回銮之后便一直让宦官执掌。王叔文的此项任命显然是故伎重施，他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

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账。

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皇帝，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说起来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并不重要，可问题是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以此职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也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这让王叔文等人实在难以接受。王伾立即上疏顺宗，请求为王叔文保留该职务。但一再上疏的最终结果只是允许他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而复职的请求却被彻底驳回。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顺宗皇帝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完全控制了。

宦官势力的强大让他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日子里，更让王叔文感到痛苦和愤怒的事情接踵而至。

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他的仇敌。

表面上的原因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众，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速度太快、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

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由于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所以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公开场合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下诏将其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关系就此破裂。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可又无计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后，又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人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韦皋这个人说起来也是有功于朝的，他曾在边境多次击败吐蕃的入侵。正因如此，他才一贯居功自傲，千方百计想扩张地盘。这次让刘辟来向王叔文传话，口气很是盛气凌人。刘辟对王叔文说：“太尉（韦皋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区区诚意，如果把西川、东川（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山南西道（治所在兴元，今陕西汉中市）这三川之地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那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

王叔文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首先，一个他本来就不齿的军阀居然找上门来跟他赤裸裸地交换利益，这不仅让他觉得荒谬，更觉得是对他的侮辱；再者，韦皋这狗贼也太狂了，说什么假如不把三川给他，就以“别的方式相报”！这像是在商量事情吗？这根本就是在威胁恐吓！王叔文一愤怒，就照旧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

这命令还是一个字——斩！

可韦执谊也照旧还给他了一个字——不！

刘辟没完成任务，就留在京师瞎晃，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随后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吓得一溜烟地逃回了成都。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其实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王叔文和他的性格差异固然是有，而且很大，但这并不是造成他们反目的真正原因。

或者说不是深层原因。

深层的原因是——韦执谊觉得他既然已经当上了宰相，那就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了。说白了，这就叫过河拆桥。

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还不仅仅在于他对友情的背叛，还在于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不过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充塞天地的巨大而无形的孤独。

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

西川节度使韦皋在王叔文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

第一道是给顺宗皇帝的。韦皋说：“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他说：“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皇帝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么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太子、宦官、藩镇，这些势力绞在一起，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呢？

也绝对是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