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李适一直对着亲人们点头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逡巡。

他在寻找一个人。

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浊泪。

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絪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实在是不得已，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絪等人连忙随声附和。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他们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没错。

对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龙椅——的确是个大问题！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且他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

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百官们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的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军士兵半信半疑，踮着脚尖张望，不相信金銮殿上的那个新皇帝真是中风数月的太子。后来士兵们看清了，金銮殿上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李诵，据说有人当场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也怪不得他们激动。万一太子真的站不起来，大明宫必将因争夺皇位而爆发政治动乱，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就是他们这些禁军士兵。

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自然也就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天子就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

所以历史也就注定会在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

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他们二人皆非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走进长安，并且走到太子李诵的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少了长安官场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帝国乱相和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他对李诵的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老师。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同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绝不会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李诵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他的布局：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任命原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月二十二日，任命原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叔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有相对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孚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做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做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一场雷厉风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

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并且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场。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

不，是脆败！

是尚未与对手在中盘展开厮杀就全军覆没的脆败！

这唯一的一次脆败不仅彻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都说世事如棋。

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

可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其实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也必将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长安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此次改革针对的恰恰是特权阶层；最后，给形形色色的政敌一个下马威——王叔文连恃宠擅权的宗室亲王都敢动，天下还有谁他不敢动？

这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装满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算侥幸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欠政府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末年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德宗末期实施这项弊政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

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

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一片欢腾。

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也许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

三月十七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两天后，王叔文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和韦执谊一样，只是被他推到前台充当门面而已。

改革派继行政权之后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财政大权，这不能不引起反对派的极大恐慌。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定为储君。顺宗无奈，于三月二十四日命翰林学士草诏，立李淳为太子；同日，太子改名李纯。

对于顺宗皇帝和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与东宫集团的强势结合，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兆头。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看见太子李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一个人自始至终闷闷不乐。

他就是王叔文。

那天他一句话也没说。典礼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仰天长叹，嘴里不断吟诵着杜甫祭悼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王叔文是否在这一刻就已经预感到了这场改革和他本人的下场？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不难看出，作为改革领袖，作为天子之师，王叔文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喜怒形于颜色，居然会在诸多对手面前如此轻易地暴露他内心的忧虑和恐慌，那就足以说明王叔文这个人的气度、韬略和修行明显不足，也说明这场改革的格局注定有限，而它的未来命运也注定不会乐观。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我们不得不说，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之所以来得迅猛，败得惨烈，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王叔文本人。

王叔文固然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抱负有魄力有见识有良心的人。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往往最终都会遭遇失败。这是为什么？除了旧制度的强大惰性，除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除了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扑和极力打压之外，改革者本人，是否也应该反躬自省，数一数自己身上致命的缺陷都有哪些？

而说“不是我们不够聪明，而是敌人太过狡猾”这样的话是没用的。我们应该看到，王叔文和历史上的改革者们通常都有操切、忌刻、自负、激进等等毛病。无论是二百多年后的王安石，还是一千一百年后的康有为，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并且极为相似。

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改革者的优点都很显著，也都很一致。可同时，他们的弱点几乎也是如出一辙。

历史一直在重演，却没有人引以为鉴。

这，又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