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是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说他是一个幸运的皇帝并不为过。尽管从他即位以来，国内的藩镇之乱就没有消停过，而穷凶极恶的吐蕃人也从未停止过对边境的袭扰，整个国家内忧外患，时局不可谓不艰危，可事实上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进而言之，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李唐的一代中兴之主。

他的资本事实上就是人才——武将如李晟、马燧、浑瑊，文臣如李泌、陆贽。

尤其是像李泌、陆贽这样的栋梁之材，把他们随便放在历史上哪一个明君身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贤相。

然而他们终究没有。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因为德宗皇帝的修行还远远够不上一个明君的标准，甚至十不及一。德宗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会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地偃旗息鼓，除了历史积习和制度缺失等客观原因之外，主观因素就是他的促狭、猜忌、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可直到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德宗李适在一次与李泌的谈话中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都说他奸，朕却不这么认为。”

李泌的回答是：“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泄私愤，诬杀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死地，最后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把卢杞流放到远方，否则大祸如何能止？”

李适不以为然地说：“当年的杨炎简直把朕当成了小孩子，每次议论大事，朕准了他的奏议，他就高兴；与他辩论，他就怒气冲天，以辞职相要挟。看他的意思，就是朕不配与他谈论！朕无法忍受，才把他除了，此事与卢杞无关。建中之乱，术士早有预言。说起来这也是天命，卢杞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招致祸乱？”

李泌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把一切都归于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没用了。”

这场谈话显然并未扭转李适对卢杞的看法。而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李泌担任宰相的一年十个月里，李适始终没有从他身上学到半点识人用人的原则与方法，更谈不上什么治国兴邦的智慧和韬略。

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他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贞元五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他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成功消除了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之间的互相猜忌，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

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

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

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没有办法让自己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是否也有这种惊人的想象力。

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

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

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位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

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

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却被李泌的一番斡旋而侥幸地避开了。

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

尤其是在皇帝当不起的时候。

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皇帝的损失，也是帝国的莫大损失。

然而，之所以说德宗是幸运的，是因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还给他准备了一位贤相。

他就是陆贽。

早在建中四年泾原兵变、天子流亡奉天的那段时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一个宰相的职责。戡乱时期帝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军事战略事实上大多出自陆贽的筹划。那些日子德宗皇帝对他言听计从，《罪己诏》的颁布即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所以当年的陆贽被时人誉为“内相”，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但是，叛乱平定后德宗皇帝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甚至是遗忘了陆贽。

因为陆贽常常条陈前宰相卢杞的罪状，这就让德宗很不爽；而且陆贽言事每每率直激切，这又让德宗感到他那宝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加上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时常在德宗耳边嘤嘤嗡嗡，所以，即便兼有宰相之能、宰相之德与宰相之望，可陆贽自始至终没有宰相之位。

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泌之后的几个继任宰相在乐此不疲的相互倾轧中被德宗皇帝一怒之下全部贬出了朝廷。看着那张突然空出来须臾不可无人的宰相位子，德宗李适终于想起了与他共过患难的陆贽。

这一年四月，被排挤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收到了天子给他的这份迟来的礼物。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陆贽自然是全力以赴。就在拜相次月，陆贽就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举属员。陆贽此举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的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任人唯亲和专擅朝政，而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自荐属员，才有可能在相对意义上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

陆贽这么做显然是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伤害了他本人的利益，因为削弱宰相权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权力。德宗皇帝当然不会不意识到陆贽的这份坦荡和无私，所以很快便下诏推行。然而仅仅数日之后，便一再有人跟德宗打小报告，说各司举荐的人都是徇私受贿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德宗一听就罢废了这项新政。陆贽据理力争，频频上奏，可德宗却执意追回前诏而拒绝施行。

在陆贽此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陆贽的满腔热忱最终只能化为一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一直到许多年后，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流传于世，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窥见他透亮的智慧，感受他超迈的人格力量。

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

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陆贽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

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可德宗李适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对李适而言，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甚至于感到愤怒了。相形之下，其时正任户部尚书、判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

而巧合的是，这个裴延龄当年正是被卢杞引荐的。

也许这并不是巧合。但不管怎么说，反正德宗皇帝到了贞元十年的年底终于下决心又换了一次车轱辘。

陆贽被卸掉了，贬为太子宾客。裴延龄觉得威胁尚在，就在德宗耳边说了几句话，于是陆贽再度被贬为忠州别驾，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荒凉的蜀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裴延龄心满意足，觉得宰相之位已经非他莫属。

可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裴延龄就死了。朝野上下争相庆贺，唯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

毫无疑问，这个让天子看着顺眼、用着舒心的裴延龄如果不死，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心目中的好宰相。

卸掉了李晟、马燧、陆贽这几个车轱辘之后，德宗李适发现——天并没有塌下来！

而且帝国的马车也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不快，但绝无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的他忽然又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于是在贞元的第二个十年里，德宗李适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十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除此之外，没有了宰相掣肘的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李适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总是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天下州县和诸道进奉的所谓“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络绎不绝地涌进长安，让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么驶进了九世纪的黎明。

一切貌似都很平静。

直到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才让德宗李适猛然从他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和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过来。

太子李诵中风了。

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已经六十三岁了。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朝野上下的人们忧心忡忡——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帝国将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