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大唐帝国在整个贞元二十年间就像是行走在八世纪的沉沉黑夜之中，一切都显得了无生气而且混沌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德宗初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有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就像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按照它自己的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多数情况下驭手德宗李适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他只能凭着驾车多年的直觉，偶尔拉拉缰绳、甩甩鞭子而已。当然，如果感觉有必要，李适也会动手更换几个车轱辘。

可直觉毕竟是直觉，它代替不了理性的判断。所以李适拉绳子和甩鞭子的动作看上去总是显得有些无奈和随意。此外，让人不敢恭维的是，有几个质地优良、结构坚固的车轱辘本来走得挺好，可没多久却被李适换掉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些华而不实、咯吱作响的劣质轱辘。

可这也没办法。只要李适本人看着顺眼，用着舒服，那就谁也拿他没辙。

因为马车是他的。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一直以来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踢踏乱咬，疯跑一气，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颠覆。到了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没闹出太大的动静。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中央政府和德宗皇帝疲于应付、大伤脑筋……

宣武镇（治所在汴州）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闹起来的，此后就一直不得安宁。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死，朝廷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诸将的意见，说：“调陕虢道观察使吴湊过去接任，可不可以？”宣武诸将说可以，朝廷松了一口气，就命吴湊走马上任。不料，吴湊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中央的将佐，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德宗不得已，只好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才过了一年多，亦即贞元九年十二月，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就再度发动兵变驱逐了刘士宁。德宗照例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旋即任李万荣为节度使。

贞元十二年六月，李万荣病重，他儿子李迺就纵容乱兵诛杀大将，准备自立。都虞侯邓惟恭和监军宦官俱文珍合谋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随后邓惟恭又有自立之意，朝廷急命时任东都留守的老臣董晋兼任宣武节度使。性情宽和的董晋到任之后，极力安抚邓惟恭，自己只管行政，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可野心勃勃的邓惟恭并不满足，于这一年十一月阴谋发动兵变，结果事情败露，被董晋逮捕，执送京师。

贞元十五年二月，年已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德宗命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陆长源为人骄狂刻薄，不得人心，未及继任又纵容手下判官孟叔度变相降低士兵待遇，遂引发士卒暴乱。哗变士兵将陆长源和孟叔度斩杀，并且将其剁成肉块吞食一尽。监军宦官俱文珍急忙向宋州刺史刘逸淮求援。刘逸淮率兵进驻汴州，暴乱得以平定。德宗遂以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并赐名全谅。同年九月，刘全谅卒，将士拥立其外甥韩弘为留后，朝廷只好默认，随后任其为节度使。

短短七年之间发生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节度使，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韩弘充满临深履薄之感。韩弘决定采取行动以确保辖区的稳定。经过一番暗中调查，韩弘锁定了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据说此人就是历次兵变的幕后策划者。韩弘遂埋伏重兵，将刘锷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起来，然后全部砍杀。

那一天，军营中的路面据说被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弘来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锷和他的三百多名手下确为历次兵变的主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韩弘需要这几百条性命来杀戮立威。

韩弘的目的果然达到了。

在他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整整二十一年中，辖区内再也没有发生一次兵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中大呼小叫。

除了宣武镇，第二匹烈马非彰义镇莫属。

彰义镇（治所在蔡州）原本是李希烈的淮西镇，于贞元十四年更名。这块地方在当年的诸藩之乱中就是一个重灾区，不但是最后平定的，而且平定得极为勉强，其节度使吴少诚就是在多次内讧中上台的，朝廷只不过是承认了他，从而顺势抚平而已。就在更名这一年的九月，吴少诚悍然出兵劫掠了隶属于淮南镇的寿州和霍山（今安徽霍山县）两地，斩杀守将谢洋，并将其方圆五十余里据为己有。

还没等朝廷作出反应，贞元十五年三月，吴少诚又发兵袭取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今河南泌阳县），斩杀监军宦官邵国朝、守将张嘉瑜，掳掠百姓千余人而去。同年八月，又派兵袭击隶属于陈许镇的临颍（今河南临颍县）和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陈许留后上官涚命部将王令忠率三千人前往救援，被吴少诚所败，全部被俘。吴少诚随后又进围陈许总部许州，日夜猛攻。上官涚率众抵御，将其击退。吴少诚转攻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又被击退。

贞元十六年二月，德宗皇帝终于异常迟钝地挥动了他的鞭子，下诏削除了吴少诚的官爵，命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为招讨使，集结十七道兵马讨伐吴少诚。

然而，这韩全义却是草包一个，他能当上这个统帅全靠谄媚和贿赂宦官。韩全义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每次都是任由数十名监军宦官在营帐里高谈阔论，气氛看上去挺热烈，可决议从来不曾得出半个。

有如此统帅，这场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五月，韩全义与吴少诚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在溵水（今河南项城县西北）展开会战。政府军刚一接战便四散溃逃，韩全义率部退至五楼（今河南上蔡县东北）。七月，叛军乘胜追击，在五楼再败政府军，韩全义退守溵水城（今河南商水县）。九月，吴少诚率部进抵溵水城下，韩全义怯战，率各军退至陈州。

韩全义数战皆败，军心大为动摇。宣武军和河阳军各自逃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萌生去意，韩全义恼羞成怒，将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度、河中将领郭湘等人当众斩首。

正当前线节节败退、朝廷束手无策之际，吴少诚却忽然通过个人渠道将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请他传达罢兵之意。宦官上奏德宗，宰相也劝德宗息事宁人，赦免吴少诚。于是就在这一年十二月底，德宗李适下诏恢复了吴少诚及其部众的官职爵位。

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与其说它是被“平定”了，还不如说它是再次以德宗朝廷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

当然，严格来讲，德宗朝廷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因为很久以来，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在藩镇事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放弃了。

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N次之后，应该叫什么？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皇帝本人又是如何理解他这种行为的呢？

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