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扯起了反旗，可李怀光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他麾下的朔方将士普遍对李唐还抱有感情，所以当李怀光遣将去追杀天子的时候，三个将领故意在途中逗留延宕，放走了德宗；此后李怀光准备攻打李晟，三次下达动员令，将士们都不从命。他们说：“如果是打朱泚，我们一定效死；要是想谋反，我们宁死不从！”

除了部卒离心之外，李怀光和朱泚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

李怀光反叛之前，兵多将广、势力强盛，朱泚致函尊其为兄长，并相约与他在关中称帝，愿为兄弟之国。可当朱泚后来发现李怀光的部众纷纷背叛，势力日渐削弱时，便又傲慢起来，竟然赐给李怀光“诏书”，以臣节相待，并打算征调他的部队。李怀光勃然大怒，可他处在李晟和朱泚的夹缝间，又不敢轻举妄动。

他担心进攻其中任何一个，都会遭到另一个的攻击。

万般无奈之下，李怀光只好烧毁营寨，纵兵大掠泾原十二县。把这一带掳掠得鸡犬不留之后，他才率部东走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可当他走到富平（今陕西富平县）时，大将孟涉和段威勇却带着数千人突然掉头投奔了李晟，随后一路上又不断有将士叛逃。袭取了蒲州后，李怀光命大将赵贵先在同州构筑城防，可赵贵先不久便举城归降了唐朝。

李怀光断然没有想到，他反叛之后不但没有像朱泚和李希烈那样割地称帝，反而前途更加暗淡。

可李怀光知道，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无论前面是什么，他都得硬着头皮走下去。

兴元元年五月二十日，已被德宗任命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四镇节度使的李晟拟定了克复长安的作战计划，并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等部约定日期会师于长安城下，准备大举反攻。

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以西击败了朱泚部将仇敬忠，将其斩杀。

二十五日，李晟大军推进到长安光泰门（大明宫东北门）外。

二十六日，李晟军正在修筑工事，朱泚命大将张庭芝、李希倩趁他立足未稳出城攻击，被李晟打得大败而回。

二十七日，朱泚军数度出战却频频失利；同日，骆元光又在浐水西岸击败了朱泚的部队。

二十八日，李晟大军发动总攻，从大明宫北面禁苑的苑墙突入城中。朱泚与姚令言率兵奋力抵抗，终究不敌，最后带领残部一万多人从西面逃出长安。李晟命兵马使田子奇率骑兵追击。同日，浑瑊等人也率部克复了咸阳。

沦陷了八个月的长安，终于回到李唐王朝的手中。

朱泚和姚令言向西一路狂奔，打算投奔吐蕃。可他的部众却沿途逃散，跑到泾州时，一万多人逃得只剩下百余骑兵。非但如此，朱泚任命的泾原节度使田希鉴还坚闭城门，拒绝接纳。朱泚大怒，在城下喊话道：“你的旌节是我授予的，为什么在危难时竟忘恩负义？”遂下令士兵焚烧城门。

田希鉴在城头上冷笑。

要说我田希鉴的官是你朱泚封的自然是没错，可你朱泚当初的官又何尝不是李适封的？你朱泚可以叛，我田希鉴为什么就不能叛？

田希鉴冷笑着命人取来节度使的旌节，往城门下的火堆里一扔，大喊一声：“还你的旌节！”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朱泚的部众发出了绝望的哭泣。一部分泾原籍的士兵索性杀了姚令言，砍下他的首级向田希鉴投降。朱泚只好带着余下的亲兵、幕僚、族人，继续向北面的驿马关（今甘肃庆阳县西南）逃窜。到了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夏侯英又闭门拒绝，朱泚只好折往西北方向继续逃亡。

当朱泚一行人疲惫不堪地来到彭原西城屯（今甘肃镇原县东）的时候，有两个人不想再跑了。

他们是朱泚的大将梁庭芬和韩旻。

梁庭芬故意放慢速度，让他的坐骑落在众人之后，然后从容地搭弓上箭，一箭就把朱泚射落马下。

朱泚负伤掉进一个土坑中，韩旻挥刀上前，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

韩旻等人提着朱泚的首级返回泾州投降。数日后，首级被传送至梁州的天子行在。

至此，由泾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叛乱终于尘埃落定。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十三日，颠沛流离的德宗李适回到了阔别十个月的长安。

大明宫依旧矗立在那里，默默守候着他的归来。

亮丽的阳光下一切如初。

尽管玄武门上的每一块砖墙都曾亲历过流血和死亡，尽管含元殿前的每一寸丹墀都见证过阴谋和背叛，可它们全都缄默不语，反而向天子李适展现出一副令人生疑的矜持和美好。

归来的李适受到万千军民的夹道欢迎。

他一路上都保持着笑容——一副矜持和美好的笑容。

那笑容仿佛在说：“百姓别来无恙、长安别来无恙、帝国——别来无恙！所有的灾难和不幸终将过去，让我们找回昔日的勇气和力量，来重建一个幸福而美丽的家园吧！”

然而没有人知道，此刻李适的心头正响着另外一种声音。

那声音在说：“这世上有一种东西丢了就是丢了，那是找不回来的。”

李适不知道到底丢了什么。

可他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丢了……

这一年十月末，德宗李适发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宦官窦文场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以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右厢兵马使。

帝国禁军从此再度回到宦官的手中。

随着帝京长安的光复，各个战场的形势也在逐步好转。

河中战场上，浑瑊和骆元光从西南反向进逼李怀光，在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县东）一带与其对峙；而河东节度使马燧则从东北方向夹攻李怀光，劝降了李怀光的妹夫要廷珍、部将毛朝扬和郑抗，先后收复了晋州（今山西临汾市）、隰州（今山西隰县）、慈州（今山西吉县）、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并分兵横扫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万泉（今山西万荣县）一带，对李怀光的后方形成了重大威胁。而在河北战场上，朱滔被王武俊打得节节败退，局面日蹙，再加上朱泚已死，朱滔极度惶恐，只好上表向朝廷请罪。中原战场上，政府军也开始转败为胜，先后逼降和俘虏了李希烈的手下大将李澄、翟崇辉、田怀珍、孙液等人，克复了滑州、汴州、郑州等战略要地，迫使李希烈不得不“迁都”蔡州。

兴元元年最后的几天，帝国的四面八方不约而同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稻田荒芜，连草木都被啃得精光。严重的饥荒导致帝国的每一条道路上都挤满了面黄肌瘦的难民。

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

倒下的人再也没有站起来。

没有谁会看他们一眼。

除了成群兀立在枯树上的乌鸦以及天空中不时掠过的秃鹫之外。

新年的正月初一，唐王朝把年号改为“贞元”。

此前的“兴元”年号仅仅使用一年就被抛弃了。从新年号的字面上看，我们起码可以发现一个改元的原因，那就是大唐天子和他的大臣们不仅仅希望帝国从此获得一个崭新的开端，而更是希望能够把一个良好的开局长久地保持下去。

“贞”是坚定之义，而“元”是开局之义。

历史后来果然证明，苍天没有辜负李适和臣民的期望，“贞元”年号果真陪伴着大唐帝国足足走过了二十一度春秋。

唐德宗的《罪己诏》颁布了一年之后，大唐帝国终于否极泰来、浴火重生……

先是在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势穷力蹙的朱滔在惶惶不安中一病而死，其部下刘怦在将士的拥戴下接过了军政大权；七月，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河北之乱告平。

紧接着八月，李怀光在马燧、浑瑊等人的围攻下落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旋即自缢而亡；其长子李璀亲手杀了两个弟弟，随后自杀。河中之乱告平。

最后是贞元二年四月，身染重病的李希烈被手下大将陈仙奇毒杀；陈仙奇将李希烈暗杀并灭门之后，率众向朝廷投诚；是月底，朝廷任其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自任为留后，朝廷只好予以默认。至此，淮西之乱告平。

尽管诸藩之乱基本上敉平了，可我们却发现——这场席卷了大半个帝国的叛乱与其说是以唐王朝的胜利告终，还不如说是以诸藩的猜疑内讧而顺势抚平，且以德宗朝廷的妥协退让而草草收场。

我们都还记得，这场叛乱之所以爆发，其因有二：一是诸镇的目无朝廷和自代自专，二是德宗的锐意中兴和志在削藩。可是，这场叛乱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认了诸镇自代自专的合法性，恰恰是德宗放弃了他的中兴之志和强硬立场，这一切才宣告终结。

相对于这场叛乱的起因，这种终结的方式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朱滔身死、刘怦自立之后，倘若陈仙奇杀了李希烈、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之后，德宗朝廷仍然像当年拒绝李惟岳那样拒绝承认他们，那么，叛乱能就此终结吗？战争能就此平息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帝国表面上是胜利了，可德宗皇帝本人却陷入了彻底的失败；另一方面，那些起兵叛乱的藩镇首领是彻底失败了，可诸镇“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这套规则本身，却毋庸置疑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德宗一朝的君臣在这场平叛战争中都付出了极大努力——比如德宗的真诚罪己，比如谋臣陆贽审时度势的智慧和韬略，再如李晟、浑瑊、马燧等将帅的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等等，我们也不会否认，在历经安史之乱和诸藩之乱的重创后，德宗皇帝的妥协退让为帝国换取了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机会；无论诸藩如何跋扈依旧，朝廷的绥靖政策毕竟为帝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太平的贞元二十年。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宗初年的雄心壮志事实上换来的只是帝国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疮痍，李唐朝廷不顾一切与诸藩大动干戈的结果也无非是让大唐帝国再次回到了代宗时代的原点——藩镇之乱的根源并没有被铲除，而诸镇废立自专、拥兵抗命的局面也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善；在整个贞元年间，大唐帝国依旧是层层太阿倒持，依旧是遍地骄兵悍将……

当大唐帝国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八世纪的余晖中，我们看见德宗李适落在史册上的身影显得落寞而细长。

九世纪挟着腥风血雨猛烈地朝他扑来。

无论李适走得急促还是走得迟缓，他的帝国终将与九世纪迎面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