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光虽然走了，可他并不是去杀敌。

他一走到咸阳就按兵不动了。

而且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雷打不动。

在此期间他只做了一件事：频频上表，不厌其烦地声讨卢、赵、白三人。

李怀光明摆着就是要跟天子做交易——要想灭朱泚，就先灭此三人，不杀此三人，我就不出兵。

德宗蒙了。

他没想到这把刀居然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脱离了掌控。

打从玄宗时代起，朔方军就一直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从“安史之乱”一直到今天，朔方军更是制衡河北诸藩以及平定叛乱的最主要力量。而今天下乱成了一锅粥，朔方军要是再作壁上观，或者干脆跟着造反，那这天下还有什么指望？倘若再拖延下去，让河南河北、关内关外的叛乱连成一片……德宗李适不寒而栗地想，那这一百六十多年的李唐江山岂不是要倾覆在他的手上？

李适不敢再往下想了。

他决定跟李怀光做这笔交易。

这年十二月十九日，宰相卢杞被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神策军使白志贞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度支赵赞被贬为播州司马。

这一年最后的日子里，在战场上一直处于被动态势的德宗皇帝开始采取两手战略。对朱泚、朱滔、李希烈之流，就一个字——打！而对田悦、王武俊和李纳，德宗则采用了另一个办法——拉。

德宗知道，自从朱泚称帝后，朱滔便日益骄矜、目中无人，所以眼下田、王、李三人跟朱氏兄弟绝对是貌合神离，而且他们也会担心，万一朱泚兄弟真的夺了天下，接下来要灭的就肯定是他们。

河北诸藩有了这样一条致命的裂缝，德宗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他遣使暗中向田、王、李三人许诺，一旦反正，所有罪行全部赦免，而且赠以高官厚爵。

德宗的离间之计虽然产生了一定成效，但是田、王、李三人也只是暗中同意归顺，表面上仍旧与朱滔称兄道弟，而且并未取消王号。

很显然，田、王、李三人是在骑墙。因为就目前局势而言，他们还是很难确定该把宝押在哪一方，所以骑墙对他们最为有利，也最为安全。

而这些日子里，中原战场的形势则让人心焦。

淮西招讨使李勉似乎不是李希烈的对手。在被围攻了数月之后，李勉被迫放弃汴州，率所部一万多人突围，退至宋州。

李希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占领汴州，随即向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出兵。

北路，叛军刚刚兵临滑州城下，刺史李澄便举城而降。

西路，叛军围攻郑州，武牢（今河南荥阳市西）以东地区基本上都被其控制。

东路，李希烈亲率大军攻陷襄邑（今河南睢县），守将高翼城破后投河自尽；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江、淮大震；唐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派参谋晋见李希烈，表示已命令辖下的濠（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寿（今安徽寿县）、舒（今安徽潜山县）、庐（今安徽合肥市）四州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一切听候李希烈指挥。

战火在四方燃烧，在这个冰冷刺骨的冬天里燃烧。

与此同时，唐德宗李适坐在奉天城简陋的天子行在里，看见另一场火焰正在他的灵魂深处灼灼燃烧。

这是一场旧我与新我激烈交战的火焰。

这是一场以肉体的磨难为柴薪，以灵魂的忏悔为火种而点燃的呼唤涅槃的火焰。

李适最后站了起来，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他决定听从翰林学士陆贽的劝谏——下诏罪己。

李适并不知道跨过这一步能否获得新生，可他别无选择。

他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离散的人心将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将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将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将难以重建；而他本人，也将永远无法走出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巨大梦魇。

几天之后，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大唐帝国的臣民们都听到了一则消息：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兴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皇帝颁布了一道真诚剀切的《罪己诏》。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天灾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作态之嫌；而李适此诏则纯粹面对人事，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刻反省和强烈谴责，因而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草诏，但李适的深切忏悔之状依然溢于言表。千载之下阅之，犹在目前：

……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怨气凝结，力役不息……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在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诏书下达之后，“四方人心大悦”。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然而，陆贽绝不仅仅是一个迂阔的文人。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斐然的文采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

重点是——它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收买人心的东西从来都不会是虚的，而是对实实在在利益的关注。“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是百姓得以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诏书又宣布对叛乱诸藩及其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这也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可能缔结的联盟，同时在此基础上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所以，与其说此诏是天子李适裸裎自我的真情告白，还不如说这是李唐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戡乱形势不得不重新建立的一套战略构想。

这道非同寻常的诏书一下，叛乱诸藩迅速做出了反应。

各方的不同反应颇富戏剧性。

首先是朱泚。由于被锁定为唯一的打击目标，朱泚大为光火，决意回敬。可他业已称帝，还能有什么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呢？朱泚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地把国号“秦”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同时改元天皇。

这当然称不上是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但起码表明了朱泚与李唐对抗到底的决心。

紧接着做出反应的是王武俊、田悦和李纳。他们本来已和李唐暗通款曲，如今又看见了朝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遂取消王号，上表请罪。

最后反应的是李希烈。

尽管他被天子和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可他李希烈不会领这份情。

此刻的叛乱诸藩中，他的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用最足，而且又刚刚打了一连串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在此情况下，他如何甘心再向李唐俯首称臣？

他当然不干。

接到诏书数日后，李希烈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同时改元武成，设置百官。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可大唐的土地上却赫然矗立着三个政权。

该忏悔的都忏悔了，该罪己的也罪己了，可顽抗的还是在顽抗，想称帝的还是照样称帝，德宗李适委实无法预料——这新的一年将给他和他的帝国带来什么？

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

这种人最有可能干什么？

李怀光的回答是——造反。

所以，尽管德宗李适一再催促他进攻长安，李怀光却始终置若罔闻。非但如此，李怀光还上奏天子，要求屯驻在东渭桥及长安外围的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等部移师咸阳，与他合兵一处。李怀光此举实际上是企图拥有节制之权，并伺机将唐军各部并为己有。

为了早日克复京师，李适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请求，命李晟等部与其会师。

李晟移师咸阳之后，李怀光的反叛之心日益显露。李晟唯恐被其吞并，遂数度上表，并在陆贽的斡旋和帮助下撤回了东渭桥。与此同时，陆贽也已察觉李怀光心怀异志，便奏请天子，让李建徽、杨惠元部亦移兵他去，防止李怀光突然倒戈将其吞并。可李适却说：“你的想法固然周密，可李晟一走，李怀光很可能已经怀恨在心，倘若再让李、杨二部离开，恐怕李怀光又有意见，反而难以调停，还是暂缓一段再说。”

二月下旬，李晟再度上疏指出：“李怀光反状已明，无论哪一天生变，都要早加防备，所以通往蜀中和汉中的道路绝不能被阻断。”他随即又提出，委任他的部将赵光铣等人担任洋州（今陕西洋县）、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派兵驻防，以防患于未然。

然而，李适却仍对李怀光抱有幻想，于二月二十三日下诏晋升他为太尉，增加封邑，并赐免死铁券。当使臣进入李怀光军营宣诏时，李怀光当着使臣的面把免死铁券丢到地上，说：“圣上难道怀疑我吗？担心人臣造反才赐予铁券。我李怀光又不想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是想逼我造反吗？”

李适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遂下令加强奉天警戒，同时整装待发，准备一旦有变便移驾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二月二十五日深夜，早已和朱泚暗通款曲的李怀光终于撕破假面，悍然发兵袭击李建徽和杨惠元的兵营。李、杨二部猝不及防，李建徽单骑脱逃，杨惠元在逃往奉天的半路上被追兵所杀。二部皆被李怀光所并。

得逞之后，李怀光公然叫嚣：“我已与朱泚联合，李适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二十六日，天子车驾与文武百官仓皇逃离奉天，前往梁州。

看着前方漫漫的流亡路，李适的眼中写满苍凉。

因为他看不见道路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