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绪不必怀疑。

因为史思明已经决定了。

他要姓唐。

当安庆绪命他的宰相阿史那承庆和亲王安守忠前去范阳征调史思明的军队时，史思明的左右心腹便力劝他叛燕归唐。他们说：“今唐室再造，庆绪叶上露耳！大夫（史思明的中央官职）奈何与之俱亡？”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或者说是表面上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归降唐朝，只不过换几杆旗帜的颜色和名称，地盘和实力一点也不会少；可要是继续留在燕朝，就势必会被满腹猜疑的安庆绪釜底抽薪，最后变成光杆司令，甚至随时可能脑袋搬家。

所以史思明很快做出了决定。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五千精锐骑兵刚刚走到幽州城下，史思明就带着他的数万兵马出城“迎接”来了。

两军相距一里左右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勒住了缰绳。

幽州城外的原野陷入一片宁静。

一种怪异的宁静。

史思明阵中突然飞出一骑，驰至阿史那承庆阵前。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听见来使高声喊道：“相公和王远道而来，敝处将士不胜欣喜。但边兵怯懦，惧相公之众，不敢进。请暂时卸下武器，以安众心。”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对视一眼。

卸不卸？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不卸成吗？脚踩在人家的地头上，不卸成吗？数万人马剑拔弩张挡在前面，不卸成吗？

卸就卸吧。谅你姓史的也翻不了天。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就这么赤手空拳地走进了史思明为他们精心准备的洗尘宴。

美酒佳酿很快洗却了他们的风尘，也洗却了他们的戒心。

与此同时，另一种清洗活动也在悄悄地进行。

史思明的手下告诉邺城来的士兵们：“想回家的送你们盘缠，愿意留下的重重有赏。”

五千精锐骑兵顷刻间被洗掉了。

走的走了，留下的当天就被编进了史思明的军营。

酒足饭饱的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第二天就成了史思明的阶下囚。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史思明的使者抵达长安，向唐肃宗李亨献上了降表。

表上写着史思明辖下的十三个郡、八万士兵，外加燕朝河东节度使高秀岩部。

对于李亨来说，此举不啻是为帝国刚刚取得的胜利锦上添花，同时也是提前进献给他的一份新年贺礼。

李亨大喜过望，即日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把他的七个儿子全部任命为高官，而下达给他的唯一指令是——讨伐安庆绪。

史思明笑了。

一切如他所愿。

先保存地盘和实力，再打着李唐的旗号灭了安庆绪，往后河北诸镇就是老子的天下了。再往后，就可以玩一把大的。史思明想。

作为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光弼很了解史思明。他知道史思明的投诚不过是权宜之计，要不了多久，他还会再反叛。所以李光弼向肃宗献策：将计就计，派一个史思明信得过的人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谕慰问，借机做掉史思明。

李光弼推荐了一个人叫乌承恩。

此人的父亲是史思明刚出道时的老上级，对他有提携之恩。史思明随安禄山起兵后，时任信都太守的乌承恩率全郡投降史思明。安庆绪败落后，乌承恩是力劝史思明反正的心腹之一。

要杀史思明，乌承恩是不二人选。

李光弼向肃宗建议，事成后就让乌承恩当范阳节度副使。李亨采纳了，命内侍宦官李思敬随同乌承恩前往。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的一天，乌承恩一行抵达幽州。宣完旨后，史思明特意安排乌承恩住进了自己的官邸。乌承恩的儿子其时正于史思明帐下任职。当天夜里，史思明很有人情味地吩咐他去看望一下父亲。

那天深夜，乌承恩屏退下人、紧闭门窗，然后用激动而低沉的声音告诉儿子：“我受朝廷之命除掉这个反叛的胡贼，事成后我就是节度使！”还没等乌承恩的儿子表达出和父亲同样激动的心情，房间的某个地方就传出了两声冷笑。

有两个人已经在黑糊糊的床底下埋伏了大半夜，专等着这句话。

当然，他们是史思明安排的。

随后史思明从乌承恩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东西：有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刺杀史思明；还有事成后准备赏赐给阿史那承庆的免死铁券；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满了史思明心腹党羽的名单。

史思明指着那些东西问乌承恩：“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干？”

满头大汗的乌承恩不停地磕头：“我有罪！我该死！这都是李光弼的阴谋。”

翌日，史思明集合了所有部众、官吏和幽州百姓，面朝西方，痛哭流涕：“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

我们并不能认为此刻涕泗飞扬的史思明是在作秀。

其实他真的很心痛。

他心痛的是老天爷为什么要生出一个处处和他作对的李光弼呢？

既生明、何生弼呢！

他心痛的是李光弼这么一搞完全搞乱了他的步骤——使他借助唐朝消灭安庆绪而后再度叛唐的缓兵之计彻底落空。

这一天，史思明当众打死乌承恩父子，囚禁了宦官李思敬，并连坐处死了二百余人，然后向李亨上表鸣冤。李亨赶紧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遣使宣慰说：“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史思明吞不下这口恶气，叫幕僚耿仁智再度上表，说：“陛下不为臣诛光弼，臣当自引兵，就太原诛之！”没想到表文装函之前，这句话却被一意归唐的耿仁智偷偷删了。等到史思明发觉，表文已送出。史思明一怒之下杀了这个跟随他近三十年的心腹，再次揭起反旗。

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唐肃宗派遣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向邺城大举进发，准备一举歼灭安庆绪。

可令人费解的是，肃宗李亨并没有为这二十多万大军设置一个元帅，而是设置了一个所谓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这个新鲜而别扭的头衔是肃宗的一项发明。

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就成了天子特使，可以取代元帅的职能，拥有统辖调遣九路大军的最高指挥权。

这个人就是内侍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

作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荣膺此职的人，同时也作为今后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宦官之乱”的始作俑者之一，鱼朝恩注定要被载入史册，也注定要被重重地记上一笔。

之所以要让一个宦官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李亨的解释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皆是国家的大功臣，谁统御谁、谁从属于谁都不好。所以，干脆就不要设置元帅，来个“观军容使”就解决问题了。

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

而通常我们都知道，冠冕堂皇的理由往往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李亨害怕。

这年头，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随便一个乡下来的阿猫阿狗，吆喝数百号弟兄，扯一面带字的布，胸中就会油然而生当天子的欲望了。何况是手握二十多万兵马的一个大将！更何况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后续部队将陆续集结！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倾天下之力集于一人之手啊！几年前的安禄山仅凭河北三镇就几乎倾覆整个李唐了，要说今天的某个节度使一夜之间握有天下兵权而不会生出当皇帝的野心——不会突然间掉转矛头反戈一击，唐肃宗李亨实在没有这个把握。

所以，李亨只能把这个可怕的力量交给宦官——交给一个无家无后更无天子野心的宦官。这种以伺候人为职业的奴才长年与天子朝夕相处，无论如何也比外面那些以杀人为职业的将军更让皇帝感到放心。

这样的想法，应该也不是李亨一个皇帝所独有。

换句话说，这叫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既然理由如此充分，我们便足以看出，唐肃宗李亨上述的那项职务发明显然不属于心血来潮；同时我们也足以看出，鱼朝恩之流能够浮出水面实在是历史的必然。而在日后的唐朝历史上——一代又一代权宦能够前仆后继地跃居帝国的权力顶峰——实在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不知道唐肃宗李亨会不会意识到把兵权交给宦官的副作用。可就算他多少能意识到，他也绝不敢想象，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患竟会是如此严重而又如此深远——若干年后，李亨的儿孙皇帝们不仅大权旁落、被一群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连生杀废立都取决于阉宦之手！

然而，这一切能怪李亨吗？

恐怕不能。

能怪日后每一个把兵权交给宦官的皇帝吗？

恐怕也不能。

因为，李唐的皇帝们不就是为了避免类似“安史之乱”这样的兵变，不得以才把兵权交给宦官的吗？既然把兵权交给藩镇就有“藩镇之乱”，把兵权交给宦官又会产生“宦官之乱”，那李唐的皇帝们到底把兵权交给谁，才不会乱呢？

这是李唐王朝的两难。

这恐怕也是中国式权力分配制度中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