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潞王监国

马士英与弘光皇帝在溧水失散之后，护送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马士英要进城休息，知州赵景和见这一行人狼狈不堪，哪像是要护送太后去杭州的队伍，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

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武林沸腾”（清·徐芳烈·《浙东纪略》）。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杭州在南宋时曾是中国的国都。

不久，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的消息传来。杭州的文武官员请命潞王监国。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1644年南京立国时大不一样，曾经跟弘光帝抢当皇帝的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后，他才勉强答应。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认为民心可用，主张召募义兵。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的第二天就根据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

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

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惟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

陈洪范同清军谈判后，回到杭州就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打算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马士英在混乱中被方国安军队挟持而去。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豫亲王多铎等班师回朝，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接管江南各地。

豫亲王多铎满载而归地北返，所携带的金银财帛不在话下，同时还带了一名掳来的江南妇女，名叫刘三季。

刘三季是虞邑黄亮功的继妻。清军南下前，黄亮功病死，刘三季一直守孀在家，后来被清军掳掠，献给了多铎。多铎见她天然秀媚，不同凡艳，便要逼她侍寝。不料刘三季是个烈性子，拼死不从，情急下用头去撞柱子，幸亏被别的婢女拦住，才没有变成血污美人。据说刘三季有一头乌黑油亮、光可鉴人的秀发，大哭大闹下，弄得披头散发，反倒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多铎自南下以来，头一次见到如此风情的女子，倒对刘三季多了几分佩服，动了几分真情，不敢再强行相逼，只让婢女小心服侍。

刘三季被多铎带回北京后，居以大厦，被以华縠，奉以珍馐，但她依然不肯见从，对多铎始终是冷颜冷语。多铎颇通兵法，自然知道攻心为上的道理，他打听到刘三季跟亡夫黄亮功有个女儿叫黄珍儿，在兵乱中失落江南，于是派人到江南寻访到黄珍儿，安排与刘三季见面。刘三季见到爱女，又惊又喜，果然从此对多铎态度大为改变。

事有凑巧，多铎的正福晋忽喇氏突然病死，多铎于是派能说会道的婢女去劝刘三季，承诺让她作正福晋。多铎是多尔衮的亲弟弟，当时是满清朝中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称得上是天下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刘三季究竟是妇女心肠，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由得化百炼刚为绕指柔，从此下邑孤孀，居然做了极品命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孀姝奇遇的故事。

重新回到江南南明政权的话题。从六月初八到六月十四，潞王朱常淓的监国总共只有六天，时间极短，且毫无作为，成为南明史上的一个可笑的小插曲。

投降的潞王和福王等人后来被多铎带到北京，潞王等人充分展现出了种种厚颜无耻的谄媚满清的丑态。不过，在1646年，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所有的投降的或被俘的明朝藩王一概处死。

这些人的不幸命运，不论多少原因，都是时代悲剧的大环境下的小气候，也都是咎由自取。

二、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投降的南明官员钱谦益劝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钱谦益此话水份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最先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六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这一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孙之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孙之獬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并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但当时汉人官员人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守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多尔衮）心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裁决。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也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比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中国地广人多。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大多将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明清之际。尤其是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这些人一般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很浅，和中央政府更是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改朝换代从通常的意义来说很难刺激百姓的感情。也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皇帝对这些人来说都无所谓。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习俗千百年的相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像满清这样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原来的汉族放弃原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行加上了一种屈服的标识，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孙之獬后来的下场并不好。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孙之獬本人则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五毒备下，头皮上被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还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肢解碎割而死。“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多尔衮剃发令下后，太仓、秀水、昆山、苏州、常熟、吴江、嘉定等广大地区义民纷起，纷纷杀死清军安排的地方官吏，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功。但是百姓们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江南的义兵，大都不久即败。

三、江阴抗清和嘉定三屠

清军占领南京后，立即派出使者招抚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慑于清朝兵威，纳土投降。只有杨文骢（即那位画桃花扇的才子）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将满清派来招抚苏淞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但杨文骢却没有组织当地绅民据城固守，而是在清军来到之前退往浙江。

此时，清军基本上已经控制了江南，就连多尔衮也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下令多铎等回师北京。但随后导致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的却是满清的剃发令，这是多尔衮的重大失策。

多尔衮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后，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在民族危难关头，江南各地的汉族绅民迫于剃发令，群情激奋，纷纷自发举兵抗清。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八十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七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

满清委派的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后，遵照清廷法令张贴布告，令百姓剃发。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一时人人群情激愤。

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在送出城时被义民搜获，义民自发地将方亨逮捕，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陈明遇自感到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推荐下，江阴士民将乡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时调升广东英德县主簿，未赴任）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

阎应元这个人因为江阴抗清而名垂青史，他之前名不经传。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人才，军事才华远在史可法之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才，竟然在明朝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由此也可见陈明遇此人的眼光不凡。

阎应元入城后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清兵闻讯后，只派了三百人赶来镇压。可见清军统帅多铎根本没有将江阴这个小城放在眼中。但随后清军三百人都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多铎大为愤怒，派降将刘良佐领部兵数万来攻。刘良佐即当初的江北四镇之一，被弘光皇帝封为广昌伯，结果清军南下时不战而降。

刘良佐率军包围了江阴县城后，屡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书信入城招降，甚至亲自来到城下现身说法，要阎应元投降。阎应元在城头痛斥刘良佐的背叛明朝，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刘良佐无言可对。

多铎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带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这些红衣大炮都是明朝之物。博洛来到江阴城下，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一定是没有尽心尽力，于是下令打了他一顿板子。刘良佐惭恨不已，督促部下拚命攻城。

守城的阎应元、陈明遇也鼓励城乡义勇扼守危城，并派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各地义师来援，却始终没有得到江浙救兵。坚持了八十天后，清军集中大炮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因此失守。陈明遇巷战而死，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自杀，却被清军及时从水中拖出，因不肯投降遇害。

清军屠城两日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大概有将近七万人死于清军的血腥屠杀中。当时人士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阴城守后纪》的作者总结道：“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在福州继统的隆武皇帝听说泾县和江阴百姓的坚贞不屈，深为感动，说：“吾家子孙即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小吏的身份，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与江阴百姓抗清同时，嘉定县民也因清政府强迫剃发起兵。满清委派的知县颁布剃发令后，嘉定百姓愤愤不平，拒不从命。有人征询著名乡绅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弘光时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见。他毅然回答：“闻徐太史汧护发自裁，何不奋义？即不可为，乃与城存亡，未晚也。”就是说，他反对刘宗周、徐汧的只顾自身名节的消极抵制，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

于是侯峒曾带领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进士黄淳耀及其弟黄渊耀入城倡义反清复明。他们同当地士绅会议后，决定率领百姓上城画地而守，并城上树立白旗，上面写着“嘉定恢剿义师”。

嘉定绅民起义反清后，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

李成栋原为高杰部将，曾任明朝徐州总兵。这个人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历程很难用忠或是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是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的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后来他还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又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蹈死不顾，死而后已。促使李成栋反正的原因跟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如出一辙，竟然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最后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他一生反复的大起大落，比吴三桂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原本就是一个神秘的作坊。关于李成栋，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有专文讲述。

嘉定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八天后，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然而，这支由蔡乔率领的队伍只有三百人，而且装备极差，转眼间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

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本来想借用城外乡兵扼阻清兵。可是，四乡乡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无领导的状态，难以同正规清军作战。双方才一交锋，乡兵就不战自溃，“走者不知所为，相蹈藉而死”，许多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尸骸乱下，一望无际”。

不过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栋的弟弟就在乡兵的一次伏击中被杀死。李成栋恼羞成怒，亲自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于是有上万的农民在这里被杀死了。

三天后的黎明时分，在红衣大炮的隆隆炮声中，李成栋下令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奋身投入池中，被清兵拖出斩首，他的儿子侯玄演、侯玄洁同时遇害。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后，上吊自杀。

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李成栋下令屠城，清军“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遇抵抗，这些前南明军队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一刀，也不砍死，被砍人拿出金银，前南明军队就欢跃而去；腰中金银不多者，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这就是史册上臭名昭彰的嘉定屠城。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

但嘉定城的劫难仍然没有结束。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中国人普遍有种强烈的乡土情结。黄河边的原住民宁可坐以待毙，也不原一乔迁他乡；即使政府强令迁徙，没多久，他们也会回来，不管当地多穷多苦。嘉定的绅民也是如此，他们回城后看到如此惨状，立即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

同时，在嘉定城外，一支被打散的乡兵队伍聚集在葛隆和外冈，他们一旦发现那些剃了发的人，就将这些人当场处死。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也被这群乡兵歼灭。李成栋狂怒下派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也被夷为平地。

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为虎作帐，又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的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就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也提枪赴陈而死。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彻底的毁灭，以及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寥寥幸存者。

无论如何，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进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是，很难说这会是明朝的转机。

四、隆武政权的建立

1645年六月十一日，即杭州落入清军之手前三天，唐王朱聿键见潞王朱常淓已经决定投降，不胜愤慨，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

朱常淓降清以后，局面非常混乱，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精神，重新组织起力量。但封建时代帝位的继承，血统的亲疏是个重要条件。唐王朱聿键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儿子安王朱楹的八代孙，在谱系上同崇祯皇帝相距很远，按常规是轮不到他的。但此时朱由检的叔父、兄弟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即后来的永历皇帝），当时的南明政治中心在东南，东南士绅急于解决继统问题，不得不就近从疏藩中推选。

朱聿键本人虽然贵为王孙，从小却饱经忧患。他是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聿键的爷爷唐端王嫌世子（朱聿键之父，后来被追封为裕王）嘴舌上长个大瘤子，又爱小妾生的儿子，就常年将裕王囚禁在内官宅。朱聿键生下来后，八岁才由曾祖母请师父教他读书写字，“仅辩句读”。他十二岁的时候，曾祖母病死，朱聿键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被跟父亲关在了一起。唐端王还暗中命人不给朱聿键父子送饭，想活活饿死他们，幸亏暗中有人帮忙送饭，父子在囚房中过了十六年。崇祯二年（1629）二月，裕王被急切想袭唐王王位的弟弟鸠死。同一年，唐端王病死。朱聿键总算苦尽甘来，以长子长孙的身份袭封南阳。

鸩实际上是一种毒酒。传说中的鸩是一种毒鸟，黑身赤目，雄的叫运日，雌的叫阴谐，喜食蛇，尤其是蝮蛇，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

崇祯九年，唐王朱聿键杀了害死他父亲的叔叔。但他的苦难在这一年又开始了，崇祯因清军叩关，诏令各地勤王。唐王朱聿键接到诏令后，立即北上赶去勤王，刚到裕州，便接到崇祯圣旨，说他擅离封土，居心叵测，勒令退还。朱聿键摸不着头脑，只好遵旨南归。后来部议加罪，竟然将朱聿键废为庶人，幽锢在凤阳高墙内。一直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朱聿键才被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下旨放出，但已经又被关押八年多。这位金枝玉叶真是倒霉，活到四十三岁的年纪，在囚牢里倒有二十四年之久。

由此可以知道朱聿键和其他藩王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在出生后的四十三年里除了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九年的七年奉藩生活外，其余岁月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多灾多难的经历使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磨炼，增加了许多阅历，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正是充当最高统治者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得到了黄道周等人的大力推举。

于是，朱聿键在衢州宣布了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这一行人继续南行，穿翻越仙霞岭，前往福州。

1645年六月初六日，朱聿键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接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二十天以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一般称为“隆武政权”。

举行登基大典仪式当天，“大风雾起，拔木扬沙”，尚玺官的坐骑受惊，玉玺摔落，碰坏一角。虽然兆征不祥，君臣还是很有平复天下的决心，锐意恢复。由于身世坎坷，隆武帝和弘光帝迥然不同，他善于抚慰群臣，乐于纳谏，甚至同意招纳“大顺军”（李自成军）余部，以共同抵抗清军。同时，针对南明军杀害剃发的平民一事，他也予以阻止：“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这一谕旨使得一般百姓欢呼鼓舞，纷纷来投。

朱聿键以明朝宗室远亲即位称帝，实是时势使然。但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尽管他颇想有一番作为，重建明朝江山，可先天的弱点使他不能不依赖福建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即位后，朱聿键就以拥戴功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为了收揽人心，朱聿键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

隆武朝廷建立后，颁诏各地，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

五、鲁王监国

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但随着满清颁布了剃发之令后，“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浙东各地纷纷起兵抗清。

宁波府起兵反清后，原太仆寺卿谢三宾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携带亲笔书信前往定海请王之仁出兵镇压。同时，占领宁波的钱肃乐（原刑部员外郎）也派倪懋熹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两位负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几乎同时到达定海。

当时，驻于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已经投降满清，贝勒博洛命他继续担任原职。倪懋熹到达定海后，听说头天有位姓陈的秀才上书王之仁，斥责其降清，已经被王之仁处斩，仍毅然入见。一见面，王之仁说：“君此来，大有胆。”倪懋熹大讲了一通人心思汉的道理，王之仁连忙制止他说下去，让儿子陪他去东阁吃饭。

然后，王之仁又接见谢三宾的使者，答应几天后就发兵到宁波。几日后，王之仁统兵来到鄞县，召集诸乡老聚会于演武场。谢三宾欣欣然赴会，以为钱肃乐等必定溅血于眼前。不料，坐定之后，王之仁从靴子里取出谢三宾的密信，当众朗读。谢三宾大惊，不顾一切冲上去想夺回原信。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谢三宾拿下，对钱肃乐说：“是不是应该杀了他祭旗？”谢三宾“哀号跪阶下，请输万金以充饷。乃释之”。王之仁兵员较多，参与反正后，宁波的反清局势迅速稳定。

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此时，他们全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六月十八日，张国维等奉笺迎朱以海出任监国。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

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封于山东兖州，因吃丹药毒瞎了眼睛，朱元璋很不高兴，他死后，朱元璋给的他谥号为“荒”。朱檀的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被杀。其弟朱以海死里逃生后，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寓居浙江台州。

1644年国变前，朱以海就已经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所以他对清廷的仇恨远胜其他藩王。但是，此人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一任监国后就大搞腐败，一幅太平天子要及时行乐的样子。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据说鲁王朱以海与守江诸将置酒唱戏，吹拉弹唱的声音声连百余里。

鲁监国政权的腐败还表现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谢三宾这样鲜廉寡耻的小人，被迫参加鲁监国政权后，竟然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

张岱对朱以海的评论是：“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大意是纳谏如流在一般帝王是美德，倒了鲁王这里就成了祸病，他听了后面人的话，就认为前面人说的话不对，是个典型的软耳朵，没有判断力，智商还不及普通的船夫。

不久后，随着情况的明朗化，拥立鲁王的官绅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立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鲁王和唐王一样，都是崇祯最远的堂族，但唐王在时间上占了优势，而且已经由监国称帝。另外，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唐鲁并立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按道理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以海应该退位，使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黄袍加身容易，要退位则有些不甘心了。这正是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无论是皇族还是官僚，都热衷于乱中窃权。唐、鲁之争无疑使南明业已经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

六、唐鲁的对立与纷争

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直到1645年十月，隆武政权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政权。隆武帝立即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刘中藻的到来在鲁监国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大约各占一半，甚至还有人出“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话，不惜动武争夺帝位。

鲁监国性格比较软弱，见朝臣中有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有些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并立即返回了台州。鲁监国离开后，主张承认隆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开读了诏书。然而，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坚持认为，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于是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了鲁监国。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监国部将杀害。鲁监国上书福州，称皇叔父，不称陛下，隆武帝大怒，杀其使者陈谦。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两个同姓朱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由于鲁监国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也加意笼络，给他们进官封爵。鲁监国针锋相对采取挖墙脚措施，派人到福州封郑芝龙兄弟为以公爵。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了鲁监国所遣使者总兵陈谦，但却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

郑芝龙二十岁不到就因为勾引后妈被父亲驱逐出家门为盗，数十年横行福建、广东、浙江一带沿海，兼商兼盗，是远近闻名的大海盗头子。崇祯初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招安后，趁天下大乱之际一直忙于扩大地盘，充实实力。郑芝龙之推举唐王登基称帝，其实也是看上了隆武帝的“奇货可居”，朝中一切实权都掌握在郑家手里。

隆武帝为了笼络郑芝龙，以无子为名，将郑芝龙的长子郑森过继为自己的儿子。郑森的母亲为日本女子田川氏，又称翁氏。隆武帝第一次见到郑森，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于是收为自己的儿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命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不久又被封为“忠孝伯”。隆武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成功）的关系，后来对南明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朱以海既自外于隆武朝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流风所及，官职紊滥。在这样大量内耗的情况下，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这个时候，因为清朝再次宣布薙发令，江南一带掀起了反薙发的抗清斗争，清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尤其多铎主力北返之后，江南留守兵力相当单薄。但鲁、唐二王政权不但没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发展抗清斗争，反而在自己人之间为争正统地位而形同水火，所以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效果。

七、黄道周之死

黄道周是福建人。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固有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可能。自从黄道周天启二年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

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因为弹劾大学士杨嗣昌，当面顶撞崇祯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为有黄道周才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了，他的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完。崇祯十七年（166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即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后，马上下了诏书，命黄道周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作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软硬兼施之下，他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

到了南京，黄道周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杭州跟随潞王，不料潞王才监国六天，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立即跑往福州投奔郑芝龙、郑鸿逵兄弟。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可是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见到黄道周，大喜说：“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于是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黄道周转眼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隆武帝与黄道周君臣相见，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明政府招抚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

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1645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仙霞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黄道周的妻子蔡夫人在老家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施郎（后改名施琅，即后来领清兵攻陷台湾郑氏的那位咤叱风云的人物）当时充当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他自称“十七岁作贼”，凭军事眼光看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因此，他向黄道周建议，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经过挑选的人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以为自己有这么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总比没有好，又把自己的声望估计过高，认为所到之处必将群起响应；何况在他心目中施郎不过一介卑微末将，哪能有什么奇谋良策。施郎见黄道周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不愿陪着他送死，径自返回福建。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汇合，加起来有上万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做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

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云璐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铎则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

洪承畴又羞又愧，但仍然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他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朱元璋陵墓）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家乡的方向一一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衿，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一幅大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隆武帝得到黄道周殉难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赠为文明伯，谥忠烈。

一百年后，黄道周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八、两个政权相继灭亡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但对鲁王来说，形势更为严峻，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说，鲁王政权处于抗清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

鲁王的兵力约二十万人，基本上沿钱塘江布防。在鲁王的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意见不一。但对鲁王来说，却有他独特的私心。他和忠于他的大臣知道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绝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权的承认，却希望能仗着地利攻克杭州，然后进取南京，先去拜谒孝陵（朱元璋的坟墓），这样他就能建立起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于是，为了保住浙东，进而恢复失地，鲁王政权先后两次进攻杭州。

1645年八月，方国安、王之仁进攻杭州，没有得手。

1645年十一月，鲁监国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节制诸军。十二月十九日，朱以海亲自到钱塘江边西兴犒军，每名士兵赏银二钱，“责限过江，攻取杭城”。二十四日，方国安、马士英、王之仁派总兵三员领兵二万多名过江，迫近杭州府城。清军分兵三路迎击，明军大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十八人。

本来这两次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胁。但是由于鲁王军队之间配合很差，基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清军各个击破。

1645乙酉年十二月攻杭州战役是鲁监国政权的一件大事。这次渡江攻杭战役失败后，鲁监国政权的将领壮志顿消，基本上转为划江扼险的守势。

对于隆武政权，隆武帝朱聿键锐意恢复，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但他处境困迫，难以施展抱负，因为郑芝龙的跋扈比弘光时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隆武帝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延请入阁的大学士名额超过了明代任何时期。但郑芝龙却凭借实力根本不把这些文官看在眼里。朝廷建立不久，就发生了朝班事件。

郑芝龙自以为帝由己立，朝见时自然应当排于文武诸臣的前面，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却以祖制勋臣从来没有位居班首的先例为理由，坚持不让。在隆武帝亲自干预下，黄道周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接着在一次朝见群臣的时候，郑芝龙、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郑氏兄弟怀恨在心，处处加以刁难，何楷被迫请求致仕回籍，隆武帝在郑氏兄弟的威逼下，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

但郑芝龙仍不肯罢休，派人在半路上化装成盗匪，截杀何楷。何楷见“盗匪”拿着白晃晃的刀子跳了出来，知道一定是郑氏指使，镇静如常，站出来说道：“知君所欲得者，吾头耳，毋及他人。”并主动将脖子伸出去，等着被“盗匪”砍。伸颈命取之。“盗匪”反倒愕然不知所措，半天才说：“好一个都院，且取若耳可矣。”于是只割了何楷的耳朵，回到福州向郑芝龙报告说已经杀了何楷。隆武帝听说何楷被盗匪所杀，哭了好几天。当时有人作对子讽刺说：“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郑芝龙的跋扈由此可见一斑。黄道周的死对隆武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之后隆武帝已经明白除非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按照理想的情况，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从这样的战略部署来看，江西的地位就格外突出。

但十分可惜的是，隆武帝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于厚望湖广长沙的何腾蛟一样私心自用，并没有派精兵强将从湖南入江西迎驾。满清方面的洪承畴却已经看出了隆武帝的部署，抽调了大量兵力赴江西，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江西战局为此逆转。

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二月，清军再次南下，经苏州进抵杭州，预备先取浙东。

恰好这一年浙江久旱不雨，钱塘江水流缓慢，泥沙淤积。清军到达江边时，见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过马腹，于是分兵两路，涉水过江。渡江后两路会合，大举进攻。方国安等部署的钱塘江防线顿时瓦解，各部明军损兵折将，纷纷逃窜。鲁监国在水师提督张名振等护卫下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绍兴陷落后，鲁监国所封的绝大部分文武官员纷纷投降。兴国公王之仁见大势已去，率领部分兵员乘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打算同隆武帝所封的肃虏伯黄斌卿会师共举。

王之仁是直隶保定人，明朝崇祯朝大太监王之心的弟弟，后来累官定海总兵。

但黄斌卿据守着舟山群岛，有割据自雄之意，以前对隆武帝都一直不大尊重，更不要说鲁监国的人了。史书上说黄斌卿这个人“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他对王之仁不仅无恤怜之义，反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打算派兵攻杀，掳掠其财物，收编其军队。黄斌卿先是假装答应了王之仁，得到了大批辎重，随即在出海的时候发炮攻打王之仁的船队。

王之仁不及防备，兵船损失惨重。他对黄斌卿的背信弃义痛恨不已，下令将自己家属乘坐的船凿沉，家眷共有九十三人，全部溺海而死。王之仁随即将鲁监国颁发的敕印也投进大海，自己留下一条大船，竖立旗帜，鼓吹张盖，直驶吴淞江口。当地清兵以为他是前来投降的明朝高官，送王之仁到松江府，吴淞总兵李成栋不敢怠慢，立即将王之仁转送南京。于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洪承畴亲自接见王之仁。王之仁突然间态度全然变了，慷慨陈词，说自己是“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后世青史无所征信，故来投见，欲死于明处耳！”洪承畴这才恍然大悟，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来投降的，而是来舍身取义的。

洪承畴开初还希望王之仁回心转意，以礼相待，婉言劝他剃发投降。王之仁断然拒绝，大骂洪承畴“反面事仇，先帝赠若官，立庙祠若、祭若，荫若子；若背义亡恩，操戈入室，平夷我陵寝，焚毁我宗庙，若通天之罪，过李陵、卫律远矣”。洪承畴无地自容，恼羞成怒，下令将他以乱刀砍死，葬在雨花台僧舍中。

清军进占浙东府县后，唯有督师大学士朱大典据守金华，誓死不降。清军统帅博洛亲自统率满、汉军从绍兴前往金华，把该城四面包围。由于明军在朱大典指挥下凭城顽抗，博洛不得不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浙闽总督也奉命带兵参加攻城。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金华才被攻破。朱大典带领家属和亲信将校来到火药局，用自己绳索捆在火药桶上，然后点燃了引线，轰地一声，壮烈成仁。有人评价说：“盖浙东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者。”但这位朱大典却是明末官场上著名的贪官。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华人，万历丙辰进士。史书上说朱大典“饶有才，而性奇贪，多行暴虐”。他督师凤阳的时候，“括取财贿，四府僚属，囊橐皆尽，人拟其富且敌国”。朱大典的贪婪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民族危难之时他却能破家纾难。

张岱在淮扬的时候，亲眼看见朱大典贪横，“真如乳虎苍鹰”；然而张岱又亲眼看见朱大典“婴城守婺，破家从忠，继之以死”，实在是叹息他的为人。

清军进入金华后，借口“民不顺命，因屠之”，又炮制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

顺便提一句，黄宗羲最早在鲁监国政权中担任过兵部主事，已经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离开，转入清方统治区，并且遵制剃头，开始以明朝“遗民”的身份自居。而浙东兵败后，为黄宗羲甚至天下人所不耻的马士英这次没有像在杭州那样抢着投降，而是逃入了四明山，削发为僧；后来被清军搜捕，被俘后不屈殉难。马士英曾经两次参加渡钱塘江会攻杭州之役。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延平的隆武朝廷听到清军渡过钱塘江的消息后不久，郑芝龙借口对付海盗袭击，离开了延平。此时郑芝龙已经决定投降满清，秘密下令仙霞关守将放弃天险，自动撤退，这就给清将李成栋和佟养甲的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佟养甲是辽东“旧臣”，他的职责就是严密监视李成栋。

鲁监国政权濒于瓦解后，隆武朝廷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尽一切努力挽救局势。

画桃花扇的杨文骢所守仙霞关告急后，隆武帝决定去江西赣州。赣州的守卫此刻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以赣州为中心的江西南部是连接福建、湖南的要区，又是广东的屏障。

如此危难紧急关头，酷嗜读书的隆武帝并没有意识到噩运已经临头，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走边读，边读边走，根本没有轻装前进。不久，一行人得知清军迫近，隆武君臣大惊狂奔。此时的“御驾亲征”变成了“御驾亲逃”的意思，一边是隆武帝臣下的众叛亲离，离心离德；一边是清军将领的驭兵有方，指挥若定，此间情形，让人慨叹。

隆武帝到达汀州的时候，随行的五百多名士卒。1646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有大队身穿明军军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门，声言护驾。守门士兵不知是计，城门一开，原来都是清将李成栋派出化装的清军。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刚入府堂，为清军乱箭射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其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当清军不战而进入福州时，这座城市几乎空了，城中百姓纷纷逃窜，留下的人则立即开始剃发留辫。郑芝龙已经同清军谈判在先，但事到临头，心中开始没谱，于是他派人摧毁了福州的火药库，自己带人退往家乡安平镇。不过，一个月后，郑芝龙不顾他的儿子郑成功和部下许多将领的反对，在福州正式向清军统帅贝勒博洛投降，博洛答应他任福建和广东总督。

不久后，郑芝龙就在“朝见新皇帝”的借口下被清军派重兵送往北京。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

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则与父亲分道扬镳，与叔叔郑鸿逵一起率部退往金门。而在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郑成功闻讯后，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清兵饱掠而归后，郑成功回到安平，料理了母亲的丧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田川氏的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从此开始了他独挡一面的长期抗清斗争。

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郑成功的力量并不大，但在同清方反复较量的过程中，他成功地将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郑成功也逐步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崭露头角。

九、鲁监国的海上政权

1646年，鲁监国和隆武政权相继崩溃。此时东南一带抗清势力按地理位置分为两大块：在浙江沿海，最强的是黄斌卿；在福建沿海，则是溃散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沿海地区还有众多的海盗组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南明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

1646年（顺治三年，鲁监国元年）六月，鲁监国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性，拒绝鲁监国进城。鲁监国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无依无靠。

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郑芝龙的族人）、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鲁监国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鲁监国到达厦门的时候，郑芝龙已经由安平赴福州博洛军前投降，并派人通知郑彩献出鲁监国向清廷请赏。郑彩不愿降清，就把鲁监国藏了起来，另找一个相貌类似的人充当替身，叮嘱部将如果郑芝龙命人来抓鲁监国，就把这冒充的人缢死，蒙混过去。幸好郑芝龙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清军胁迫北上，顾不上捉拿鲁监国，鲁监国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郑芝龙被诓骗挟往北京后，郑氏旧部对满清更加心怀疑惧。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郑系将领一时分崩离析，自寻出路。郑芝龙的老部将林察在福州即将失守时率兵保护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乘船逃往广州，成为绍武政权的主要军事支柱。

原先唐、鲁对立的局势不存在了，但由此针对监国鲁王的新政权在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形成了新的党派之分。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郑成功和黄斌卿等人都以尊奉已经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鲁监国的领导。不过，大多数幸存的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鲁监国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

1647年（顺治四年，鲁监国二年），清军主帅博洛已率部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鲁监国在福建福建领导了一些列抗清运动。这其中有胜有负，曾经一度形势大好。但复明各派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终致坐失良机，使清廷得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

举个例子来说，郑彩曾经因为支持鲁监国而同郑成功闹翻，被鲁监国封为建国公，但郑彩支持鲁监国的目的却跟郑芝龙支持隆武帝一样，都希望能把持朝政。1648年（顺治五年，鲁监国三年）正月，郑彩悍然击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愤慨不平，郑彩又命部将诱擒郑遵谦，迫使他投海而死。鲁监国对郑彩的跋扈自雄、擅杀大臣极为不满，但却无可奈何。

1647年（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廷派遣礼部侍郎陈泰为靖南将军，率兵南下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的军队大举反攻。鲁监国此时内外交困，内部因为郑彩排斥异己不能团结对敌，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鸿逵、郑成功以拥戴不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绝同鲁监国合作。从1648年三月下旬起，鲁监国政权在福建所收复的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

鲁监国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于1649年正月移驻闽、浙交界的沙埕。六月，定西侯张名振收复了海岸要塞健跳所，鲁监国得以在那里重建他的朝廷。

而一度作威作福的建国公郑彩因为郑成功袭杀其弟郑联，占领了厦门（当时的名称是中左所），向鲁监国上表求救。

郑成功为了扩大地盘，趁郑彩引兵外出，带领舟师向厦门进发。厦门此时只有郑彩之弟定远侯郑联据守。郑成功采纳施琅的建议，以亲亲通好为名，先给郑联送去稻米一千石，要求郑联让自己的军队登岸。郑联正因为缺粮发愁，又认为郑成功毕竟是自家人，爽快地答应了。郑成功军到达厦门后，突然将郑联部士卒缴械，随即捕杀郑联，郑联的部队都被郑成功收编。郑成功吞并了郑彩、郑联兄弟的兵将、船只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改变了郑芝龙降清后原郑氏集团各自为政的局面。

内讧的情况下，鲁监国没有出面调停，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而张名振深恶郑彩其人，更是乘机击破郑彩余军。张名振此举也是想与郑成功结欢。郑彩受此打击后，一蹶不振，后来请郑芝龙的母亲黄氏代为疏通，希望能与郑成功和解。郑成功这才让他返回厦门闲住，终老于该地。

健跳所实际上只是浙江临海县濒海的一个小地方，很难立足。鲁监国及其随从实际上经常住在船上，以防不测。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鲁监国不得不放弃他在在大陆上的立足点。

1649年（顺治六年，鲁监国四年）九月，张名振以舟师护送鲁监国移驻舟山。对于鲁监国的到来，黄斌卿自然是极不情愿。他借口自己是隆武帝封的官爵，不便接待鲁监国，又“以地窄粮寡”的理由，表示难于供养鲁监国属下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张名振和黄斌卿本是儿女亲家，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张名振开始和他的部下密谋除掉黄斌卿；兵变发生后，黄斌卿被砍伤后沉入水中淹死，他的两个女儿也投水而死。

鲁监国终于在舟山站住了脚，重新整顿朝政。但这个时候鲁王政权处于孤立状态，除了采取守势外，它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下去。从这时起到1651年（顺治八年、鲁监国六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这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649年（顺治六年）开始，清方大搞策反活动，派奸细潜入义军，借鲁监国政权内部的不稳定因素煽风点火，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由于意见不和，舟山一些将领先后离开，南下福建投靠郑成功。

1651年（顺治八年）初，在舟山又爆发了张名振同王朝先的冲突。王朝先原来在舟山受到肃虏侯黄斌卿的压制，内心深为不满，于是同张名振策划了刺杀黄斌卿的行动。但之后鲁监国只对张名振信任有加，委以节制诸军大权，王朝先又感到不公平，声称要公开宣传袭杀黄斌卿的主谋是张名振。由于在舟山黄斌卿的旧部尚多，张名振惟恐导致内变，就先发制人，在1651年二月乙卯日早晨由阮进派健卒冲入王朝先帐中。“朝先未衣，奋夺刀，杀进数人，势不敌，走阁部张肯堂邸，肯堂请避入内室。朝先顾身裸不肯入，反与进对仗庭中”，结果被追卒杀害。事后，张名振即将谋害黄斌卿的责任推到王朝先身上，说他“擅杀斌卿，忘谊不赦”。但是，事情并未因此了结，王朝先的部将张济明、吕廷纪愤恨不平，逾墙坠城，夺得船只驶往宁波向清总兵张杰投降，告以舟山虚实，愿意充当响导。很快，清军兵分三路攻舟山。张煌言和张名振力图围魏救赵，奉鲁监国率军北上攻吴淞。然而舟山却遭到清兵的重兵围攻而失陷。鲁监国的大多数亲属和朝臣壮烈牺牲，其中许多人自尽。张煌言、张名振只得率部航海至厦门，依附郑成功。

由于郑成功不承认监国政权，而在西南建立的永历朝廷基本上得到了包括郑成功在内的南明各方势力的一致拥护。1653年三月，鲁监国朱以海为了大局，也承认了永历帝的正统地位，派使者上疏提出退位归藩。永历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对东南地区的影响，仍然让朱以海保留监国的名义。但这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福建沿海的抗清实力基本上控制在郑成功手里，鲁监国只是作为“寓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鲁监国政权既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基地，飘泊无所，粮饷无源，客观上形成投奔郑成功的势态。这样，在鲁监国的文官武将中就出现了分化，有的转入郑成功部下，如闽安侯周瑞等人；有的则以寓公自居。定西侯张名振和监军张煌言始终只愿同郑成功保持同盟关系。

郑成功初见张名振，颇为轻慢。张名振袒背露出刺绣甚深的“赤心报国”四字，郑成功这才肃然起敬。但郑成功对张煌言却一直相当敬重，曾称赞他始终忠于鲁监国“与吾岂异趋哉”。二张在依附郑成功期间，始终保持着军队相对的独立性，避免了被吞并的危险。但双方的隔阂以至疑惧自然是难免的。

在中国一度不明确的混乱中，南明曾经不断派人去日本招募兵士，以取得武器和战争物资。隆武帝曾经派人求助于江户幕府，鲁监国曾与日本中极有势力的岛津氏族联络，但日本人对这些请求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十、郑成功的崛起

舟山失守以后，鲁监国朱以海来到厦门依附郑成功时，部下的兵将还不少。郑成功把鲁监国的兵败来会，看成是建立自己独霸东南沿海局面的良机。邵廷采在《东南纪事》中记载：“郑芝龙之北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郑成功自从起兵以来，基本上是按照郑芝龙的路子走的，即以闽海为根据地，对浙江以北、广东以西沿海武装，不管是属明还是属清，一概视作异己力量，千方百计加以兼并。

郑成功不承认近在咫尺的鲁监国政权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这符合他一贯的思想：“东南之事我为政”。在郑成功内心深处，未必真的尊重那位永历皇帝。1649年（顺治六年）前后，郑成功为了粮饷，与南明永历政权的郝尚久争夺潮州，导致清军乘虚而入，郝尚久一怒下投降了满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潮州就落入了满清之手，郑成功和南明永历政权谁都没有占到便宜。这充分说明了郑成功扩张自己的领地的策略，这大概是他们海盗家族的天性使然。只不过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郑成功这样的表现只能说明他缺乏作为统帅人物的全局观。他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的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在许多事情中都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详细来讲郑成功的一生。

1644年国变的时候，郑成功还只是个书生，一直呆在福建老家。中国有句古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对于郑成功来说，若不是1644年的那场大变，他大概永远也成不了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因为此时郑家在东南沿海财大势大。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郑成功都是一个使史学家、剧作家着迷的传奇人物。郑成功于天启四年（1624年）生于日本。幼读书，为南安诸生。福王时，郑成功入国子监，师礼钱谦益。郑成功开始只以读书为事，未曾预兵柄，一直到郑芝龙投降满清，才慷慨募兵。郑成功回信给父亲的招降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然后，将他平时所穿的儒服烧了，拜辞孔庙，乘巨船而去。

郑成功在叔父郑鸿逵的支持下，率领部下先在广东南沃岛起兵，继而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清顺治七年）占领厦门、金门两岛。以后与清军展开不断的战斗，逐步收复了福建漳、泉地区，并控制了北至浙江舟山，南至广东潮惠的东南沿海地区。

郑成功从1646年底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几年内，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召募文武人才。他“国姓爷”的名头，为他招集兵将、扩大军事实力提供了不少方便。

1651年（清顺治八年），郑成功的军队日益扩大，粮饷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郑成功决定亲自带领主力前往潮州，筹集粮饷，留堂叔郑芝莞留守厦门。郑成功出师后不久，遇到郑鸿逵前来接应。左先锋施琅此时已经看出厦门新定，主力在外，难免生变，此行结果也难以预测。但施琅知道郑成功性格刚强，不敢直说，就假说自己做了个梦，预示出师前景不利，请郑成功慎重考虑。郑成功并没有听出施琅的弦外之音，认为他白日说梦，心存胆怯，当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锋印和部下兵将移交给副将苏茂掌管，让施琅随定国公郑鸿逵一道回厦门。

果然如施琅所料，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获悉郑成功主力已经南下，厦门守兵单薄，预备攻打厦门。但这三人并非是为了清廷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腰包。郑芝龙因为是海盗出身，开创了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积累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这三人对于郑氏家族的巨额财富早就垂涎三尺。

这其中还有一层微妙之处。郑氏家族除了郑芝龙被软禁在北京以外，郑芝龙的母亲黄氏和五弟郑芝豹仍然居住在安平老家，处于清方的控制下。张学圣三人密议后，先去跟郑芝豹打了招呼。三人调集军队偷袭厦门时，搜集了七十条船，其中郑芝豹就提供了八艘。

厦门守将被击败，郑芝莞惊惶失措，乘船逃跑。不久，清军攻入厦门城内，仓猝之间郑成功的妻子董氏带着郑经、怀抱祖宗牌位乘小舟逃到郑芝莞船上。寄居厦门的大学士曾樱自杀。清军占领厦门后，把郑氏家族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

张学圣和黄澍在厦门分赃后，就先行离开，马得功仍留在岛上。这时，郑鸿逵带领的军队到达厦门，“复将城围住”。马得功被困在厦门城内，无法脱身，又估计到郑成功主力回师后必遭灭顶之灾。于是，他派人去安平向郑芝龙的母亲求情，请黄氏写信给郑鸿逵，让他网开一面。郑鸿逵碍于母命，除了归还缴获的郑芝豹提供的八艘船外，另派三十艘兵船将马得功及其部众送回大陆。

不久，郑成功率舟师返航，得知事情始末后，将郑芝莞斩首，传示军中。郑鸿逵知趣地交出了全部军队，不再参与军事，只留下部分船舶从事对外贸易，自己搬往白沙居住，之后老死在那里。

到这个时候，郑成功已经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郑氏家族中所有的对手；并且，在这年年底，他合并了绍兴的鲁王朝廷失败后幸存的水师。这标志郑成功崛起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这时候才二十七岁。但就这时，发生了施琅叛逃的事件。

各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个人的恩怨有时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施琅和郑成功是明清双方争夺福建沿海地区和台湾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物，所以这两位先后咤叱风云的人物的分道扬镳对时局有很大的影响。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最初在明总兵郑芝龙部下任左冲锋。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进福州，施琅跟随郑芝龙投降清军，然后被拨归佟养甲、李成栋麾下，从征广东，攻打南明两广政权。李成栋突然“反清复明”后，施琅也跟着李成栋“反清复明”。施琅这个人的忽明忽清跟吴三桂和李成栋大不一样，他是个典型而纯粹的军人。从施琅的前后表现来看，他是个勇敢的将领，但缺乏政治主见，在政治上变现出反复无常。对他而言，谁当政都无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唯一行为准则，他总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置于王朝利益之上；但这也充分表明施琅并吴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但因为南明内部争斗不断，加上李成栋对福建将领的排挤，施琅等闽将又重新投归郑成功。

清军袭占厦门岛时，施琅率领部卒数十人奋力作战。郑成功回到厦门论功行赏，奖给施琅白银二百两。表面上郑成功是赏罚分明，但施琅一贯恃才傲物，郑成功早对他怀有戒心。所以尽管郑成功肯定了施琅在厦门迎战清军的功绩，却不肯归还他的兵权。

施琅在广东时曾经委婉地提请郑成功注意主力西进后后方兵力单薄的危险，郑成功听不进不同意见，解除了他的兵权。在施琅看来，自己在总的用兵策略上提的建议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遣回厦门以后又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满心以为郑成功班师归来将恢复自己的左先锋职务。不料，郑成功回到厦门以后，并不让他官复原职，左先锋仍由苏茂担任，而且提升施琅的副将万礼为镇将（即总兵），施琅依旧落职闲住。

施琅因此大为不满，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怒形于色，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口吐不满，竟然向郑成功说自己心灰意懒，想去当和尚，借以试探郑成功对他的态度。郑成功并不为所动，只叫他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施琅见难以挽回，一气之下真的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愎自用，自然对施琅的态度衔恨在心。

不久后就发生了曾德事件。曾德原先是郑彩部下的将领，郑芝龙降清后，曾德不大得志，在郑成功军中受施琅节制。施琅被削去兵权后，曾德为求出头之日，利用过去在郑氏家族军队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促令杀之”。

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勃然大怒，断定他是反形已露，命人包围施琅住宅，将施琅和家属全部逮捕。不可思议的是，施琅被捕后，竟然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下，奇迹般地逃到大陆。郑成功获悉施琅已经逃入清方管辖区后，怒不可遏，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处斩。

施琅虽然逃走，却还没有投靠满清，直到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后，这才对郑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了清朝。

后来的事实证明，施琅在明清之际确实是数得上号的出类拔萃的将才，但他在军旅生涯的前期始终没有受到重视：跟随黄道周率军援赣时所提建议被拒不听用；降清后随李成栋入粤又备受压抑；广东反正后转入郑成功部下本想大显身手，却仍受到部分将领的排挤，郑成功也未能发挥其所长。而后来康熙皇帝对施琅恩威并用，深得御将之道，施琅作为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的才能充分得以展现。

郑氏家族靠海上活动起家，而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因为郑成功处置失当，施琅投入了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是关系匪浅的。

从1651到1652年（顺治八至九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郑成功对清廷来说，有如芒刺在背。从1652年起，顺治皇帝利用被软禁在北京郑芝龙，开始与郑成功和谈，历时两年。为了表示诚意，清廷还将1651年攻入厦门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的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交三法司审讯。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张学圣、马得功、黄澍一口咬定“城内没有财物”，抵赖得干干净净。三人暗中用赃物买通了一些官员，三法司在定罪时游移其词，最后不了了之。但逮捕巡抚、总兵、道员一举，实际上是对郑成功表示一种和解的政治姿态。

清廷让郑芝龙出面写信，动以父子之情，并表示只要郑成功剃发归顺，即可保持自己的军队，仍旧镇守福建沿海，不必进京，借以解除郑成功担心重蹈父亲覆辙的疑虑。而郑成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劝降书信迅速作了回答。

在这里，人们有机会看见了郑成功一生中最狡诈的表演。他真的考虑降清吗？他对落在清廷手中的父亲和其他亲属的命运真的无动于衷吗？或者，他拖延谈判是为了筹集战争资金和保护他的父亲？

显然，郑成功把“和谈”看成是一种缓兵之计；而清廷的目的则是“招抚”，就是说，让郑成功心安理得地投降。在这样各怀目的的情况下，双方自然永远达不成协议。郑成功表面上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但因为清军一贯的不善水战，满清同样也赢得了时间。所以在和谈失败后，双方都急切地要一决雌雄。

1654年（顺治十一年）年底，清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郑成功。郑成功则立即出兵收复漳州，并包围了泉州。这个时候，郑成功写信给泉州守将，说你们先投降我，我再带你们投降清朝。郑成功的态度似乎有些游移不定，到底主和还是主战，是为清还是为明，但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地盘。郑成功的这种信件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被福建巡抚佟国器回信斥之为“侈口而谈，骄蹇满纸，殊堪喷饭”。

面对清方主力的迫近，郑成功采取的对策是扬长避短，把兵力集中到海上。为了避免清军凭城固守，他下令拆除了大陆上邻近厦门的大多数城市和据点的城墙。同时，清廷颁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

之后不久，郑成功派人会同张名振部收复了舟山群岛。但不久后张名振去世，死因众说不一，一说为郑成功派人毒死。张名振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旧部托付给监军兵部右侍郎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管。但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张煌言成了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济度于1655年九月到达福建，他的军队由于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直到1656年四月，他才有能力对金门岛发动一次进攻。随后的战斗被飓风打断，结果清军舰队全被摧毁。

本来形势对郑成功十分有利，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海澄事件。

郑成功御将之道一向以严著称，但他的性格过于刚强，往往失之偏激。左先锋苏茂因为曾经掩护施琅逃走，一直为郑成功记恨，借小过将他斩首。最不可思议的是，郑成功在处死苏茂之后，立即派因同样的过错被责备的黄梧和苏明（苏茂族弟）镇守海澄县。这里“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郑成功动员大量人力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屯积大量军械、粮食，使之成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大陆前进基地，同金门、厦门组成犄角之势。黄梧既牵连受责，心怀二意，就同“痛兄苏茂被戮”的后冲镇副将苏明密谋降清。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叛变，把海澄县献给清方。海澄之失，对郑成功是一个重大打击，迫使他提前开始他的北伐。

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几次长江之战在张煌言一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多提。总之，由于郑成功的私心自用和坐失良机，郑成功的长江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时为1659年秋。

十一、收复台湾

在进攻南京战役失败以后，郑成功把目光转向了台湾。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遇事独断于心，具有极其坚毅的性格。在决策收复台湾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当时许多人都不赞成郑成功的决策复台，因为当时的台湾远在海中，又是一个疾病流行的蛮荒之地。张煌言还认为郑成功复台的目的是脱离抗清前线，仅从郑氏一家私利考虑，取远离大陆的台湾为安身立命之所。但是，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清廷已经比较牢固地稳定了在大陆的统治，郑成功必须面对现实，为解决数十万兵员和其他人士的粮食、物资供应，光靠金门、厦门、南澳等弹丸之地是绝对支持不下去的，而台湾地大，可以垦荒种田，加上靠近东南亚，可以大力发展贸易，能够解决绝大部分军需。郑成功正是有见及此，不顾张煌言和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毅然决定收复台湾。台湾之役也使国姓爷（Roksing Koxiga）之名随着“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的败退显于欧洲。

荷兰在历史上有过一段耀眼的辉煌。十七世纪上半叶，它拥有商船一万六千艘，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四国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荷兰人垄断了世界的贸易，荷兰商人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各个角落，因而荷兰人被称之为“海上马车夫”。荷兰十七世纪上半叶对海上的垄断权，当成为后起的英国海外扩张最大的障碍和威胁之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英荷战争（1652～1674年）后，尽管荷兰在军事上没有完全输给英国，但从整体上说，荷兰海上实力大为削弱了。荷兰在经济、贸易、海运方面的实力大为下降，从此“海上马车夫”把海上霸权让给了英国，沦为欧洲二流国家，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英荷战争因此成为“海上马车夫”永久的憾事。

再来看看台湾的历史。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屿，岛上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然而，在荷兰人据台统治及明郑时期之前，台湾原只是一个海上荒岛，一个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原住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在中国的史料中，也只留下“夷州”、“流求”等无法确定是否就是台湾的记载。即使在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时，台湾仍旧在航线之外。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葡萄牙水手的一声惊叹：“福摩萨（欧洲人对台湾的称呼），美丽之岛！”才唤来了西方国家对台湾的注意，也把台湾推上了各方海上势力觊觎、驻足的舞台。

对海上贸易集团来说，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台湾往东可达日本，往西通过台湾海峡可抵福建泉州，取得中国内地的丝绸，由泉州横越南海，则可到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大型贸易站马尼拉，经过马尼拉，还可以南行到印尼，或横向途经旧金山绕到墨西哥。因此，从十六世纪开始，台湾就是太平洋贸易区往来的中继站，所以才会引起国际航海帝国主义的重视与争夺。

然而，对于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各路海盗或海上非法贸易集团而言，台湾仅是个歇脚避风、躲避政府追剿之地；对明朝当局来说，台湾只是一处瘟疫蔓延、土著凶悍的化外荒岛。汉人真正开始移民台湾，迟至明代中叶才开始。

当时因部分倭寇、海盗以台南为基地，不断扰乱附近的海域，使得大陆东南沿海居民与台湾原住民皆深受其害，明朝廷因此几次派兵讨伐，与原住民有了初次接触，也开启汉族移民之始。闽粤一带陆续有居民因为逃难、捕鱼、经商等目的移居台南，在一鲲身（即今安平一带）、北线尾沙洲一带逐渐形成聚落。

1624年，原占领澎湖的荷兰人被明朝军队所逐，转而进据台湾南部。从那时候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将台湾作为他们在西南海岸的一个贸易殖民地。荷兰人占领台湾的这一年，恰好也是郑成功在日本出生的一年。

台湾的荷兰人同垄断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但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不好，因为郑成功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当时东印度公司中已经有人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台湾发生过一次反抗荷兰人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被荷兰人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所以从那时起，荷兰人对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都很紧张，生怕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当时，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只有一千多名；但设在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军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中午，两万五千名郑家军在金门岛东向的料罗湾，登上了近四百艘战船。鹿耳门之战与郑荷对决晌午时分，旌旗飞扬的庞大船队，乘风破浪驶向台湾的中继岛，澎湖。次日，船队来到了澎湖，泊峙内湾，郑成功派出船只到大员附近海面侦查，并在澎湖整装，等候顺风出发。

二月初六夜，为了抢潮水，郑成功决定冒险启碇，在强风巨浪中向东南方航进。次日黎明，数百艘高挂着郑字旗帜、漆着太阳与月亮并存的日月旗军船，在蒙蒙雾中，悄悄来到鹿耳门外港，于北线尾岛外的海边下锚。

中午过后，郑成功在船头摆下香案，向天祷祝，祈求一战成功。不久，鹿耳门水道开始潮涨，顺风吹送下，船行如飞，战船趁势涌进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此时船队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线尾外海原处，另二批陆续鱼贯进入鹿耳门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两面和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之间。

傍晚，郑军水师冲过荷军防线，先在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约在今台南市忠义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陆，接着进占赤崁，直逼普罗民遮城。五月四日，普罗民遮城的荷兰守将弃城投降，结束了这场“鹿耳门之战”。短短五天，郑军便攻陷了战力薄弱的普罗民遮城，迫使荷兰人全数退守在隔着台江水域、位在普罗民遮城对岸的热兰遮城，双方开始了长期的对峙交战。

次年二月一日，热兰遮城里的荷兰人终于不敌郑成功军队的围困夹攻，终于与郑成功签订缔和条约，历时九个多月的郑荷对峙交战局面，最后在仅仅数天的缔和过程中划下句点。自此，郑成功正式统治了台湾。

郑成功写下这首《复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