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 第一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弘光政权
一、鸳鸯袖里握兵符
1644年初，农民军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闯，南北的交通遭到了严重破坏。北方的难民把瘟疫、惊慌、敌探和关于北方情况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带到南方，但没有人知道这些消息的准确性。
1644年三月初，崇祯皇帝曾下诏天下勤王。但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二十一天后，南京手握重兵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仍未发兵。
针对史可法不奉诏进京勤王的表现，我们先讲一讲秦良玉的故事。我们选在本篇中来讲秦良玉的故事，是希望能在本篇令人扼腕的叹息中有一抹亮色。
张献忠杀人如麻，连李自成也不放在眼里，生平独独畏惧秦良玉。这位令连天都不怕的张献忠忌惮的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与传说中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不同，秦良玉的事迹确有其事。
秦良玉，忠州人。秦家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川忠州城西乐天镇郊的鸣玉溪畔，这里山环水绕，地势雄奇，风光峻秀。秦良玉的父亲秦葵饱读诗书，见多识广，“丁乱世，喜谈兵”，从小培养孩子们学习文韬武略，勉励他们长大后“执干戈，以卫社稷”。秦良玉有兄弟三人，良玉居于第三，上有哥哥邦屏，邦翰，下有弟弟民屏。父亲尤其钟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习兵自卫，以免在兵火战乱中“徒为寇鱼肉”。因而秦良玉自幼除了课章句，学经史外，还得以和兄弟一起随父习武。她不但学得一身骑射击刺的过人武艺，而且熟读兵史，精于谋略，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秦葵曾经感慨地说：“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但秦良玉并不因为自己是女儿家而感到自卑，她少怀大志，经常用历史上爱国名将、民族英雄的业绩激励自己，她豪迈地表示：“使儿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刚满二十岁的秦良玉嫁给了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为妻。马千乘是东汉名将伏波将军之后，英俊严毅，“整莅军伍，莫不股栗”。他祖籍是陕西抚风，因祖上建立了战功，被封为石砫宣抚使，官职世代沿袭，最后传到了马千乘身上。
马千乘十分爱慕、敬重秦良玉，夫妻相敬如宾，就边治军用兵方面的事宜也常和也商议。石砫属忠州，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本非用兵重地，但秦良玉向丈夫提出“男儿当求树勋万里，奚用坐守为？”她立足于为国报效的远大眼光，协助丈夫精心简练士卒。几年时间，她就帮着丈夫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白杆兵”。
这种白杆长矛是秦良玉根据当地的地势特点而创制的武器，它用结实的白木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必要时，数十杆长矛钩环相接，便可作为越山攀墙的工具，悬崖峭壁瞬间可攀，非常适宜于山地作战。马千乘就靠着这支数千人马的白杆兵，威镇周遭四方，使石砫一带长年太平无事。
明史中记录说：“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播州（现贵州省遵义一带）宣抚使杨应龙连同当地九个生苗部落举旗反叛。明朝廷派遣李化龙总督四川、贵州、湖广各路地方军，合力进剿叛匪，马千乘与秦良玉率领三千白杆兵也在其中。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秦良玉初次参加大战，立下汗马功劳，除受到重奖外，“女将军”的英名开始远播四方。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马千乘染上了暑疫，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明朝派来监军的太监邱乘云，被邱乘云诬陷投入狱中。在狱中得不到治疗调养，马千乘病重而死。
马千乘死后，朝廷觉得他并无大罪，所以仍保留了他家石砫宣抚史的世袭职位。而这时马千乘的二组马祥麟年龄尚幼，朝延鉴于秦良玉作战有功，文武兼长，所以授命她继任了丈夫的官职。从此秦良玉卸裙钗、易冠带。侍女卫队皆戎装雄服，南征北讨，声威远震。
秦良玉得掌兵柄之日，正值女真族崛起于东北，对明廷构成严重威胁。此时满人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以努尔哈赤为帝，公然向大明边境挑衅。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大败于萨尔浒，举朝震惊，辽东官兵“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装死苟活，不肯出战”。朝庭急调永顺、保靖、石砫、酉阳等土司兵赴辽救援。秦良玉此已经四十六岁了，仍然亲自率领三千白杆兵，连同自己的哥哥、弟弟、儿子，兼程北上卫边。
天启元年（1621年）白杆兵和酉阳土司配合明军，渡浑河与清兵血战。是役虽因寡不敌众，秦良玉的大哥邦屏阵亡，未能取胜，但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杀敌数千，重创清兵，被除数誉为“辽左用兵来第一血战”。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曾经评说此战：“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
浑河血战之后秦良玉立即遣使入都，赶制一千五百件冬衣抚恤士卒，整顿余部，自己则新率三千精兵直赴山海关。山海关是清兵占据辽阳进窥中原必经的咽喉要道。秦良玉坐镇山海关，一方面救济关内外饥民，安定民心；同时加强武备，戮力守卫，有效地遏制了清兵南侵的气焰。在秦良玉的主持下，山海关防务固若金汤，成为清兵无法逾越的屏障。清军屡次派重兵前来叩关挑战，秦良玉不为所激，只命部下加固防守，终使清兵无法得逞。
一次，秦良玉的儿子马祥麟带兵巡关时，被敌军的流矢射中一目，他忍痛拔出箭簇，援弓搭箭向远处的敌人射去，连发三箭，射死三个敌人，清将大为震惧，从此不敢轻易再来山海关挑衅了。
兄亡子伤，秦良玉悲怒交集，于是上书皇帝，陈述了自家军队作战及伤亡情况，嘉宗深为感动，下诏赐予秦良玉二品官服，并封为诰命夫人，任命其子马祥麟为指挥吏，追封秦邦屏为都督佥事，授民屏都司金事之职，还重赏了白杆兵众将士。
不久秦良玉奉令回川扩兵援辽，抵石砫仅一日，适逢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叛。奢崇明以奉诏率兵二万援辽为名，进入重庆，久驻不发，自称大梁王，转而乘虚进逼围困成都，严重破坏了抗清的形势。秦良玉乃挥师西上救援。奢崇明慑于白杆兵的威名，听说秦良玉带兵回到了石砫，马上派人携金银厚礼去与她联络，想请她共同举兵。
秦良玉大怒道：“我受朝延厚恩，正思报效国家，岂能与叛贼为伍！”当即斩了贼使，火速发兵，溯江西上赶到重庆，出其不意地攻下重庆。紧接着，她又率兵直赴成都，赶走了围攻成都的奢崇明部众，先后拿下红崖墩、观音寺、青山墩等几个大寨，彻底击毁了叛军势力。
朝延闻报后，授秦良玉为都督佥事，拜为石砫总兵官，以嘉奖她的血战功绩。
几年之后，贵州水西一带，有一个叫安邦彦的匪首，自立为罗甸王，招兵买马，占据了贵阳以西的千里之地。朝廷又诏命秦良玉率白杆军人黔平乱，秦良玉义无反顾，很快就平定了叛乱，杀死了安邦彦，但也赔上了弟弟秦民屏的性命。
崇桢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兵绕道喜峰口，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次年又向东攻占永平、滦州、迁安三城，形势极为险峻。崇桢皇帝匆忙下诏征调天下兵马勤王，并谕大臣们拿出自己的钱来充作军饷，还将北京文武百官的马匹充作军需。秦良玉闻讯，火速“出家财济饷”，两次率白杆兵兼程北上。
当时各地先后赶来的十余万官军，均屯驻在蓟门近畿一带，互相观望，畏缩不前。独秦良玉所部率先奋勇出击，在友军配合下，奋力收复永平、遵化等四城，解除了清兵对北京的威胁。
在清军兵临城下，众多须眉大将贪生怕死，推诿观望之际，能够力挽狂澜的偏偏是一名万里请缨勤王的女将。崇桢皇帝感概万端，京城之围解救后，特意在平台召见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将军秦良玉。见过女将军后，崇祯皇帝感慨万千，写下了四首诗，夸赞她的功迹，并御笔亲誊，赐给了秦良玉：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蜀锦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上万里行。
露宿风餐誓不辞，忍将鲜血代胭脂；
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凭将箕帚扫匈奴，一片欢声动地呼；
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史载秦良玉率部进京后，“驭军严，秋毫无犯”。人人都想看看这位传奇女将军，“都人闻白杆兵至，聚观者如堵，马不能前”。今天北京宣武门菜市口东即为当年秦良玉驻兵之处，仍保留有“四川营胡同”、“棉花胡同”（秦良玉征战之暇还组织女兵纺纱织布）一类的地名，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民族女英雄的深切怀念。
又过了几年，张献忠进入四川一带。年过花甲的秦良玉再次披挂上阵，风采不减当年。她率领白杆兵，连战连捷，解除太平之围，扼罗汝才于巫山，斩东山虎于谭家坪，使张献忠的军队在川地吃了不少苦头。然而，由于川地屡经兵灾，府库空乏，粮饷短缺，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而农民军部队势力强大，如潮水般涌进川蜀。整个战局上，官兵难以取胜。
崇桢十三年（1640年），四川巡抚邵捷春“不知兵”，又不听秦良玉之计，被张献忠大破官军，秦良玉“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略尽”。崇桢十七年（1644年）春，秦率部驰援夔，又“众寡不敌，溃”，以至“全蜀尽陷”。
张献忠攻取楚地后，秦良玉曾经对当时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分析了全蜀形势，请求增兵守十三隘，但陈士奇没有采纳。秦良玉又上巡按刘之勃，刘之勃虽然同意秦良玉的建议，手中却无兵可发。秦玉良万般无奈，只有退保石砫一地，并号令部众说：“有从贼者，族无赦！”（《明史·卷270·秦良玉传》）分兵守四境。张献忠再次进入四川后，“遍招土司，独无敢至石砫者”。
这时京城已被李自成所率领的义军攻破，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大明皇朝在风雨飘摇中终于彻底倒塌，李自成入主京城，张献忠则想牢牢控制住川蜀，以作为自己的据点。张献忠东征西战，几乎囊括了全蜀，却唯对石砫弹丸之地无可奈何。己六十八岁高龄的秦良玉，带着她手下历经百战的白杆兵，不畏强暴，誓死抗拒。一直到张献忠败亡，农民军终没能踏入石砫半步。
当时四川地区战祸连连，赤地千里，凄凉残败，附近州县到石砫避难归附的百姓有十数万家。至1648年秦良玉去世时，在石砫城东南五十里万寿山仍屯有大批粮草。
清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南明隆武政权赐秦良玉太子太保爵，封“忠贞候”，调石砫兵抗清，秦良玉以七十三岁高龄毅然接受“太子太保总镇关防”铜印，奉诏挂帅出征。但因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突然叛变，隆武政权旋即败亡，而未能成行。
清顺治五年（1648年）端阳节过后，七十五岁的秦良玉，在一次检阅过白杆兵后，刚刚跨下桃花马，身子突然一歪，猝然然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戎马倥惚、驰骋疆场的豪迈生涯。
据说，至今四川石砫县还保留着秦良玉的故居和她用过的武器。当地百姓提起秦良玉的故事仍然如数家珍，无不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巾帼女英雄而自豪。
川人曾在秦良玉驻兵遗址筑四川会馆。祠堂内供奉春良玉戎装画像，龛前对联云：“出胜国垂三百年，在劫火销沉，犹剩数亩荒营，大庇北来梓客；起英魂天九幽地，看辽云惨淡，应添两行热泪，同声重哭天涯。”“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鉴湖女侠秋瑾生平最佩服的就是秦良玉。
二、弘光政权的建立
大顺军的攻克北京和崇祯帝的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明政府管辖之下。当大顺军向北京进军时，南方部分官员知道京师难保，已经作了从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监国的准备。复社巨子陈子龙（后面还会有专门的篇章讲他与名妓柳如是轰动一时的情缘）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后，立即说服江南巡抚郑瑄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人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
但随着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北的消息从此中断。
1644年四月一日，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之类的话。四月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几天之后，北方传来了朱由检在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的消息，这消息在四月十七日才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的大臣们（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有独立的六部和五军都督机构。南北两京的体制，目的是以南京控制南方财赋，以北京控制北方边防），而且很快传遍了南方，在动荡的不安中掀起更新更高的浪潮。
此时作为陪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首先要考虑的是崇祯皇帝的继承者，当时谁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李自成曾经将三名皇子一起带往山海关，但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起，兵荒马乱中，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个儿子的下落。
当时几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
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潞王朱常淓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旁系的侄子，而福王则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长洵长子。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有“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的名声，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
拥立福王朱由崧的是凤阳总督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
继位之争实际上是明末党争的延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福王最符合轮序。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如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但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
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老家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和南京政府的大多数文职大臣。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他曾经写信给马士英，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信后来成为马士英逼史可法出朝的有力法宝）；但当时史可法作为南京的首席大臣，更关心政局的稳定，他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马士英想要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就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小心游说，争取到淮河流域的镇将们的支持，手握重兵的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山东总兵刘泽清一度支持东林骨干拥立潞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事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马士英等拥立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史称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六十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三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
这位弘光皇帝果然同他的父亲福王一样沉溺于酒色，“帝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在南京即位后，弘光皇帝在其养母（据说这位养母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已经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弘光皇帝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弘光皇帝还派人四处逮癞蛤蟆剥取蟾酥，以做春药使用。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民间因此称弘光为“虾蟆天子”。
明朝还有个“蟋蟀天子”，即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听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特意命苏州采办，搞得苏州百姓鸡犬不宁。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
弘光政权是大官僚军阀派系斗争的典型产物。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开始把持朝政，与高弘图等东林党人针锋相对。在百姓的眼里，则是“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拥立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在金庸的名著《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爱国志士们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而内斗不断）。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到，东林党人拥立的潞王朱常淓并不比福王“贤”多少，证明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这种极端的私心并没有随着弘光皇帝的登基而结束，南明政权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中，后来相继出现了三大案，都是党争的结果。内耗既烈，当然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被满清占领的江山。
而史可法本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性格也从这件事上可见一斑。他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史可法在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福王朱由崧和马士英求助于镇将，形成后来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史可法从此也大权旁落，这是他自食其果。
1644年五月十六日，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四天后，史可法渡江往淮阳督师。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加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在弘光皇帝登基一天后，史可法即被排挤出外，由在朝辅政变成了在外督师，足以说明他的失势。
吴县诸生卢谓率太学诸生上书，极力说史可法不可出，又说：“秦桧在内，而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一时朝野争相传诵，称为敢言（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可惜为时已晚。
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人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有人称赞他说：“史公就像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文武兼备。”史可法回答说：“我恐怕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才能，却很想效法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是句实话，史可法确实只是个文人，缺乏诸葛亮那样的军事才能。
据《明史》记载，史可法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即前面提过的“七不可立”的信）。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
史可法还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所以当他动身去扬州前，特意上疏弘光皇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马士英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奏疏自然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的，表明他与马士英并无矛盾。
三、江北四镇
弘光政权成立时，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地域广阔，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满清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高杰驻徐州，刘良佐驻寿州，刘泽清驻淮安，黄得功驻庐州，共拥兵三十万。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他原先是李自成的得力部将，绰号翻山鹞。李自成最早的妻子韩氏本是娼妓出身，韩氏后来与县役盖君禄私通，被李自成杀死。不久后李自成掠得邢氏为继妻。邢氏不仅貌美，“勇武多智，兼掌军资”。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为邢氏的姿色所倾倒，一见钟情。邢氏本是良家女子，被李自成抢到军中，并不真的归心，她也爱上了高大魁梧的高杰。
在邢氏的劝说下，又因为担心李自成知道后会引来杀身之祸，高杰于崇祯八年（1635年）带着邢氏及一帮兵士投降了明将贺人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被授予游击之职。
高杰后来多次参加了对农民军的追剿，累功升任总兵。1644年初，大顺军渡河东征，明朝武将大批归附，高杰因为自认为对李自成有“夺妻之恨”，不敢投降，于是率部由陕西经山西、河南怀庆一直逃到山东。高部进入山东时，见地方百姓对明朝廷已失去信心，都在盼望大顺军早日到来，高部将领竟然冒充为大顺军取得粮饷。
康熙年间金乡知县沈渊记载了当地的一件掌故：“犹忆闻之老者，谓当崇祯甲申三月有号翻天鹞子者，高杰麾下将也。挟逃兵数千人假名‘闯王安民’，兵薄金乡城。方是时，寇贼充斥，金乡官民守城，城门昼夜闭，而见贼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谋牛酒迎劳，且遥问安民何如？贼且作宣诏状，有‘禁掳、禁杀，敢违者斩无赦’诸语，彼军士则狂走如骛，汹汹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杰在夺路狂奔之际，派使者到寿州同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系。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万、马骡九千，立即回信招揽：“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同时让高杰部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高杰赴寿州谒见马士英后回镇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监卢九德的穿针引线，成了“定策”元勋。
黄得功，字虎山，辽宁人，出身行伍。他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
刘良佐，字明辅，北直隶人，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义军作战，升任总兵官。北都覆亡时他带的军队驻在河南正阳地区，甲申四月应凤阳总督马士英邀请率部进入南直隶，“沿途淫劫，临淮民闻其将至，严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马士英让他移驻寿县一带。关于刘良佐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他的弟弟刘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时任游击，就已随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廷。后来清军南下时，他不战而降当与此有关。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大顺军迫近北京时，崇祯帝命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不久大顺军进入山东，他带领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诸臣商议立君的问题上，他起初迎合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等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后来得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和马士英已经决策拥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敌，立即摇身一变，加入了拥福的行列。
四镇中数高杰、黄得功兵力最强。其中高杰彪悍骁勇，最受史可法器重。史可法认为高杰的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高杰、刘泽清是望风而逃的败将，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黄得功、刘良佐在1644甲申年间也无“功”可录，只是由于他们以兵力作后盾使朱由崧得以如愿以偿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都成了定策功臣。弘光皇帝登基后，黄得功进封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虽然没有参加定策，但他兵多将广，拥兵二十万，也进封为宁南侯。
四镇都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这样，四镇将领就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四镇总兵中立即有人开始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
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左都御史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但此时军人专政已成定局，弘光帝也叹气说：“事已成，奈何？”南明之所以不像南宋还能偏安一百多年，其源全出于此。弘光政权一开始就是在内讧中粉墨登场，一年后又在内讧中崩溃瓦解。
刘宗周是黄宗羲的老师，在不久后的党争中辞职。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怀恨刘宗周曾经上疏请抑藩屏，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时，竟慌得不知所措。
因为四镇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剧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四镇之间因而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老百姓们也普遍鄙视南明军队，而黄得功的部队则鄙视其他的部队，认为高杰等人是吃皇粮的土匪。
镇守徐州的高杰一直垂涎扬州的富庶，要求将部下将士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僵尸遍野”，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时，他还派兵于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使得“民益恶之”。
扬州进士郑元勋居中调停，出城同高杰面议，同意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但不在城内驻军。不料郑元勋刚回到城里，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扬州巡抚黄家瑞见大势不好，也逃之夭夭。
高杰大怒，加紧攻城。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南明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
高杰如此行径，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时南明内忧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将，对他也无可奈何。
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杰疑之，可法即分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杰防可法甚严，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法。……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史可法还一度遭到了高杰的软禁。
刚好有个叫德宗的和尚在高杰军中。这个和尚因为“谈祸福奇中”，高杰也折节称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劝高杰说：“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从史居士，儒家所称圣人，我法所称菩萨，居士与之一心并志，可谓得所归矣。”高杰听了，若有所思。
高杰的妻子邢夫人机智有谋，当年李自成也曾经让她管理后勤调度。高杰经常对人说：“邢有将略，吾得以自助，非贪其色也。”意思是说他老婆有大将之风，才智还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见史可法至诚，厚为调护，劝高杰归心。高杰这个人虽然桀骜不驯，对邢夫人却是言听计从，于是开始礼敬史可法。高杰在江北四镇中最强也最难驾驭，史可法大喜说：“吾诚得高而驯扰之，大事集矣。”为了表示感谢，史可法还将自己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经过反复磋商，高杰同意不再坚持进驻扬州，史可法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杰，局势并未完全稳定。1644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高杰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黄得功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由于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当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围绕南京的四镇布防基本上是针对农民军的。直到这时，南明仍然将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并未意识到满清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满清的多尔衮则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军是满清的首敌，所以先派兵追击李自成。果然如多尔衮所料，南明并未乘机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忙于内讧。
四、党争再起
史可法离开南京亲临扬州，暂时缓和了四镇之间的矛盾，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党争的到来。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满清这个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所以多尔衮入京后一日，就下令强迫百姓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满清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北方对南方有经济上的依赖性。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多尔衮一再辟谣，安定民心，同时派兵遣将进行扫荡，“辇毂之下，盗贼窃发，及至捕获，少长尽置于法”，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动，给了满清廷以可乘之机。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上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同月初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十四日派固山额真叶臣领兵收取山西。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先声夺人发出檄文说：“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同时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德州知州张有芳惟恐贻祸地方，拜表归顺清廷。畿南、山东大批州县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清朝。从此以后，多尔衮等满清决策人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而这个时候，南明朝庭中正纷争不休。史可法此时已离开朝廷，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即著名的《桃花扇》中风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为侯方域之父侯恂与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他曾为左良玉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因而被认为能驾驭这位不识字的粗鲁将军），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林党和复社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这样，当时最优秀的名士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
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权，开始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第一步就是推荐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是复社名士们的死对头，但同时也是马士英的旧交。
东林党和复社对马士英的提议群起攻之。但另一位东林巨子钱谦益的表现更具特色，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他公开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关于钱谦益为何会如此，我们将在谈及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一篇中详细论述。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天启年间任职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于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觊觎吏科都给事中这个颇有实权的人事监察岗位。负责考察官吏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跺”，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人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用魏人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
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党人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
阮大铖为人阴险，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百官图》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之后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以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义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
崇祯帝上台之后，虽以“逆案”为名铲除阉党，然而，阮大铖“见风使舵”，逃过此劫。当左光斗在朝廷中炙手可热之时，阮大铖便又攀附于左光斗。后来，左光斗因在党争中失利死于监狱。阮大铖却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幸免于难”，只是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正如黄宗羲所言：“先帝（崇祯）初立，左魏颂怨，皆操戈于阮大铖。”
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安徽，阮大铖避居南京，开始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显然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东林党与复社名士，企图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陈贞慧起草了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等人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方以智、杨廷枢等复社名士的支持。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并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黄宗羲。
《留都防乱公揭》发表后，“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因为这件事，阮大铖与东林复社党人结下深仇大恨。
后来，阮大铖还曾经不惜重金，撮合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后来为侯方域觉察，设法筹集资金，将钱退还给了阮大铖。阮大铖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铖人品虽恶，却颇有才华，诗文俱佳，尤善词曲。他所作传奇戏曲情节曲折离奇，关目布置和曲辞科白都很下功夫，艺术上有相当功力。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对于阮大铖“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阮家的戏班在南京很有名声，阮大铖自己也能亲自执板唱曲。（附阮大铖诗碑图）
如同他本人擅写的传奇，阮大铖的死亦颇有传奇性。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为清兵所破，阮大铖逃至浙江方国安军中。次年，投降满清，并领清兵破金华，从攻仙霞岭。仙霞岭是从浙江进入福建的天险，当时杨文骢在那里设伏。
杨文骢字龙友，明末大画家董其昌的弟子，也是当时知名的画家。杨文骢是马士英的亲戚，但他与复社人士来往甚密，是夏允彝等人的好友，还是几社的创办人之一。杨文骢曾经出钱帮助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秦淮名妓李香君梳拢（杨文骢与阮大铖是旧交，当初梳拢李香君的钱就是阮大铖假托杨文骢的名义出的，目的是为了拉拢侯方域），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事却是——将李香君鲜血染红的白绢扇画成了灼灼动人的桃花图。
梳拢是妓院行话。妓女在未接客之前是结为发辫的，接客之后才开始梳譬，叫做梳拢。所以梳拢又常常指妓女第一次接客。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钟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
在仙霞岭，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当阮大铖与杨文骢远远相对、相互怒目而视的时候，阮大铖突然中风，头面肿胀，倒在石上而死。
但仙霞岭一役，清军大胜，杨文骢重伤被俘，不屈而死。
《桃花扇》中的这两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就这样死在了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一事件。
重新回到南明党争的话题。弘光皇帝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他总说：“天下事，有老马在”，把军国重事委托给马士英，自己则同一班佞倖干着昏天黑地的勾当。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士英大权在握，这场党争最终以东林党和复社的失败而告终，也是不足为奇的。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等职。
阮大铖走马上任后，据李清著《南渡记》载：“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阮大铖惟利是图的德行可见一斑，当时的民谣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阮大铖机敏狡猾，自然也忘不了要报复那些曾经打击过他的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他对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复社聚徒至今，不反何待？”
机会果然来了，阮大铖突然留意到有一些北京的东林党人投降过李自成，于是他很容易地将江南士民的激愤引向那些曾经投降过李自成的东林党人，比如我们在前面的篇章中提到过的陈名夏。于是那些从北方逃来的投降过大顺政权的前明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
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
但此时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怂恿下，吴地缙绅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南明政府随即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杨汝成等人的住宅立即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满清政府。
阮大铖抓住机会，开始对复社成员进行打击报复，《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
忙忙的捉人飞走；
小复社没个东林救，
新马阮接着崔田后，
堪忧！
昏君乱相，
为别人公报私仇。
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但侯方域事先得到了消息，抢先逃去扬州，投到史可法门下。而他的爱人李香君则被阮大铖报复性地强嫁给佥都御史田仰，演出了血染桃花扇的一幕。
五、南渡三案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挫败了某些东林－复社人士拥立潞王朱常淓的计划。围绕帝位的勾心斗角，并没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国一年之内，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三个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却都贯穿着对弘光皇帝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第一件 大悲案〕
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大悲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确实是个骗子。
但是，一些人认为他的陈述证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内的一些藩王的情况，而掌权的人不愿把这些情况暴露出来。不论大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因为又提起了福王和潞王之争，负责审问的官员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结此案。
只有阮大铖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抓住大悲在供词中提到钱谦益（钱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开了一份赞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颠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中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东林党和复社的名士们。
事有凑巧，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已经上疏批驳大悲的供词漏洞百出，不堪一击。钱谦益并不知道黑名单的事，他主要是针对大悲提及他的指控。但这样一来，事情就公开化了。
这个时候，马士英不想将事态矿大，制止了阮大铖的黑名单行为。1645年三月二十七日，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大悲被处斩。
〔第二件 假太子案〕
就在大悲和尚出现在南京的同一天，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分，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抵南京后，高梦箕难辨真假，急忙送往苏州、杭州一带隐蔽。可是，这少年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高梦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
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这个少年从浙江金华到了南京，被交付锦衣卫冯可宗处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审视。大学士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样，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
弘光立国之时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王铎一个。如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不认；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往认。之明见执中，亦不识也。于是群疑稍解”。时任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的黄道周记载：“王之明者，顽童，故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途穷附高鸿胪之仆穆虎者欲南趋苟活，而穆虎居为利，遂谓子舆复出也。廷诘之日，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辄持两端，讼言不可诛，诛之祸起。”
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太子身着紫衣跟随在李自成马后。当左懋第北使北京时，曾经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
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纯属假冒，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问题是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黄得功和左良玉都上书表示对弘光政权严刑审讯“南太子”的行为表示不满。而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南太子”是真，弘光皇帝就必须归还皇位，弘光皇帝不想归还皇位，所以才坚持说“南太子”是假的。这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变得复杂的，是“北太子”这样一件事。“南太子”事前三个月，另一个自称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现，在清廷引起另一桩扑朔迷离的公案，其微妙与政治影响在每一点上都与南京的案件相似。据称“北太子”有长平公主确认，确实为她的亲弟弟。但满清不想承担杀前明太子的罪名，却又担心前明死灰复燃，于是坚持说“北太子”是假太子，将“北太子”处死。
但弘光皇帝却不敢采取这个办法，因为在南方，尽管缺乏证据，却普遍地并往往是狂热地相信“南太子”是真的。“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安慰的需要。
〔第三件 “童妃案”〕
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一个自称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从河南被护送到南京。
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是：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杀，世子朱由崧侥幸逃出。经过长期颠沛流离之后，忽然时来运转被拥戴为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诏狱由锦衣卫审讯。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黄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批驳道：“朕前后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按明朝典制，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明熹宗实录》载，天启二年十月传制遣“工科给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龄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黄氏”。童氏称入宫邸时朱由崧有东、西二宫已属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么“曹内监”为她举行册封礼。朱由崧没有儿子，“玉哥”、“金哥”之说也是空穴来风。
一些史籍记载，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凡所经郡邑，或有司供馈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揭帘露半面，大言曰：免！闻者骇笑”。
童氏一案与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她肯定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题本内明白说过“世子继妃李氏”于洛阳城破之时投缳自尽），后来某些野史又说她是误认（如说她原为周王宫妾，或说是邵陵王宫人），也有揣测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时曾与之同居，但这些说法同童氏自己编造的经历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无论童氏是冒充，是误认，还是与朱由崧有过一段旧情，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
但童氏因此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弘光皇帝将这个女人瘐死狱中的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假太子事件和童妃事件给南京弘光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喧嚣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马士英、阮大铖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关系。左良玉不久后的兴兵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侧”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六、睢州之变
而这时的弘光皇帝正沉溺于酒色，只可惜霓裳之曲未终，鼙鼓之声已起。满清豫亲王多铎破西安后，立即分军南下。
多铎大军必须经过河南。当时河南还是南明属地，巡按御史陈潜夫保奏汝宁宿将刘洪起为统领，号召两河义军，以便阻截清兵。但马士英不许，反召回陈潜夫。清兵长驱河上，如入无人之境。
刘洪起是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史可法一直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一厢情愿地想要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史可法这才说“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
史可法听说多铎大军南下后，于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初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
高杰出师时，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说：“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币，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万一，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闯逆、报国仇为亟。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成凶悖，贵国所恶也；本朝抵死欲报大仇，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鉴也。”
高杰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是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满清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满清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
高杰在四镇中兵力最强，一直是满清争取的重点人物，豪格立即在回信中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
高杰凶悍桀骜，为江南士绅不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
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但镇守该地的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许尔安、许尔吉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
许定国与高杰从前有仇隙。当高杰还是李自成部下的时候，曾经率军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不过是一个强盗。两人因此互相忌恨。
当许定国听说高杰前来，惶恐不安，立即派人渡河，请求豪格出兵支援。豪格说，“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
高杰大军随即进抵睢州，许定国进退失据，这使他更加恐慌。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敌不过高杰，耽心脱不了身，再次派人请求豪格火速来援。豪格仍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性格暴躁，勇猛冒进，此刻正受多尔衮排挤压制，憋着一肚子火气。但他却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罕有的持重，充分证明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西进追击李自成后，满清在整个东部（包括山东、河南以及淮北）的兵力非常单薄。豪格自己的兵力有限，多铎大军尚未赶到，他不得不对冒险渡江援助许定国一事有所顾忌。
许定国遭到豪格再次拒绝后，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他一面出城拜见高杰，假装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许定国向高杰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奏疏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一幅释然的样子，表示不会再计较。
其实高杰此时已经知道了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人质的消息，但他仍然希望以大局为重，这是他一直受史可法熏陶感染的结果。为防止许定国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满清，高杰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
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一介武夫，为人憨直，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为了表示笼络许定国的诚意，高杰特意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只可惜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越其杰、陈潜夫陪同高杰前往。
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手无兵器，力战被擒。许定国恨恨地说：“三日来，受汝屈辱已尽，今定何如？”高杰丝毫不惧，大笑说：“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于是被杀。
高杰随行的兵卒全部遇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高杰部众随即对睢州城内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这就是“睢州之变”。
许定国已经抢先率部渡河北去，此时多铎大军已与豪格会聚一处，当时清军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整个部队的叛变和加入，满清的兵力立即增加了四倍。
史可法在半路听到高杰死讯，大哭说：“中原不可复为矣！”于是回师徐州。而扬州百姓听说高杰被杀后，酌酒争相庆贺。
这是史可法在关键时刻的重大失误。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遭暗算，但他部下的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逃回徐州。
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回到徐州后，史可法又继续充当了老媒婆的角色。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嘲笑说：“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的绰号），闯仔不和谐（黄得功绰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指邢夫人），亏杀老媒婆（指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高杰妻子邢夫人带着儿子高元爵请恤，弘光皇帝命高杰所部将士仍听邢夫人统辖。史可法与诸将会盟，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邢夫人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高元爵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高杰为人虽然骄暴淫毒，但他对明朝仍旧有拥立之心，而且死前“进取意甚锐”，很有进击清军的决心。高杰之死对整个南明格局影响很大，高杰的部队因此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而其他三镇将领依旧怨恨高杰，并且不再听史可法号令，加上南京马士英担心史可法权力太高，大搞政治阴谋，将史可法的部分军队从扬州调走，南明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几乎已经破灭。
七、左良玉与柳敬亭
就在多铎大军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不得不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这一段我们在后面再提。
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有读过书，也不大识字。他初于辽东从军，自崇祯十二年在玛瑙山战胜张献忠之后，声名大振，从此开始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
弘光登极的时候，左良玉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弘光政权不得不讨好地封他为宁南侯。弘光皇帝朱由崧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左良玉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陈子龙记载，“上之立也，不与推戴，心常怏怏。既专制荆楚，益桀骜”。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左良玉的反感。
左良玉所谓的“清君侧”，正好发生在1645年三月。当时李自成失去西北，在在满清阿济格军队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了湖北襄阳地区。左良玉曾经有同李自成作战大败的经历。崇祯十五年，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为李自成大败，俘明军数万人。
左良玉早已经成为勇于虐民、怯于大战大军阀，听说李自成有十几万人马南下，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又故伎重演，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设坛刑牲，与诸将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义，一时欣然附和”，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
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正言厉色道：“先帝之旧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负”，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随即拿出“誓文、檄文”给袁继咸看了一遍。
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不料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袁继咸于绝望当中准备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将张应元把他掳入舟中，袁继咸一再投水自尽，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达自己并没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继咸一道东下“调护兵将”；监军李犹龙也再三劝说徒死无益，不如见机行事。袁继咸无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诸将约定严禁烧杀抢掠。
正当左军由九江准备东下时，四月初四日左良玉突然病死。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弘光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率师东下的报告，大为恐慌。马士英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黄得功的军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江北四镇的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去迎击左军，江淮防线一时陷入空虚。
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说：“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颖、寿。”弘光帝虽荒淫昏庸，却又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北兵（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直前。
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马士英却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
关于左良玉部队后来的结局，到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袁继咸也被胁迫往见清英亲王阿济格，只长揖不拜。阿济格极力劝袁继咸降清，承诺他“仍做九江总督”，遭到断然拒绝，最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
纵观左良玉一生，并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但他晚年赏识说书人柳敬亭，视为左膀右臂，却在当时被视为奇事。
柳敬亭又称柳麻子，本姓曹，名逢春。少年时犷悍不驯，被列为地方恶人，多行不法事，为官府追捕，于是出逃，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后流浪到盱眙，无以为生，遂揣摩随身携带的小说，在街头说书，居然倾动市人。从此，他便走上说书的道路。后来转赴苏南献艺，渡江时，指江边柳树为姓，以敬亭山为名，岂知此名后来竟驰誉书坛，为中国评话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面。
柳敬亭一次在松江说书，有幸得拜当地的一位通儒莫后光为师，尽得其传。柳敬亭在莫后光之春风化雨下，不仅学得高超的演艺，而且也一洗犷悍习气，柳敬亭后来之所以能与何复社人士以及士大夫交游，离不开莫后光的教育与熏陶。
不久，年近四十的柳敬亭来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说书。他善于状人拟物，使人听之如临其境，“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一时间声名鹊起，红极一时。朝中权贵、官僚争相邀柳敬亭至驻邸说书，应接不瑕，请其说书者须要十天前约定。
左良玉渡江南下时，安徽提督杜宏域为了巴结左良玉，特意介绍柳敬亭到左良玉的府署。一谈之下，左良玉立即惋惜与柳敬亭相见太晚，让柳敬亭参与决定重要秘密军务，一时成为左良玉的左右手，“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军中官员也不敢以说书人的身份来看待柳敬亭。
左良玉没有读过书，所有公文都是部下文人所写，立意谋篇，炼字炼句，引古证今，但左良玉都不满意。反而柳敬亭耳朵经常听到的，口里经常说的，从僻陋里巷俗语常谈中得来的，非常合左良玉的心意。
柳敬亭曾奉左良玉之命到南京公干，那时南明朝中君臣都敬畏左良玉，听说左良玉派了人来，上下没有谁敢不以恭敬之礼接待他，甚至宰相以下的官吏都让柳敬亭坐在向南的尊位上，人人称呼他柳将军。柳敬亭也不客气，坦然而坐，没有丝毫谦虚之色。那些街市上往日和柳敬亭很亲近互称你我的市民，在路边私下说：“这人是过去和我们一起说书的，如今他竟这样飞黄腾达了！”
柳敬亭虽然只是说书人，时局变幻中，他却也不能静静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狂潮之外。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在酒后谈起宁南旧事，都欷嘘洒泣。“江畔逢君诉遗事，断肠如遇李龟年”，离落心事，不忍说破，沧桑之极。
明亡后，柳敬亭的演艺更臻化境。他将其亡国的亲身感受、郁抑之气，融合于评话之中，使经历国变的百姓，产生极大的共鸣，从而达到感人以心、动人之情的效应。黄宗羲写《柳敬亭传》，说听到柳敬亭的说书，令人感到“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同样是写国破的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实在远不如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得深刻。说书能到如此地步，以国破家亡的哀思扣人心弦，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确实是相当不易了。
但黄宗羲依旧只把柳敬亭当作倡优，说“其人本琐琐不足道”。
柳敬亭一生交游广泛，尤喜与文人交结。当时的文士景慕柳敬亭的高风高艺，也都乐为之赋诗、填词、赠文、作传。这些作品后来均收载入各自的诗文集中或散见于诗话、词话、笔记里，流传至今。龚鼎孳在《赠柳敬亭》一文中写：“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可倚伏，有古贤豪侠烈之风。”
康熙元年，七十六岁的柳敬亭应龚鼎孳之邀到来北京。龚鼎孳邀请各大名流、诗人词客集其私邸，举行诗酒之会，听柳敬亭说书，轰动了北京文坛。就这样，柳敬亭在北京周旋于士大夫之间，首尾四年。
《旧都文物略》里说柳敬亭“为睿亲王多尔衮所罗致，利用其技艺使编词宣传”。因此有人嘲笑他终究是艺人，“很难够得上谈忠义节操”。然而当时多尔衮一声剃发令下，天下谈得上忠义节操的又有几人？写诗词劝柳敬亭南归的吴伟业、龚鼎孳当时都是满清的显贵。反倒是柳敬亭以方便说书为由，终其一生都未薙发易服。
柳敬亭生逢明末异族入侵的乱世，在残酷的新旧蜕嬗现实里过着献艺生涯，个人际遇不可避免地跟当时的政治环境串成唇齿关系，不但哀乐不能自已，连栖止游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终难免惹出一些同时代人的阴忌和身后的是非。
康熙四年（1665年）暮春，柳敬亭终于买舟南下，这时他已经七十九岁。次年，柳敬亭以八十岁高龄参加龚鼎孳爱妻顾眉（即有名的秦淮名妓顾横波）的葬礼，并为之说书酬宾。顾眉于康熙三年死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康熙五年（1666年），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柳敬亭晚年受过老友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资助，其后事迹不详。他究竟活到何时，死于何处，未曾留下一点迹象，就这样无闻而终，令人为之凄怆。
还是吴伟业的一句话是柳敬亭一生最好的评价：“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不必说什么傲骨嶙峋，不必抹杀本性，不必妆点山河变色后悲泣喜笑的矛盾。
八、史可法与扬州十日
明朝末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出督京师学政的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冒雪出外巡行。路经一座古寺，便进去避风雪。在寺内的廊下，看见一个衣着单薄的年轻人，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做好的文章。左光斗悄悄拿起文章阅读，不禁赞叹不已，爱不释手。他解下自己所穿的皮衣，轻轻盖在这位年轻人的身上。从寺里僧人处得知，这个青年名叫史可法。
自那次偶然的机缘，左光斗认为史可法才学出众，定非等闲之辈，就收他作了自己的学生。有一次，左光斗十分高兴地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很平凡，将来继承我的志向的，只有这位学生！”
不久后，左光斗遭到大奸臣魏忠贤的诬陷，被关在暗无天日的锦衣狱内。史可法焦急万分，又听说老师在狱中遭受酷刑，将不久于人世，就拿着银钱泪流满面与狱吏商量，终于感动了狱吏，让史可法扮成扫垃圾的人进入狱中。
史可法看见老师由于受了火刑而面孔焦烂，膝下筋骨也脱露出来，不由自主抱着老师痛哭。左光斗苏醒过来，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于是强忍剧痛，用手指拨开眼皮，目光如炬，生气地说：“傻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奸人正想把我们的人一网打尽。往后，谁去整顿糜烂的国事啊！你再不离开，我现在就亲手打死你！”说着就把套在手上的铁环投向史可法。
后来，史可法含泪对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成。”
这是史可法年轻的时候的事。左光斗的铮铮铁骨给史可法后来的一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自幼好学，为左光斗赏识后，应考顺天府试，中第一名秀才。崇祯元年四月中进士，六月任陕西省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在朝廷中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他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史可法深受恩师左光斗的影响，为官清正，办事干练，声名大著，官直至乐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不过他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
在弘光政权成立后首次商讨国策时，史可法也提出了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应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因为有南宋的教训，他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明确地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于史可法不积极进取的态度，刘宗周和陈子龙等人都非常不满意。可惜刘宗周和陈子龙这些真正的人才不久后在就党争中被迫辞去了官职。
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不久，搞清楚了南明的形势，知道史可法是唯一一个可虑的人，就派副将唐起龙招抚江南，致书给史可法招降。这封著名的书信由投降满清的复社成员李雯起草。
史可法回信中对满清入关赶走李自成表示了感谢：“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剃发之令，亦不忘本朝。此举动也，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地而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哉？”明白无误地对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史可法也期望能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联合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然后划江而治。这是史可法缺乏战略的远见，也充满展现了他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他从不敢轻易决策，只因为他认为他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存亡之秋，他承担不了轻率决策的后果。
但在回答多尔衮让他背叛明朝的问题时，史可法的态度却非常坚决：“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语气铿锵有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流传于后世的千古名篇。据说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是由复社名士侯方域起草。
这个时候史可法在南明政权中已经是力不从心，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后，根本不能指挥四镇那些骄兵悍将，因此也无法做出抗清的有效布置。他在回答多尔衮的时候，已经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这将是一种生死的选择。
史可法做了督师后，除了以身作则、跟兵士同甘共苦外，也做不了太多的事，但他却因此受到将士们的爱戴。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感到精神疲劳，把值班的厨子叫了来，要点酒菜。厨子回报说：“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下酒的菜一点也没有了。”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史可法的酒量本来很大，来到扬州督师后，就戒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才破例喝了点。一拿起酒杯，他想到国难临头，又想到朝廷里面只知道勾心斗角，心里愁闷，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多喝了几盅，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扬州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督师衙门议事，只见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奇怪，因为督师平常都是起得极早的。后来，有个兵士出来，告诉大家说：“督师昨晚喝了酒，还没醒来。”扬州知府任民育说：“督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大家别去惊动他，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吧。”他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表示天还没亮）。
史可法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侧耳一听，打更人还在打四更，不禁勃然大怒，把兵士叫了进来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民育吩咐的话说了，史可法才没话说，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从那天起，史可法下决心不再喝酒了。
四月十七日（1645年）满清豫亲王多铎大军逼近扬州时，史可法刚刚从南京渡江回到江北，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竟没有一个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
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
此刻扬州城里兵力相当薄弱。大军兵临城下，后果不难预料。这时候的史可法是极为矛盾的，他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在他死前四天写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信中流露出他对现实世界的深深厌恶。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时局看得如此清楚，他知道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尊崇的南明朝庭，很快就要灭亡了。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已经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但无论如何，即使史可法准备死去，也没有预备投降，由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英雄之一。
由于扬州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并没有下令立即进攻，他先后五次派人招降史可法，都遭到了严词拒绝。史可法当众将多铎的信投入护城河中。他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史可法将与扬州共存亡，用《桃花扇》中的话来说：
江头尚有亚夫营，
模糊老眼深更泪，
赚出淮南十万兵。
但史可法的“深更泪”已经无法保住扬州，扬州城已经是危急万分。虽然史可法死志已决，但城中还是有不少人害怕了。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高歧凤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史可法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竟然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只是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薄弱了。
四月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史可法正在指挥军民堵缺口，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城来。史可法眼看城已经没法再守，拔出佩刀往自己脖子上抹。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他保护出小东门。
这时候，有一批清兵过来，看见史可法穿的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伤害别人，就高声说：“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
于是扬州在倾盆大雨中陷落，史可法被害，时年仅四十四岁。扬州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皆殉难死。
在流血漂橹的扬州城头，尸山血海中面对着劈来的钢刀依然怒骂不止的史可法，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闪过的会是什么念头？
是亡国灭族的无边绝望，还是回首前尘的深深懊悔？
扬州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为了对扬州人民进行报复，也是满清想杀一儆百，于是多铎下令，烧杀抢掠持续十天。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扬州的暴行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如二十七日，“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清军开展大屠杀后，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百姓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清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立即战战兢兢，无一敢动。然后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相同的情形发生在三百年后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二十四桥明月地，尽成烟烬。若是史可法看到这些，他一定会后悔没有投降，而给他的百姓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扬州城中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女子，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然后倚门而笑，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挑选出年龄在十四到三十岁之间的妇女，然后将她们带走。很多年后，直到康熙年间，还有人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着兽皮，永远无法返回家乡。
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被清兵抓住，正要杀他时，史德威大喊说：“我是史可法的儿子！”多铎于是命前面杀死高杰的许定国审问史德威。
这时候清兵发现了史可法生前写给豫亲王多铎的信，信中写道：“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多铎看了信后非常感慨，下令放了史德威，好让他去给史可法收尸。多铎还让人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并优恤其家眷，以示异数。
大屠杀之后，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由于当时天气较热，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史德威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埋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的史可法“衣冠墓”。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追谥“忠正”。因此牌坊上题额为“史忠正公墓”。
顺治十年（1653），史学家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于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有一首三十五韵的五古长诗——《哀词·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阳诸军事史公可法》，主要是记录史可法的生平事迹。侯方域认为史可法用兵不如诸葛亮，而死节则可拟为文天祥。
无论史可法的才能如何受到后世质疑，史可法死后，立即在南明士绅中被视为抗清复明的英雄备受敬仰。后来他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崇，被认为是仅次于文天祥的民族英雄。
洪承畴被满清派到南京任招抚江南大学士时，有人在乌龙潭写了一副对联：“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谈迁《枣林杂俎》）对联中巧妙地镶嵌了史可法和洪承畴二人的名字（“成仇”为“承畴”的谐音）。
1648年（顺治五年）正月下旬，宣城人朱国材冒充史可法号召反清复明，巢县生员祖谦培、无为州生员沈士简等十余人听说后，都“头巾蓝衫”前往谒见，共图义举，后来遭到满清政府的无情镇压。
“伪史阁部案”起时，满清立即派人逮捕了史可法的家眷，包括史可法的母亲、妻子以及弟妹等人。一个投降满清的镇将心中也佩服史可法的忠义，便出面说：“过去在攻打扬州的时候，我是前锋，史公其实死在我手上。贼人不过是假托史公之名，如果反而因此怀疑史公的母妻，反倒给冒名顶替之人有口实了。”（清·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满清这才释放了史可法的家眷。
但这次偶然的事件却引伸出另外一件不小的麻烦，满清的一位王公看上了史可法弟弟史可模的遗孀李夫人，想要娶这位美貌的寡妇，并派了一个使者把聘礼送到了史家。史可法的母亲茫然不知如何应对，但李夫人却一口答应了下来。她从来人带来的礼物中拿了一个金盒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家中的女仆哭着出来说，李夫人有回礼给使者，请替她感谢这位满清王公。使者打开金盒一看，里面摆着李夫人自己割下来的鼻子和耳朵。
无论如何，“伪史阁部案”说明史可法在南明绅民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事隔三年，竟然还有如此号召力。
九、改换门庭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几乎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
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不久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
这些将领原本就没有忠贞报国之志，只是拥兵自重，挟制朝廷之心。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投降的总兵李成栋等人后来为清廷征战时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李成栋重新举兵反清时，满清贵族也视之为畏敌。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弘光朝庭朱由崧等人开初还对长江天险寄于希望。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主力集结在长江北岸仪真至瓜州之间。对岸，在大运河入长江处，有大量明朝军队保卫府城镇江和那里的运输站。初九日夜，清军利用黑夜和大雾，将扎有火炬的木筏送过江，引诱明守军开炮射击。同时，一支先头部队在西边偷渡过江。第二天早晨，当镇江守军发现清军就在附近时大为恐慌，弃城而逃。
初十日夜，弘光皇帝带着马士英等少数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芜湖附近的黄得功驻地逃去。第二天，当发现皇帝不见了时，大多数官员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干脆闭门等候。
老百姓则洗劫了皇宫和高官住宅。一个监生领着一伙暴民从狱中救出“南太子”王之明，让他穿上宫中的戏装“登基”，并在武英殿建立一个小朝廷。“太子虽为百姓拥入，文、武元老无一至者”。
《江南见闻录》记载：初十一这天，“两月以来，天气阴霾凄惨，日色罕见。是日天清日朗，昼夜明畅”。
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勋戚大臣却决定降清，派人前往清营接洽。
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多铎受到的欢迎和他的哥哥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南京的整个南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
最可笑的是，当豫亲王多铎入城的时候，当地开始流传着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谣言。有人说，还不到三十岁的多铎并不是多尔衮真正的亲兄弟，他实际上是绍兴当地人，他很多年前加入了清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这种幼稚的谣言显然是不攻自破的。
五月初十日夜间，朱由崧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后，原来的意图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经溧水县时遭到当地土兵的拦截抢掠，混乱之中，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拥簇着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当涂），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闭门不纳。弘光于是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马士英与弘光失散后，则以随身兵力保护皇太后邹氏辗转赴杭。
黄得功在击败东犯的左梦庚军后领兵屯驻于芜湖，对南京城中的变故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史可法已经以身殉国。弘光皇帝的突然驾到使他大吃一惊。问明缘由后，他不胜感慨地说：“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借势作事，奈何听信奸人之言轻出，进退何将所据？为臣营垒单薄如此，怎能护卫陛下安全呢！”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朱由崧张皇失措，无可救药，仍然决定效忠到底，把这位昏愦的皇帝迎接进自己的军营。
清军统帅多铎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会放过。进南京后即命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卒充当向导，派兵经太平追至芜湖。在刘良佐现身说法的招诱下，加上清军重兵压境，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马得功决定降清。黄得功不知军心已变，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引兵出战。叛军趁黄得功不备，暗中猝发一箭，射中黄得功喉部。黄得功在马上奋力坐稳，大叫一声：“我黄某岂可为不义屈，今日死国，为义也！”言毕双手握住喉头之箭用力自刺，落马而亡。
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献给清方。有一种记载描写了当时的场面：“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被押回南京，“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围观的百姓都对他唾骂。
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多铎正在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多铎特意将“南太子”王之明的座位安排在弘光之上，并问他说：“不为先帝报仇，反将太子监禁，此是何意？”弘光默然不答。就连“南太子”也被多铎的厉声质问吓了一跳，他开始为弘光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
多铎又说：“我大兵尚在扬州，为何弃了陵寝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弘光还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
不久，弘光被解送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南太子”王之明也被秘密处死。
时人张岱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又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但将全部责任怪在朱由崧身上，显然并不准确。
张岱是绍兴望族，其曾祖父是隆庆五年（1571年）的状元。1644年国变以前，张岱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直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反正家中有钱，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正如复社的大多数公子们一样。
1645年，清军南下，占领了浙江，张岱迅速放弃了所有享乐，跑到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但不久后鲁王政权灭亡。张岱不肯剃发当清朝的子民，于是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漂亮的书斋和各种各样的稀世古玩，披发入山，从此变成了野人，在所著的《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张岱归隐山林后，花费极大的心力，编撰了一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大抵是要以史为鉴，正如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张岱这种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无疑是一种悔恨之情的表现，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不仅仅张岱，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名画家陈洪绶甚至在明亡之后更改名为“悔迟”，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那段历史。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仅仅一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寄托了几分悲愤、无限哀思。
但并非所有的汉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汉人卑怯归顺，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汉人更强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诗写道：
偏地职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
黄旗紫盖渡江去，
赭山高兮无极，
烈火烧空兮焦石，
烛龙无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纵言之复何益，
主失势兮恩为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这首诗的作者潘柽章和吴炎于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被杀，他们被杀的原因就是那场著名的文字狱——庄氏史案（即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提及的“明史”一案），这两人帮助过浙江湖州庄廷栊修《明史辑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1644年，江南自杀的现象非常多，因为这里是文人们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经有几百名当地的文士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各种形式殉节。然而，更多的人没有选择死亡，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矛盾的心理很难以一言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