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中所绘并非眼前之景，而是此时之情，满怀落寞消沉，便是陈圆圆这时的心境。经历了十几年的坎坎坷坷，惯看了人世间的沉浮起落，生生死死晃如过眼烟云，她对一切都已看淡。

既然陈圆圆托故辞退，吴三桂便另外别娶。不料吴三桂所娶正妃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陈圆圆为了避祸，遂独居别院。陈圆圆失宠后对吴三桂渐渐离心，尤其不满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吴三桂曾阴谋杀她，陈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陈圆圆有着乱世中少有的平静和端庄。她毫不似其他秦淮女子一样乱世儿女乍相逢，喜也不是，悲也不是。她就像一枚制作精良的钱币一样，一面是收敛的柔情，一面是坚定的侠骨。尽管命运将她不断抛起，可无论怎样她都能稳当地落地，要么亲情在上，要么侠骨在上，一样的平和，从容，处乱不惊。纵是与冒襄永生错过，也仍气韵飘逸；纵是吴三桂与李自成争得江河震动，她仍气定神闲地坐在生活的帘后。她的真实与虚幻宛如好花在三春时开到明亮迷离。

三藩事起，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这是典型的陈圆圆结局，天心与人世之间，可以彼此默认心许到山川无声……

直至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

关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的处境，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当时吴三桂正在不断地窥测方向，陈圆圆不过是一个引子，恰逢时机地引发了吴三桂对李自成的不信任。吴三桂山海关战役之前，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确实具有举足轻重之势，他无论投向哪一方，这一方将会在山海关战役中致胜。而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那个叫陈圆圆的女人。

李自成兵败至永平府范家店时，狂怒下将吴骧处斩。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只留了陈圆圆一人。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勾引清兵、叛变欺诈极为痛恨。

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时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赐玉带、蟒服、鞍马、弓矢等物。

诗人吴伟业因此在《圆圆曲》叹道：“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诛心之句。吴三桂因一貌美年轻女子背父弃君，以剃发背国、全家成灰的代价，换来“一代红妆照汗青”，字里行间，刀笔戮入心肺骨髓，已把吴三桂一生事业盖棺论定。

后人多数认为，如无陈圆圆，吴三桂得吴骧书信，必然与李自成合，而无乞师清庭的举动，清军也不能长驱入关，中原战乱还不知鹿死谁手，清人统治中国，也许不能成功，那么，三百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所以后人认为导清入关者其实是陈圆圆，她在明末的政治风云中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过去也常常有人把历史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归因于一个女子，如夏灭亡罪在妹喜，商纣之覆罪在妲己，夏桀之亡罪在褒姒，安史之乱罪在杨玉环，而清军得以入主中原的关键又在于陈圆圆这么一个妓女，陈圆圆也因转移国脉被列入了亡国女流。其实，这种看法，把历史的转折归因于一个女人，是根本不正确的。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赵匡胤灭南唐，天下人都认为是蜀主孟昶沉溺酒色误国。花蕊夫人写诗为她自己辩解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传闻赵匡胤见了这首诗后，有感于花蕊夫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竟对花蕊夫人起了爱慕之心。

花蕊夫人的这首诗说出了事情的实质，十几万军队缴械投降，君成了降国之君，臣成了降国之臣，民成了降国之民，花蕊夫人反倒成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连皇帝、大臣、将军们都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最后却要说红颜祸水，那实在是推卸责任的说法。

但吴三桂因为夺妻杀父之恨，从此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李自成结下了不解深仇。他的心狠手辣不但用在了追击屠杀大顺军身上，也用到了后来的南明身上。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变成了一头发怒的猛兽，他的军事才华也施展得淋漓尽致，几乎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法国传教士柏晋在他所著的《康熙传》中说：“事实上，鞑靼人（注：此处应为满清，鞑靼为蒙古）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清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意思是说满清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付出的成本相当低廉。吴三桂就是这些“最勇敢的人”中最突出的一个，我们不得不说，吴三桂之所以成为最著名的汉奸，不在于他引清兵入关，而在于他后来为满清取得江山立下的功劳最大。

吴三桂在山海关曾召集当地乡绅领袖“八大家”议事，发誓共同抵抗农民军。正是这些乡绅领袖从当地百姓中为吴三桂征集乡兵和粮草，后又支持吴三桂作出与清军联合的决定。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还得到了南明政权的嘉奖。南明福王立为弘光皇帝后，听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破贼，立即遥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从海路运米三十万担、银五万两犒劳吴军。弘光皇帝派遣使者左懋第、陈洪范赍银币到北京向多尔衮致谢的时候，还特意到吴三桂军营转达弘光皇帝的问候。吴三桂谢道：“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关束甲，以俟后命耳。”没有接受弘光皇帝所赐的礼物。（事见《吴逆始末记》）

而对于满清来说，上天幸运地眷顾了多尔衮。多尔衮的才能并不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和兄长皇太极更高，不过他运气更好。倘若他事先没有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南下，山海关毫无疑问地会落入李自成的手中，历史将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满清意外夺得了山海关后，洪承畴等谋士迅速改变了策略。按照洪承畴的看法，进攻中原若要取胜，就需要保证两条，一是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军队；二是改变清军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

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召集了将领及贝勒们，对他们说，以往三次入关，都鼓励士兵抢掠，而此行却不同于过去，“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多尔衮与他们相约，此次征战以“救民”为宗旨，不得无故烧杀抢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发之外，不得伤害其身体。旗人若有妄杀乡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抢劫、偷盗牲畜者，一律处斩，其扈从为奴，财产没官。

与此同时，范文程开始起草写给汉族百姓的布告，四处张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

跟满清的笼络人心相比，李自成的行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战败的大顺军逃回北京后，便在京城发泄怒气，他们四处放火，并将彰仪门附近的民宅全部毁坏。

吴三桂得胜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很多北京居民听到了明太子即将复位的传闻，不禁欣然泪下。街市的小贩嘲笑地唱道：“自成割据非天子，马上登基未许年。”

六、坐了一天皇帝宝座的李自成

李自成离开北京前往山海关的时候，明朝降臣礼部尚书杨观光奉命着手为登基大典作准备，可见李自成是抱着必胜的信心去的。在李自成离京期间，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而牛金星统辖的留守部队已经军纪涣散，有人开始离城西去，并沿途劫掠民宅和店铺。“闯王”出征之时，城中的很多百姓都认为他不会得胜而归。杨观光也乘混乱之际逃出北京，但非常不幸，他一出北京就被起义的农民抓住杀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杨观光是山东登州人，是当时颇为著名的理学家。李自成曾经极力想改善他本人与明朝降臣的关系，但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李自成召见杨观光时，杨观光劝他放弃酒色。李自成哈哈大笑说，若他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李自成显然不是传统儒家模式理想的君主，他离幸运越来越远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掉了江山，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天下。

李自成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北京建都。他曾经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从这点上看，他有很高的欲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足够高明的眼光。

吴三桂起初决定投降李自成后，李自成没有派刘宗敏那样的心腹大将去镇守山海关，以防吴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是派在居庸关投降的降将唐通带了几千人去接手山海关（唐通后来在保德投降满清），庞大的人马留在北京享乐。大将军刘宗敏忙着搜刮赃款，“杀人无虚日”，不免有点类似儿戏。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两天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西撤。

为了日后更好地行使君权，李自成可能一直想在北京更加合法地登基，而不管时间如何短暂。他曾在北京做过皇帝这一事实，等他死后对他的追随者将是十分重要的。大顺余部在南方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后，仍称李自成为“先帝”，并称其夫人为皇太后。

但李自成为了同部下接近，一直与普通士兵吃的一样，并像其他大顺将领一样经常戴一顶宽沿斗笠，穿一件天蓝色战袍。他从不在自己与部下之间制造距离，而且与刘宗敏（李自成称其为“大哥”）等将领则情同手足，经常手挽手一起散步。这种情谊无疑使李自成难以行使君主的权威。

李自成既无个人威严，也不喜欢帝王礼仪。牛金星曾想让李自成于1644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祭天大典，并请他在宫中演习十天。李自成同意了，但演习时他举止匆匆，全不按规定节奏去做。礼官在引导李自成时对这位“闯王”说，必须掌握仪式本身的节奏，要不慌不忙，放慢速度。这位义军的领袖很快就不耐烦了，他扯下袍冠，恼怒地转向礼官说：“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然后转身离开演习场，经过御膳房时，还抓了一块生肉吃了。祭天大典始终未能举行，而在士大夫眼中，李自成仍是“沐猴而冠”。（事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就这样，“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仅四十二天，只是在最后一天他才做了皇帝，然后他就仓皇离开了北京。在他身后，火焰冲天，大火几乎燃遍北京城中各个角落。

李岩在西撤途中被李自成所杀。因为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认为李岩想取代他当皇帝。

李岩是大顺军中少有的温和派，他的队伍一直同百姓相处甚好。他也经常对李自成提点不同意见，阻止更大的破坏发生。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李岩并非李自成的嫡系兄弟，忠言逆耳，李自成已经很不高兴了。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堵塞。

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有个松本一男的日本人专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他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智慧》，里面提到中国人突出的气质，其中有一条就是——“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这与“脸谱多”句本质是一致的。

农民军攻破北京后，李岩入宫后第一个赶去保护张皇后（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扶张后上座，并行九拜之礼。但张后性情严正，当天晚上就上吊而死。李自成开始追赃助饷时，李岩已经认为不妥，后来为了缩小打击面，免得四处结怨，提出“文官追赃，宜分三等”的建议，正是为了阻止任意抢劫和拷打，从而使征罚赎金以供军饷的作法制度化。对于吴三桂，李岩提出及早采取牢笼政策，他可以说是大顺军中最有远见的人，李自成杀了他，可以说是非常可惜。

《明季北略》还记录了李岩被杀之后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李自成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可能会应验“十八子主神器”，他便举起了屠刀。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

李岩死时，据说他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夫人红娘子正率领一支人马在中原一带征战，侥幸逃过了李自成的迫害。李岩惨死的消息传来，红娘子悲愤填膺，立刻打起了“为夫报仇”的旗号，预备与李自成为敌。但李自成很快失势，清兵攻下西安，直驱中原。红娘子也被迫撤向湖北一带，将人马并入南明巡抚何腾蚊麾下。不久之后，清兵南下，屠扬州、陷南京，南明烟消云散，红娘子也在激战中失去了下落。李岩与红娘子英雄美女、侠骨柔情的故事，可谓是极好的小说材料，金庸的《碧血剑》中也演绎过这段传奇。

大顺军西退时情况相当混乱。边大绶是明朝的地方官，曾经参与掘毁李自成家祖坟。大顺军在撤至真定后，他隐姓埋名，化装成老百姓，但还是不幸沦为俘虏，但也由此写下了著名的《虎口余生纪》。“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余见之不胜忿懑。如此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执，不能杀贼见其灭亡耳。”（引自边大绶《虎口余生纪》）

大顺军后来的命运几乎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1644年，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短短一年，明朝和农民军相继败亡，令人不胜感慨。

七、旧北京，新天子

李自成军主力满载劫掠之物离开后，这就给了京城的百姓们向落在后面的大顺兵报复的机会。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成群结伙地搜捕掉队的大顺士兵，将其投入燃烧的房屋之中。还有些大顺士兵被当众砍头，“而民称大快”。“道间行者皆令执贼，而西人虽久居都中者莫不尽族行。然亦有乘势修隙之事，盖不可问矣。”（刘尚友·《定思小纪》）

大火过后，北京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渐渐恢复了寂静，人们紧张地等待着新的占领者。那些曾与大顺合作过的人“有悔心失图，无可奈何，而静待吴镇处分者”。

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没有人想到除吴三桂外还会有别人来占领这座城市，甚至当人们听说有一支“大军”由东而来，而且有人说看到了齐化门外贴有题以“大清国”字样的布告之时，人们仍没有料到会是由清军来占领此城。

四月三十日晚上，士绅官吏为迎接将要来到的救星而绞尽脑汁地寻找合适的礼服。他们认为，他们将要迎接的人是明朝太子及其保护者平西伯，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

第二天一早，五月初一，士绅官吏耆老出城数十里迎接，昂然而来的却是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官吏大为震惊，偷偷溜走，百姓惶惑无措。少数官僚则迅速默认现实，将错就错地将多尔衮迎入。

多尔衮命令明朝官员在前面带路，从朝阳门经正阳门进入皇宫。因北京皇宫大部已被李自成撤退前纵火烧毁，所以多尔衮将摄政王府设在未遭火焚的武英殿中。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员，说：“我，我们大清军是仁义之师，这次进关杀贼，是为了替你们报君父之仇。”说罢，他又对身边的清朝王公大臣们说：“传我的命令，诸将进城，不许闯入民宅，对百姓要秋毫不犯，违令者严加惩办！”

多尔衮一边继续派遣各路军队出京追击李自成，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人心，稳定局势。

可笑的是少数迎接多尔衮的前明官僚极其闭塞，竟然不知道多尔衮的身份，为了拍马屁，跟当初李自成来北京的时候一样，第二天就集体上表劝进，意思是劝摄政王多尔衮登基做皇帝。范文程笑道：“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清·苍弁山樵《吴逆取亡录》）这些人闹了个大红脸，这才惭愧而退。

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但满清占领北京后，还是有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出逃南下。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

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强调了李自成毁坏京师和弑君的罪行，又肆意劫掠以致激起民怨，“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允许明朝旧臣为吊死于景山的崇祯皇帝发丧哀悼。

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多尔衮还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清军进京后的几天，就派几位官员在承天门登记所有明朝官员的姓名。并按名单邀请他们复任原职：“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张怡《搜闻续笔》）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

明末党争极其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自然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经被迫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陈名夏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麟归附大顺政权后，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御使），降清后也由阿济格委任为郧阳抚院。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议把他们降为道级官员，摄政王多尔衮裁决仍以“都堂”（即巡抚）任用。

多尔衮还经常命降清的汉族官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旧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从明朝中叶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暨圣主膺篆御图以后（指上年十月清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位），瑞叶天人，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乃有今日，岂易易哉。”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为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其实这个时候满清在军事上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很快自我溃败而已。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同时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对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缚的手工业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下诏：“免山东章邱、济阳二县京班匠价。并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对明朝早已失去军事职能的卫所制度也着手改革，把卫所军士改为屯丁，遇有缺额“永不勾补”。

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统治者鉴于明朝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终于导致自身覆亡，有意于减轻百姓负担的愿望。但清初社会生产大面积破坏，加以频繁用兵，军需孔急，朝廷颁布的“恩诏”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如时人谈迁记载：“都人谣曰：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事，黄纸骗人财。”说明顺治年间和康熙初期的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甚至由于奉差官员的敲诈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多尔衮刚进关时曾经严令沿途军民一律剃发结辫，遵从满俗。入京后又命令京师官民为崇祯帝吊孝三日后即剃发改制。这一举措立即引起汉族各阶层居民的强烈反感。

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评论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

由于清廷立脚未稳，朝廷内新归附的汉官非议甚多，在野的更惊畏不至，多尔衮不得不暂时收敛，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道：“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同年七月，又规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

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根，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多尔衮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机会，终于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多年的夙愿——占领北京。有勇无谋的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将领提议在北京城大肆屠戮，然后带着战利品返回关外。多尔衮力排众议，决策定都北京，并派遣官员到沈阳去迎接顺治皇帝。

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抵达北京，由正阳门进城，入住武英殿。十月初一，顺治去天坛祭天，十月初十，顺治在皇极门（今故宫太和门）颁布即位诏书，表示他现在是整个天下的皇帝。同日，多尔衮晋封“叔父摄政王”，受赐黄金一万两，绸缎一万匹，白银十万两，并赐立碑纪功。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八、李自成的速败

四月三十日晚上，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全力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

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

李自成匆促地返回西安后，清军占领了畿辅地区，于是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五月初十日，一度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大同总兵姜瓖发动叛乱，“阳和军民约与镇城军民内应，于是杀（张）天琳及伪中军张黑脸，恢复大同”。姜瓖占据大同地区后，初期也是以复明为号召。这时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区，却没有对这一雁北重镇发生的重大变故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西撤。

姜瓖随即在清方拉拢下，放弃了所谓的复明，很快归附了清廷。六月十六日，他接到清兵部信牌传达多尔衮的令旨：“大同总兵官姜瓖忠诚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等功，予甚嘉悦。但立枣强摄理国事，以延先祀等语，甚觉不宜，其枣强王可炤旧守其本等爵级。……”姜瓖立即遵令用顺治年号“大张榜示，通行布告军民人等”。这样，大同的复明变成了归清。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尔衮欣然同意。六月，吴惟华离京赴晋，在两三个月里联络一些明朝文官武将先后招降了代州、繁峙、崞县、五台，攻克静乐、定襄等州县，从而使清朝控制区扩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变投清以后，又发生了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叛乱。

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写信招降唐通。唐通和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转舵。大顺军兵败撤出畿辅后，他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同陕西相邻的军事要地保德州、偏关地区。由于姜瓖的叛变，大同地区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计大顺政权难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为据点发动叛乱，文告改用明崇祯年号，西渡黄河袭击陕西府谷县，同大顺政权镇守陕北的亳侯李过激战达半月之久。由于变生意外，李过部损失较大。唐通占领了山西保德州、岢岚州、永宁州（今离石县）、河曲县、兴县、岚县、临县和陕西府谷县、葭州（今佳县）一带。

清朝委任的山西总兵高勋和唐通有一面之交，于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愿意归附清朝。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顺治年号。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

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水营和佳县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处死。

此时，南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清军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分别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

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集中对付农民军，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此时三支不同的军队同时在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阿济格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南一魁原为明朝官员，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

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

1644年十二月底，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清军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

在关键的时候，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满清时所带的“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三百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

次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

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随即放弃西安转移——这与八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

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二十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

当李自成统率大顺军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时，南明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连章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可能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发，带了一支军队赶往湖北蕲春，同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一带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部，一时“武、岳大震”。左良玉不敢迎战，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祯帝“太子”密谕，扯起“清君侧”的旗帜全军乘船东下，放火焚毁武昌。

李自成带领大顺军进驻劫后烬余的武昌后不久，阿济格部清军就追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被清军击败。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继续东下。

这时，大顺军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既无地方提供后勤供应，又要保护着随军家属，十万以上的大军随地筹粮，势必出现组织混乱，指挥不灵。南明的江西总督袁继咸在三月下旬向弘光朝廷报告：“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作战方向。四月，清军追到阳新富池口，趁大顺军不备冲入营垒，李自成军又一次失利。

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位居文官武将之首的汝侯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将领的家属也被清军俘获。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位叔父当时就被杀害，宋献策却凭借他取得李自成信任的一套江湖占卜骗术得到了满洲贵族的赏识，于是这个矮子成为了一名旗人，最后死于1662年。

在这前后，丞相牛金星认为大势已去，同儿子牛佺（大顺政权襄阳府尹）私自脱离大顺军，向清方投降。牛佺被委任为清朝黄州知府，后来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因为在大顺政权中地位极高，在明朝官绅中名声又极坏，清廷不便安排其职务，老死于牛佺官署中。

李过则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

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军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为东下南京而准备的几万条船只也被清军缴获，兼之多铎部清军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经无法实现。他不得不改变进军方向，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他手下的军队还有几万人。为了决定大军的行进方向，李自成亲自带领少数卫士去察看地形道路，到了九宫山下，突然遭到程九伯为首的当地地方团练的袭击。当时跟随在李自成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

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大顺皇帝李自成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就一拥而上。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当场击杀。

张鼐和一名姓刘的伴当逃出，向后续部队报告了这一恶耗。大顺军将士闻讯，悲怒交集，立即对当地团练予以报复性打击。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

李自成的死纯属偶然，同时也宣告了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

大顺统治时期与黄巢占领长安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30％～40％的唐朝官员接受了黄巢大齐政权的职位，其中包括三品以下的全部官员。但当义军士兵很快失去控制并开始抢劫时，黄巢的谋士尚让在一府衙门上发现一首讽刺诗，他下令将该衙中所有人的眼睛挖掉，然后，又将他们吊死，并下令处死城内所有会做诗的人。仅这一次屠杀就死了三千多人。

总的来看，李自成是个速胜与速败的人物。

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李自成的文官中除了牛金星等少数几人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然而大顺政权对降官不能重用，还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要求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

他采取追赃助饷的方法来取得军饷，这样虽然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树敌极多。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而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古语云：良禽择木而栖，看来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李自成是个草莽英雄，明末的乱世使李自成由农民成为英雄。中国有句俗话：“英雄莫问出处”，如今又有句俗话：“英雄莫问去处”。李自成终究只是历史夜空中的流星，片刻闪亮之后就陨落了。对他来说，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却损失惨重。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此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1644年5月，满清入主北京时，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城南京展开。这事留待后面的篇章再讲。

历史人物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获得了机遇，却又亲手丢掉了机会。在李自成死后三百年，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代旷代伟人毛泽东的心。

李自成的铜像今天还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的昌平，那是他进北京的方向。1949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他还补充了一句说：“还有殿试呐！”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果然如此。

九、关于多尔衮的后话

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豪格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人。

1644年五月六日，多尔衮以煽惑、悖妄的罪名指控豪格，豪格的党羽全部被处死，豪格本人被贬为庶民，幽禁于狱中（事见《清史》）。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豪格曾试图拉拢多尔衮的亲信何洛会反对摄政王。何洛会却向多尔衮告发了这一阴谋，并在诸王大臣会议上当众作证（当然，何洛会很可能是在多尔衮的唆使下出面作证的）。

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多尔衮大权在握，他将小南城的摄政王府变成了第二朝廷，每天召集百官来府议事，然后再将已决之议拿到朝廷去走个过场。后来他嫌跑来跑去太麻烦，干脆将皇帝发布谕旨的玉玺搬回府中。

清初诗人吴伟业曾有诗句说摄政七年的多尔衮是“七载金縢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金縢”，指皇家的文件柜，“南城”，即是小南城的摄政王府（今南池子普度寺）。小南城，又称南宫，是明代的一处宫苑，曾与西苑、三海并称“东苑”，以环境幽雅、宫室华丽著称。据当时人杨义说：“多尔衮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可见睿王府的宏伟壮丽。

顺治皇帝渐渐懂事了，对多尔衮独断专行越来越不满，这为多尔衮死后不久即身败名裂埋下了祸根。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直到他死后，工程才告停顿。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在喀喇城打猎时坠马受伤，病重而死，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多尔衮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葬于北京东直门外。因其早年排位为“九贝勒”，所以坟墓被称为“九王坟”（今工体北路新中街。1959年，为安置因“十大建筑”工程而搬迁的居民，政府建设了新中街小区，九王坟在那个时候被拆除）。

多尔衮按皇帝规格下葬后才两个月，一直饱受压抑、性格偏执的顺治皇帝（时年十四岁）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宣称多尔衮犯有独擅威权、妄自尊大、挟制皇上、图谋篡逆等重罪，将多尔衮追夺王位，没收家产，掘棺鞭尸，捣毁坟墓。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久已废弃的多尔衮王府被改建为“玛哈噶喇庙”，隶属于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注：玛哈噶喇是藏传佛教中的大护法神。）

迟至一百年后，乾隆皇帝当政。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满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又下令将玛哈噶喇庙翻修扩建，改名为“普度寺”，昔日摄政王府大殿被改建为“慈济殿”。

现存的普度寺慈济殿，面阔七间，黑色琉璃瓦绿剪边歇山殿顶，前出抱厦三间。普度寺整体院落都建在三米多高的城砖台座上，显示着昔日王府不凡的气度。

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因此有传说豪格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多尔衮是为了得到豪格的福晋才构陷豪格下狱）、朝鲜李氏（朝鲜公主），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朝鲜公主），前后共有六妻四妾，却只生有一个女儿，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东莪格格被送与信亲王多尼（多铎长子）抚养，以后命运不详。多尔衮的养子多尔博其实是弟弟多铎的儿子，多尔衮倒台后归宗。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太后下嫁多尔衮”的故事是所谓四大“清宫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之死、乾隆身世——之首。《清史稿·孝庄传》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太后病重，对康熙说：“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营建昭西陵，安葬孝庄太后，未与皇太极合葬，后人由此推断太后已经下嫁多尔衮，所以不便再同皇太极合葬。

诸多野史传奇还将“太后下嫁多尔衮”的故事，渲染得比“庄妃色诱洪承畴”的故事，更加离奇，更加云里雾里。“太后下嫁多尔衮”的传奇故事，版本之多，是“庄妃色诱洪承畴”传奇故事无法比及的。今天的影视剧更是推波助澜，极尽夸张，“太后下嫁”已经成了至今争论不休的历史疑案。

在笔者看来，历史上的庄妃和多尔衮都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身系着大清王朝的命运，他们之间是否有着缠绵悱恻的爱情已经难以揣测，但高明的政治家是绝不会因为情感而丧失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