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崛起的满清

李自成1644甲申年能打进北京城，主要是因为满清对明军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从朱元璋开始，终明一朝也未能彻底解决。而明朝为满清所牵制，说起来源远流长，不仅仅是崇祯与皇太极之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崇祯的爷爷万历神宗皇帝与努尔哈赤之间。

神宗皇帝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但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用他的懒惰和贪婪将明朝带入了更大的灾难之中，万历一朝实际上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距离1644年正好三十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大臣们直言犯忌，甚至开始骂皇帝了，神宗依旧置之不理，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锦衣卫的监狱长满了青草。

神宗贪。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不理会其他什么奏章，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的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

正在神宗懒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在东北方，努尔哈赤的势力正在兴起。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赫图阿拉老城）一个女真贵族家庭。先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始受明朝册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继任指挥。

努尔哈赤十岁丧母，他的继母待他并不好。十五岁时，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开始寄居外祖父——建州首领王杲家。后来努尔哈赤常到抚顺、清河（今本溪北清河城）等地经商，广交朋友，学会了蒙、汉语言文字。他特别喜欢看汉人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并非看故事，而是从中学习韬略兵法，渐知辽东山川形胜与道里险夷。十八岁时，努尔哈赤隶明总兵李成梁部，屡立战功，受到器重。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埒城城主阿太章系。阿太章系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努尔哈赤的姐姐。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埒城去探望孙女。明军攻破了古埒城，斩杀了城主阿太章系。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一并遭了池鱼之殃。

祖父、父亲被明军误杀后，努尔哈赤袭父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努尔哈赤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他虽然仇恨明军，但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将家仇归罪于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组织近百人队伍，攻破图伦城，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并没有把兵锋直指明廷，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去进行统一女真清部的战争。

尼堪外兰被努尔哈赤追捕，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对明朝官吏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自此，努尔哈赤的声势越来越大。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筑佛阿拉城（今新宾县城），在这里开始称王，又称女真国淑勒贝勒。他颁教令，立法制。政治上，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差不多的意思。不久，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董鄂、哲陈等五部。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着手整编军队，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就是后来的八旗兵的前身。

努尔哈赤因为斩杀女真部落头目克五十，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努尔哈赤多次率众进北京朝贡。当时明朝当政的是神宗皇帝，明朝君臣对待女真使者欺凌侮辱的态度给努尔哈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朝称女真为“东番”，对待女真“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但努尔哈赤反倒频频来到中原，他是抱着刺探的目的，要摸清明朝的虚实和底细。

同时，努尔哈赤加快了统一女真的步伐。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吞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六月，击败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四部联军的进攻。九月，在古勒山之战中，自率万人迎战叶赫、哈达等九部联军3万之众，并力一战，阵斩叶赫贝勒布斋等4000人，俘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瓦解了九部联盟；并乘胜攻灭朱舍里部和讷殷部。

二十三年，努尔哈赤与蒙古科尔沁、喀尔喀部通好。而明朝竟然以看边效力有功的缘由，封努尔哈赤散阶正二品龙虎将军。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实施第二次整军，编300人为一牛录（佐领），开始用黄、白、红、蓝四正色旗为各军标志。万历三十四年，胡尔哈赤受喀尔喀等五部尊为“昆都仑汗”（意思是恭敬汗）。三十六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女真绝大多数部落，为了迷惑明朝以争取更多时间，他与明辽东将领相约共守边界，但暗中已经开始谋划进兵辽东。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开始更定八旗制，在四正色之外又增加了四镶色，让女真族人各归于旗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用“水练”（跳涧）、“火练”（越坑）等法严格练兵。

经过三十多年的东征西杀，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三月，努尔哈赤以建马厩为掩护，开始修造器械攻具。四月，颁训练兵法，提出“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的智胜思想，强调以智取胜，以弱胜强，以少克众；并发布指斥明军“害我祖、父”、“逞兵越界”等“七大恨”檄文，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向明朝宣战。

“七大恨”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明朝历来对女真的欺凌和压迫；二是明朝一直反对女真统一，希望维持“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局面，以达到“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目的。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后，随即亲率大军突袭明朝辽东重镇抚顺，诱胁守将李永芳出降；金兵班师途中全歼明总兵张承荫部近万人。七月，克清河堡（今抚顺东南），杀守将邹储贤以下万余人，使明廷举朝震骇。到了这时，明朝才感到后金的威胁。

二、萨尔浒大战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集结十多万兵力，分兵四路进攻努尔哈赤。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兵力四十七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当时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六万多。后金将士得知明军大举进攻，不免有些担忧。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于是亲率八旗军迎战。

中路左翼军总兵官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杜松兵出抚顺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不管气候恶劣，急功冒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山口；接着分兵两路，留一半兵力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半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见杜松竟然分散兵力，便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不免有些动摇。这时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努尔哈赤也率领大军赶到，将明军团团围住。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扎下营垒，并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仅以前来助明一臂之力的二万叶赫兵（叶赫部落是满清的世仇，慈禧太后的祖先）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

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他手持一把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运转如飞，有万夫不当之勇，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直进赫图阿拉。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到阿布达里岗，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满清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前来支援的二万朝鲜军队（朝鲜当时是中国的属国）听说明朝三路大军已败，大惊，不战而降。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损失了六万，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而后金则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后人列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次战争。

萨尔浒之役对努尔哈赤的意义远比对明朝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后金输不起这一仗。这场大战是后金兴亡的关键。

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因为明朝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实际上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而后金当时人口约为五十多万，士兵不到十万。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所以有后金无可比拟的补充能力。后金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远非明军将领所能比拟。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明朝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下开原，杀明总兵马林；取铁岭，斩明游击喻成名、史凤鸣；并灭掉叶赫部落，俘杀贝勒金台石、布扬古。

在明朝与努尔哈赤的作战中，叶赫那拉部族奋战最力。及至被灭，青壮男丁尽被屠戮。首领布扬古临刑时曾恨恨地说：“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州！”有人说叶赫那拉兰儿——也就是慈禧的所作所为，丧权辱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误了大清的江山，正应证了布扬古临刑时这一句狠毒的咒语。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匆忙起用名将熊廷弼。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军纪荡然，士兵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士卒竟然全部逃跑。

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

此时明朝神宗皇帝已死，他的儿子明光宗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即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又称天启皇帝。天启皇帝竟有一样特殊的癖好，就是木工制作、油漆雕刻。他可以一天到晚摆弄那些刨凿斧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国事不理，奏章也不看不批。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所以崇祯即位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天下无人不欢欣鼓舞。

此刻努尔哈赤所向无敌，意气风发，竟然派人送信给天启皇帝说，北京应该由汉人和后金轮流来坐。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六万，号称十三万，西渡辽河攻明。但这个不可一世的英雄在宁远遇到了他生平最大的劲敌，明将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击败了努尔哈赤。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后，满朝震动，欣喜若狂。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袁崇焕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后，忿恨退还沈阳。同年八月，因受伤疽发病卒，终年六十八岁。

无论如何，努尔哈赤也没有想到，1644年，即十八年后，他的小孙子福临坐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金銮殿上。努尔哈赤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简直快得出人意外。

三、三名帅才

李自成造反当闯将的这一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也是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一年，此刻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十四年。李自成也颇有军事天才，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没有机会与袁崇焕这样的高手较量，在李自成来说也是一件憾事。当然，以袁崇焕为憾的远不止李自成一人。

1626年，极有军事天赋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宁远，袁崇焕力守，努尔哈赤受伤而死，临死前对袁崇焕念念不忘：“我从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有如此能耐！”

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立后，认为袁崇焕对父亲努尔哈赤的死要直接负责任，发誓要与袁崇焕一决高下。因为朝鲜一直协助明朝断满洲的后路，于是皇太极先率兵征服了朝鲜，再回军攻宁远、锦州。可惜，结果跟努尔哈赤一样，皇太极照旧被袁崇焕打得大败。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日本后，将矛头对准了朝鲜。日军进军顺利，沿路朝鲜军队都溃逃。数月之内，朝鲜国土大部陷倭，国祚危在旦夕。朝鲜使者入明求援，当时的神宗皇帝朱翊钧派兵入朝。明军的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据记载，日军的鸟铳射程在五十到二百米之间，而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三千米。即便如此，明军并未占到优势，明军的战斗力之差可见一斑。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很不稳定，军费开支很大，丰臣秀吉与明军达成了议和协议，各自罢兵。1597年，战火再起，十四万日军会合釜山兵力后向南原和全罗道推进。二月日军在闲山获胜后攻南原，南原驻有明军三千，日军夜袭，明将扬元半夜惊醒赤脚逃跑，明军全军覆没。游击陈愚褒驻全州，害怕不敢发兵，闻南原失守，弃城北逃，汉城因此告急。明军的主将杨镐在蔚山之围中已占有优势的情势下，率先而逃，致使明军大溃。明军战场上没有占到一点便宜，除了零星的小胜利之外，难有大的作为。好在丰臣秀吉意外病死，朝鲜战争以明军的不战而胜画上了句号。朝鲜得以重整河山，当然视大明为再生父母。朝鲜国王李昖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所以朝鲜一直亲近明朝，《李朝实录》中记载有后来的朝鲜国王仁祖李倧写给满清皇太极的书信，里面说得再明白不过：“曾在壬辰之难，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济生灵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宁获过于大国（指满清），不忍负皇明。此无他，其树恩厚而入人深也。”

满清这时候虽然人力物力与明朝仍然相差很远，但正是方兴之势，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袁崇焕以几千士兵扼守宁远，满清十万大军竟然不能进取辽西一步，这与袁崇焕本人极高的军事才能很有关系。假若崇祯皇帝能继续任用像袁崇焕这样的人物，与满清持久，辽西不用说，辽东也可以慢慢收复。若说满清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做八股文考中的进士。文人当中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南宋末年所倚重的文天祥，南明后来所倚重的史可法，都是文人，但却是毫无谋略，屡战屡败。但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一连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生，却都是难得的军事专家。可惜熊廷弼和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也被罢斥。

熊廷弼是个很有才能的将领，他萨尔浒大战以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可是担任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百姓退到山海关内。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自然要追究责任，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大牢。

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为人清廉正直，拒绝了魏忠贤的要求。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熊廷弼被处死。可叹的是，熊廷弼被斩首后，首级还被传遍九边（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以为警戒。

孙承宗是继熊廷弼后崛起的将领。他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史书记载他相貌奇伟，须髯戟张，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异常洪亮，“声殷墙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明朝三大奇案之一“梃击案”起，一个壮汉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当了一个月皇帝即因“红丸案”死去的明光宗），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刺客供出了太监庞保、刘成。人们普遍认为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派人行刺。大学士吴道南负责此案，深觉为难，便求教孙承宗。孙承宗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吴道南大为钦佩，这桩极其复杂的案子才就此平息。（事见《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因为当时东北危急，他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袁崇焕原是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于是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关于宁远的地形，参见清初顾祖禹的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作者顾祖禹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1644年清兵入关时，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不肯走入仕途。相反，顾祖禹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顾祖禹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等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书。这位顾祖禹也是个奇人，知道进退，也知道如何敌为我用。康熙年间，他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坚持了民族气节。最重要的是，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藏书，为编撰《读史方舆纪要》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五十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地理著作，顾祖禹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

山海关的防务也采取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经过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满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五年（1625）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漒的情报，派兵渡柳河，想袭取耀州，结果中了清军埋伏，大败而归。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因此去职。

高第随即出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清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下令拆撤宁锦防线，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第硬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那里，决不后撤。”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得精光。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满清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改变战略，避开袁崇焕，亲率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焕得知清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清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发生在崇祯三年（1630年）。

皇太极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深谋远虑且有博大的胸襟，他听到袁崇焕被杀，虽然如愿铲除了平生最大的劲敌，表面上说：“难得此公已死，咱们可长驱入明了。”平时皇太极与手下将领们谈论，都称呼袁崇焕为“袁蛮子”，此刻突然改称“此公”，自然地流露出心底的尊重；可见当时心情极为复杂，跟汉高祖刘邦悼韩信一样，且喜且哀之，叹息从此天下英雄谁敌手。

崇祯为人，严厉而不明，在诛杀大臣上却是十分果敢。说起来崇祯也相当不容易，他还是信王时，天天龟缩在信王府中，从不敢出门，生怕被魏忠贤一伙谋害；后来他当上上皇帝住进皇宫，数天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也是忌惮魏忠贤的势力。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长大的崇祯，也难怪会经常疑神疑鬼。何况他从哥哥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纵然朱元璋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这里指正式的兵部实际总负责人，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被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都是因为责任规则，这些被杀被罢的人，要么是被认为没有能力，要么是被认为没有尽力，要么是有拥兵自重的嫌疑，总的来说，在崇祯看来，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以崇祯的察人不明来看，这无疑是自拆股肱，适以利敌。

四、凌迟的悲剧

当时袁崇焕赶回京师勤王，在广渠门外扎营。崇祯皇帝听说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来护卫京师，颇为感动，立即召见，并加以慰问，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士兵马屁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息。崇祯皇帝没有答应。

崇祯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兵就在离京师不远的通州，已经逼近北京城下；袁军大队人马进城，保不齐会让皇太极乘虚而入。二是自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以来，这种顾虑就一直浮现在他的心头——袁崇焕目前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明朝大多数的军饷。因为国库空虚，朝庭缺饷，甚至袁崇焕还提出了发“内帑”，“内帑”就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曾经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但在袁崇焕的一再催促下，最后不得已地拿出钱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国库之虚月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还形成鲜明的对比）。袁崇焕为手下拼命争取利益，甚至动用了皇帝的小金库，自然得兵士死力，至少在崇祯是这样认为的。袁崇焕不知道他已经犯了帝王的大忌。

但久居深宫的崇祯并不真正了解军饷已经恶化的程度。实际上所有应该了解的明朝皇帝没有一个人了解。

永乐一朝明成祖朱棣设九边，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最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军饷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正德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军饷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加上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生活无着，不得不骚扰平民百姓，渐渐军入匪寇。就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已经达数月之久，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袁崇焕不得已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开始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欠饷，袁崇焕鉴于户部实在拿不出钱来，这才提出了发“内帑”的要求。

既然皇帝不让进城，于是袁崇焕继续出城驻守。他并不出兵与清军交战，只派小股队伍出去，与清军鏖战，互有杀伤。

其时袁崇焕因为急于救援，带来的兵力较少。按照他的策略，他预备等到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再以优势兵力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皇太极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清兵包围，并一次性地击溃。

皇太极也是用兵高手，他自然猜到了袁崇焕迟迟不肯出战的用意。为了逼迫袁军早日与清军决战，皇太极派人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

北京城中的许多官僚们都有大批产业如庄园田产在城外。因为关系着自己的身家财产，于是这些人联合起来，跑到崇祯面前，说袁崇焕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北京城中也开始流言蜚起，许多人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甚至有人站在城头向城下的袁军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不禁更加忧虑重重。谣言总是容易被人相信，何况几年前袁崇焕确实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皇太极恰到好处地用了一招“离间计”，崇祯终于将袁崇焕下狱。这里提一句，崇祯这个时候才十八岁。

这里不加多述皇太极的离间计，总之就是“陈平间范增”、“周瑜弄蒋干”之类的伎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老把戏。不过那时的满清是断然想不出来的，此计为明朝秀才范文程所出。范文程是宋朝名臣范仲淹的十七代孙。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曾经指挥北宋抵抗西夏的战争，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时谚；范文程的曾祖范鏓是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有传。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因“七大恨”跟明朝开战：“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努尔哈赤打到抚顺时，范文程主动来投，并用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作为见面礼。抚顺被陷，打响了满清（当时叫后金，皇太极即位改国号为清）对明作战的第一炮。满清后来得国，都是汉人引导进来，范文程就是首魁。范文程在历史上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是名门之后，不能继承祖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竟然主动投敌，着实令人费解。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万历年间，满清才刚刚开始崛起，并不如后来那样声势浩大。当时努尔哈赤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文程主动投怀送抱实在是需要几分勇气的。不过从范文程后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确实是个值得钦佩的战略高手，大清立国，他是当仁不让的首功。对于范文程投清的背景，如今已经无法揣测。也许范文程确实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早已经看到未来将是满清的天下；权势和名利在许多时候都会激活人性中的卑劣，这大概是最可能的原因。范文程事迹见《清史·卷232·范文程传》。他的二儿子就是范承谟。三藩叛乱时，范承谟时任福建总督，不肯投降，说：“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为耿精忠所杀。由于范氏家族是关东巨族，又因为范氏一门在满清朝庭中的地位，三藩起事时势力极大，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范承谟之死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著名戏剧家李渔认为范承谟的舍生取义可以与宋朝的爱国英雄文天祥相提并论。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武经略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满桂出兵后全军覆没，此时离袁崇焕下狱不过半个月。

袁崇焕手下另一员猛将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祖大寿曾经犯了军法，孙承宗要杀他，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暗中让袁崇焕出面救解。祖大寿感激袁崇焕的恩情，从此对袁崇焕死心塌地。

崇祯将祖大寿叛出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狱中的袁崇焕，让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劝祖大寿回头。祖大寿这才重新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以救出袁崇焕。祖大寿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兵后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自率大军退还盛京，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关内四城。

在此危难之际，崇祯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阿敏统帅的清军驱逐出山海关。关内四城（滦州、迁安、永平、遵化）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逃走前阿敏下令屠城。

阿敏回到盛京后，立即因败军的罪名被自己的弟弟皇太极逮捕下狱。这是因为必须有人对不幸的结局负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敏下了屠城的命令，从此凡是满清攻打的城池将招来顽强的反抗——这大大违背了皇太极一直极力主张的笼络人心的策略。阿敏被幽禁十年后在狱中死去。

反过来看袁崇焕的命运也是一样。尽管满清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崇祯。出现这样的状况，总得有人来负责吧？于是皇帝选择了袁崇焕。

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袁崇焕被杀，固然是他本人的悲剧。但崇祯杀袁崇焕，则是大明朝更大的悲剧。1644年的风起云涌、北京城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改朝换代，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许许多多的小悲剧、大悲剧累计起来的总爆发。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上演的一年。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军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城中发生了吃人的惨剧，祖大寿假装投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五、崇祯眼中的袁崇焕的忠诚度

凡事有因才有果，正所谓没有莫名其妙的爱，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恨。袁崇焕因为军事才能极高而为崇祯所爱，又因为忠诚度不够而为崇祯所忌。袁崇焕被杀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当然最重最大的罪名是谋叛。谋叛显然是诬蔑之词；“擅主和议”指的是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曾经与皇太极议和，但事先并没有让崇祯知道；“专戮大帅”一项指的是袁崇焕未经请示，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这两项罪名其实说到底就是怪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对皇帝的忠诚度值得怀疑。

我们返回来看袁崇焕重新被崇祯起用的那一段。

崇祯即位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一伙儿，随即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帝对袁崇焕的信任度是相当高的。

崇祯首先问到了平辽战略，袁崇焕答道：“只要陛下全力支持我，我只要五年就可以收复全辽。”崇祯听了大喜。

一旁的给事中许誉卿并不相信，悄悄问袁崇焕：“五年真的就能收复全辽吗？”

袁崇焕其实也没有把握，踌躇着说：“陛下一直为了辽事焦虑，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他。”

许誉卿道：“陛下英明，你怎么能随口一答？”

于是袁崇焕又找机会对崇祯说：“辽事本来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于我，我也不敢因为难而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供应军饷，工部供应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内外事事相应，才能有效果。”

崇祯听了他的话前后不一，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但也答应了他的要求。袁崇焕于崇祯二年底被下狱时，皇太极已经打到与京师只一步之遥的通州，崇祯想到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显然是失望了。到了崇祯三年八月，收复全辽已经不见丝毫希望，于是袁崇焕被杀。

袁崇焕是历史上的忠臣、名将，但他也是个相当有心机的人，这一点并不广为人所知。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跟其他各地拍马屁的官僚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这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手段与妥协战略有关。

袁崇焕刚开始受到崇祯重用、离开北京前去宁远时，也曾经担心熊廷弼和孙承宗背后被馋的命运会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他恨严肃地对崇祯皇帝说：“我制辽绰绰有余，但是杜谗不足。我一旦出了关，就在千里之外了。如果朝中有妒功忌能的人员，便足以坏事。这些人即便不能用朝中的权力来牵制我，也会瞎出一些主意来扰乱我的计划。”

崇祯听了这话，站了起来：“你不要疑虑，我一定会为你作主。”大学士刘鸿训请求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崇祯也慨然照办，表示了对袁崇焕极端的重视。

袁崇焕在离开京师这个权力中心时，为了将来便宜从事，所作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为了向崇祯要更大的权力。这是袁崇焕本人没有想清臣子忠诚度在职业生涯中重要性的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曾经想派大将王翦攻打楚国。王翦说：“要攻打楚国，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又问李信，李信说：“二十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笑道：“王将军老了，胆子也变小了。”于是派李信和蒙恬带二十万军队南下征伐楚国。王翦便称病回家了。不久，李信大败，秦始皇亲自跑到王翦的老家频阳，请王翦挂帅复出。于是王翦带兵六十万人出征，秦始皇亲自送到灞上。王翦临出发的时候，突然向秦始皇要求赏赐众多的田产宅第。秦始皇不以为然地说：“将军就要走了，怎么还发愁不能富贵呢？”王翦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还用得着我，我得为子孙作打算。”秦始皇大笑。后来，王翦在出征的路上，还先后派出五拨信使回咸阳，不为别的，只为向秦始皇请求封赏。秦始皇终于答应了。有人觉得王翦是在乞讨封赏，恨是丢人。王翦语出惊人地回答：“秦王生性多疑。如今我统领着几乎秦国的全部兵马，我不请求田园加深大王的信任，难道还要他疑心我吗？”（事见《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

王翦高明就高明在他知道对于武将来说，忠诚度是职业生涯中最最重要的，只有让皇帝彻底地放心，绝对没有谋反的念头，他才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但从袁崇焕的立场来说，当时他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对。根据明朝祖制，大将在外，必有文臣（有时候是太监）监军。他要求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不受牵制，好能大展宏图。

袁崇焕一到宁远，正好赶上军队因为朝庭拖欠军饷发生了哗变，发“内帑”就是袁崇焕在这件事后提出的。袁崇焕到了宁远后，修城增堡，置戍屯田，颇有成效。这期间崇祯对他是相当信任的，崇祯二年闰四月，袁崇焕“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廕锦衣千户”。但不久后就发生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事件（事见《明史·卷259·袁崇焕毛文龙传》）。

毛文龙，仁和人，最早为辽东大将。辽东失守后，毛文龙从海上逃回，乘虚袭杀满清镇江守将。因为毛文龙只将战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没有报告给经略熊廷弼，熊廷弼与毛文龙开始不和。当时主事的人是王化贞，王化贞任命毛文龙为总兵，后来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

皮岛（今海洋岛）又称东江，位于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满清界，其东北海为朝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有效地牵制满清。

毛文龙蟠踞东江已久，素性倔强，为人又嚣张跋扈，还经常利用边塞之便大量贩卖货物，充作军饷。袁崇焕本已经对他不满，到任后，统一规划，“议更营制，设监司”；毛文龙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很不高兴，不同意袁崇焕的意见，语多傲慢。于是袁崇焕婉言劝毛文龙回家乡去看看，意思是他已经到了解甲归田的时候了。毛文龙在皮岛日久，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权利，大声说：“我早就想解甲归田，但只有我了解辽东事，等辽东事了，我再回家乡不迟。”袁崇焕“益不悦，谋益决”，杀机已现。

不久后，袁崇焕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毛文龙。当时袁崇焕手下的部将有许多为毛文龙求情，认为他苦守皮岛多年，劳苦功高。袁崇焕不听，请出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并对众人说：“我只杀毛文龙一个，其他人无罪。”当时毛文龙手下有数万精兵在场，忌惮袁崇焕的威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其时袁崇焕总掌兵事，毛文龙对他的权力和地位并无任何威胁，袁崇焕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杀毛文龙。他的动机，很可能有两点：一是出于个人情感，他实在是不喜欢毛文龙这个人；二是因为毛文龙跋扈难制，所以袁崇焕杀人以立威，这是新到任的统帅通常用的法子。但从后来可以看出，杀毛文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还不包括袁崇焕因为此事引起了崇祯对他的猜忌。我们不能不说，在毛文龙这件事的处理上，袁崇焕是有极重的私心的，而个人恩怨有时候不但会改变双方各自的命运，还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起到微力的作用。当这些微力足够多时，进而成为合力，影响到国家命运的走向。

从另外一点来说，袁崇焕确实有故意专擅的意思，一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有利于国，专之可也；二是崇祯皇帝给了他尚方宝剑，为的就是让他便宜行事。但袁崇焕忘记了，帝王之心深不可测，君与臣永远不可能完全信任。

袁崇焕随即将毛文龙厚葬，亲自祭奠说：“我杀你，是朝廷大法；我祭你，是僚友私情。”随即将毛文龙手下的二万八千人分为四部，由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率领。

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才上书崇祯，报告了杀毛文龙一事。崇祯听到后，“意殊骇”，意思是吃惊得不得了；他没有想到袁崇焕自作主张到了这样的地步，因为毛文龙不但是沙场老将，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一方统帅。但因为毛文龙已死，国家必须有良将，崇祯还要依靠袁崇焕，只好“优旨褒答”。不久后又“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显然崇祯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只不过为了笼络袁崇焕不得已而如此。从这时开始，崇祯已经开始警戒，对袁崇焕又爱又恨之。

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完成收复大业，开始与皇太极和谈。此时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地位还不十分稳固，他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

当时皇太极并没有一味跟明朝开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求和。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还托朝鲜居间斡旋，托蒙古王公上书明朝。而他发动每一个战役，都是“以战求和”的目的。皇太极的眼光相当毒辣，有相当的自知之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以当时明朝和满清国力人力的对比，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满清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皇太极还写信给崇祯皇帝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但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还妄自尊大，激怒了皇太极。等到崇祯末年，农民军力量壮大，崇祯皇帝再想与满清议和，已经晚了。

当皇太极看到崇祯杀了袁崇焕时，已经知道明朝的气数尽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满清能这么快地取得明朝的天下，在他预测中，无论如何也还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王朝。

有人说，因为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所以崇祯才误杀了袁崇焕。袁崇焕被杀，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崇祯皇帝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是整个大明王朝的悲剧。“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不是悲剧的高潮。高潮一直要到1644年才会出人意料地来到。

袁崇焕被时人称为“袁长城”。袁崇焕死后，明朝只剩了最后一座人造的长城，山海关就是明朝最后的屏障。

六、另一座长城

明朝的长城非常著名。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

有人计算过，若将明代修筑长城的砖石、上方，用来修筑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它翻越千山万水，穿过莽莽荒原，腾飞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

明朝在灭掉元朝以后，原来的统治者蒙古贵族北走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蒙古势力时刻想卷土重来，不断南下骚扰掠夺。同时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贵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为了防御北方边患，明朝历代政府不得不屡次修建长城。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开始只对几百年前遗留的破烂不堪的长城进行补修，到后来进行大规模的修建。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魄宏大的长城，正是明代的遗迹。（附图：明长城示意图）

纵观长城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体或某个方面比较弱的一方，才修筑长城。长城用于军事的目的，是修长城的一方，想凭借长城保持与敌方的抗衡。到了明朝后期，长城已经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但是，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

崇祯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清兵曾多次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的董家口、独石口和得胜堡等处拆长城而入。

清军数次攻进长城，长驱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几次威胁明朝京都，打了许多胜仗。终因山海关控扼其间，清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掳掠后退出长城。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东门巨匾上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字是明代成化八年进士、当过福建按察司佥事的肖显所写，笔力雄浑有力，尺度巨大，独具风格。

山海关的建关历史，源流久长。在尧、舜及夏、商、周时都曾有职司掌管。秦朝时属辽西郡，汉高祖时属卢绾，汉献帝初归公孙赞，三国时北魏曹操在这里设卢龙郡，晋朝时属营丘郡，南北朝至隋朝属北平郡，唐朝初年设临榆关，五代时仍为临榆关，宋朝时改名临闾，辽国占领以后属迁州，金国时称迁民镇，元朝时仍叫迁民镇，明朝设山海关。在明朝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朱元璋派魏国公大将军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徐达见这一带北依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南临波涛汹涌的渤海，山海之间只有十余华里的狭长地带，形势险要，是辽蓟的咽喉要道，便于1382年十二月筑起山海卫城，城关就叫山海关。清乾隆二年，曾设临榆县。

山海关一带，山势陡绝，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之战略要地。过去曾有人用“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诗句来描写关城的险要。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战争在这里进行，至今还有许多战争遗迹可寻。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有高丽一万多名军兵来侵犯辽西。隋文帝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带兵三十万出临榆关迎敌。隋炀帝大叶十年兴师征伐高丽经过这里。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成功班师回朝曾经过这里，在汉武台上刻石纪功。他在《春日观海诗》中写道：“翠岛屡出桑，碣石想秦皇”。明朝初年，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后，遂成为边防重镇，驻有重兵把守。

李自成由极盛转为极衰的关键一役也发生山海关下。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十万与平西伯吴三桂激战于山海关石河两岸。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以数千骑兵突破了西北防线，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二十二日，山海关北翼城的一支明朝官兵投降了李自成，山海关城眼见马上即可攻下。吴三桂在关键时候投降了清军，出关迎接清军首领多尔衮入关。于是明军与清军两军合战，左右进攻，与李自成农民军大战于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农民军大败，只好撤退。于是这个山海雄关的大门洞开，清军大批过关驰入中原。不久大顺朝即告灭亡，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统治。这是后话。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鉴于明亡国的教训，决定不再修筑长城。清朝的统治者清楚地看到，明代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却未能挽救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命运，于是决意改变统治策略，要建起一座“修德安民”的无形长城。

康熙皇帝在《古北口》一诗中说：“断山逾古北，石壁开竣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乾隆皇帝在《望长城作》一诗中说：“千秋形胜因循览，万古兴亡取次觇。自是天心无定向，从来违顺卜黧黔。”清朝的一些大臣也说：“毕竟成城需众志，皇图巩固在于斯。”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认为，要巩固政权不能仅凭“形胜”，依靠长城来进行统治，而要重视德化及人心向背。这从康熙帝批阅的一份奏折上看得就更为清楚。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意思是说他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讲的这一史实。首先，清朝政府在北京城修建了雍和宫，乾隆皇帝还亲自前去受戒。再者又在热河建立了行官，即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庙，修了安远庙；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修了普宁寺；仿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了须弥福寿之庙，共修了八大庙宇，为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准备了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对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来说，他们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流的机会与场所。清政府以此达到巩固统治、安定边疆的目的。

避暑山庄，名义是休息避暑之地，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它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和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清统治者的“长城”，它比蜿蜒万里的秦汉、明代长城要高明许多倍。历史事实证明，清朝政府这一套政治统治手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七、死亡的遗留问题

袁崇焕虽然杀了毛文龙，但担心毛氏旧部有变，为了笼络那些人，特地给毛的旧部增发军饷，向朝庭上书说：“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崇祯看了不能不怀疑，为什么兵员比以前减少了，军饷反倒增加了？但看在是袁崇焕奏请的份上，依然如数拨发。

崇祯一味迁就袁崇焕，不仅仅是袁崇焕当时握有重兵——当时袁崇焕麾下合辽、登莱、天津，及东江四镇兵十五万三千，马八万一千，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是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誓言。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的崇祯来说，这誓言确实相当诱人。他愿意赌上一把。

可惜的是，袁崇焕增发军饷的这一招并没有效果，皮岛旧部“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可见毛文龙虽然嚣张跋扈，但却甚得军心，袁崇焕用人不知用人所长，可谓十分的失策了。

毛文龙之死并不单纯，很快就得到了验证。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的两名义子孔有德和耿仲明立即领兵反叛，但也没有直接与明军交锋，只是沦为了海盗，不再奉袁崇焕和明朝号令。明朝自然不能容忍叛徒，攘外必须先安内，派大军攻打，孔耿二人不得已，只得航海去投降皇太极。这是明朝的又一失策。

皇太极听说孔有德、耿仲明渡海来降，亲自出迎，隆礼厚待，授都元帅、总兵官。孔、耿二人感激涕零，随即引清兵攻陷广鹿岛（又称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也投降。这几个人都得到了皇太极极大的信任，他们依旧各自率领着自己的兵马，尚可喜的士兵还被皇太极称为“天助兵”。皇太极“用人不疑”极大地招揽了明朝降将的心。

假如毛文龙不死，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都是防边良将，这几个人的军事才华都在后来南下平定中原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归根到底的责任，依旧在袁崇焕身上。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人，加上后来投降的吴三桂，为满清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最重要的武力。所以满清得天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孔有德为定南王，镇守广西；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耿仲明死后，其孙耿精忠继立。

这四王中只有孔有德早死。顺治九年，李定国（张献忠义子，后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攻破桂林。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完蛋了！”于是在王府内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

巧合的是，孔有德自杀的王府是明朝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于顺治六年被孔有德所杀。孔有德的妻子白氏自缢前将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白氏大概也不认同丈夫叛明投清的立场和气节，所以才用了“贼”字。可惜的是，孔庭训没有机会去当和尚，出城后就被李定国的部下查获，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只有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乘乱逃出，后来被满清封为和硕格格，嫁给了她父亲的旧部孙延龄，依旧驻守桂林。后来孙延龄跟随吴三桂叛乱，在孔四贞的劝说下，又打算重新投降清廷，却被吴三桂先发制人，派孙子吴世琮将孙延龄诓出桂林杀死。

有一些野史记录说，顺治皇帝先是爱上了干妹妹孔四贞，后来遇到了弟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妃后，才移情别恋。因此有人说满清出多情种子，皇太极伤痛宸妃海兰珠之死，心脏病突发而死；多尔衮爱恋嫂子庄妃大玉儿，竟然始终不肯夺取庄妃儿子的皇位；而顺治为了董鄂妃“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情故事早就被荧屏演绎得凄婉缠绵，名气之大，流传之广，不亚于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孔有德死后，剩下的三王就是后来著名的“三藩”。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了西洋葡萄牙大炮。这种大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的武器。清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这种大炮后来在满清跟李自成的作战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要塞皮岛后来由明将沈世魁驻守，他跟尚可喜是死对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世魁投降满清的可能性不太大。

皇太极征服朝鲜后，派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果然力战而死。他的侄子沈志祥率皮岛四千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因为沈世魁已死，沈志祥在军民的拥护下，自发地继承了叔叔的军队和总兵头衔。

本来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皇帝大可不必计较，小小的一个总兵头衔而已。但崇祯却对沈志祥的自作主张极为不满，这使他想起了当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事件，于是下诏切责。沈志祥因此与明朝庭发生了争吵，一怒之下，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事见《贰臣传》第七卷。

而袁崇焕被杀后，朝庭中从前支持他的大臣也跟着倒霉。首辅韩爌因为与袁崇焕关系密切，被迫辞职，他是袁崇焕考进士时的主考官。其他的还有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左都御史曹于汴。一直支持袁崇焕的大学士钱龙锡也被处死。

袁崇焕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被杀，十月初，崇祯开始重新派太监前往北部边境监军。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这种做法。皇帝改变了主意，充分表明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信任。而朝廷里经常不断地勾心斗角，崇祯跟他的祖先们一样，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袁崇焕被下狱前，从各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很多。袁崇焕下狱的事情对各路兵马军心打击很大，将领们生怕自己也像袁崇焕这样遭了毒手。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然都溃散回乡。许多兵士因此而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成为“流寇”的骨干。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八、祖大寿的投降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沙场老将，他当时的名气之大，可以说是闻者无不如雷贯耳。祖大寿最早是熊廷弼的部将，后来孙承宗主事，任祖大寿为佐参将。

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任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扎在锦州。他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对这位猛将仰慕已久，极尽笼络之能事。他曾经试探性地给祖大寿写信，说是想派使者吊明熹宗之丧，并祝贺新皇帝崇祯登基。但祖大寿坚决拒绝了皇太极，可谓是明朝最坚决的主战派。

辽东将士中，祖大寿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袁崇焕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清史·卷234·祖大寿传》）。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祖大寿的母亲和孙承宗都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这些英勇的将领所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

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的勇猛与为人，为了将他召至麾下，用了很多心思。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抓到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以及其他亲属。这些祖大寿的亲戚都被带回盛京，软禁起来，但待遇相当优厚。皇太极先后几次写信给祖大寿，还让祖大寿的儿子写信劝降。祖大寿毫不理睬，继续率领袁崇焕旧部，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这支部队当时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大凌河城。同年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

皇太极从城外高处察看大凌河城内的防守，不禁叹息道：“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士兵尚且如此精干，更何况统帅呢！心中更起了要收复祖大寿之心。于是皇太极并不下令攻城，只用围困之策。他说：“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命人在大凌河城外挖壕筑墙，以便长期围困。清兵在大凌河城周围五十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盘四十五处，完全切断了守城明军与外界联系。

但祖大寿并不示弱，头一百天中，他督军出城与清兵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但突围不成，明朝四万援军又被皇太极亲率主力击败，祖大寿只能闭城坚守。

这其中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明朝四万援军的主帅张春被清兵俘虏，他坚决不跪皇太极。皇太极大怒，取过弓箭，打算当场将其射死。皇太极的哥哥大贝勒代善爱惜张春骁勇，劝皇太极将其收为己用。皇太极怒气渐消，这才放下了弓箭。当晚，皇太极派部下达海以珍馔赐张春，张春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话发自内心，说得相当慷慨激昂。

达海对张春说，清与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给崇祯皇帝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皇帝竟无一言相报。张春则为崇祯皇帝辩护，说明朝皇帝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

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后，皇太极亲自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事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张春虽然投降了，却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于是下令将他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才放他出来。张春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事见郑天挺《探微集》）

张春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他的行为却很能说明尺度的问题，他的投降不是因为像洪承畴那样怕死，似乎也不在于气节问题，而是“良臣有赖明君”和识时务的问题。张春看到了皇太极比崇祯的高明之处，所以他心悦诚服地投降了。但他心中依然有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绝不从番俗，所以他宁可被囚而死，也绝不再屈服。

张春的四万军队被打败后，因为兵力不足，明朝的援军迟迟不至。皇太极依旧不断地送信劝祖大寿投降，语气极为客气：“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不但自己写信，还命令二十三名明朝投降的文武官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给祖大寿，表现出极为真诚的宽宏。

二十多封信送到祖大寿面前，他依旧不予理睬。坚守了三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们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到了这个地步，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之外，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

祖大寿长叹一声说：“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

何可纲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他的尸体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饿了许多天的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

投降后的祖大寿立即以妻子家眷在锦州为借口，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换上明军的衣服，混进锦州，这样他可以在城里当内应，锦州指日可下。皇太极满心欢喜，立即答应了他，并给了他五千兵马。但祖大寿在半路上借大雾甩开了同行的贝勒阿巴泰等清兵，单独奔进锦州城，然后就开始率领明军抵抗清兵。

皇太极被祖大寿用诈降涮了一把，自然恼羞成怒。他之后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就是想擒住祖大寿出了这口恶气，可惜都无功而返。即便这样，皇太极也没有下令杀死被监禁在盛京的祖大寿的亲人，反而对祖大寿的子孙“厚抚之”。

就这样，祖大寿又为明朝多守了十年的城。但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其实从他当年为袁崇焕下狱反出山海关开始，这种君臣间的怀疑就已经存在了。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满清（李清《三垣笔记》）。

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了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三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锦州城中又开始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皇太极多次招降，迫于无奈，祖大寿只好再次投降。

即使有上一次诈降的教训，皇太极仍没有杀祖大寿，反而任命他为正黄旗总兵。无数满人将领都劝皇太极说，即使不杀祖大寿，但也不能再重用他。皇太极不听，说祖大寿“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清史·卷234·祖大寿传》）。皇太极如此推诚，器量如海，自然得人。即使铁骨铮铮的祖大寿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投降了。这一招对明朝边疆防守的将领们有极大的震撼作用，这正是皇太极最高明的地方。

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且背信弃义的事实，皇太极还能够容忍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倘若不是有洪承畴、吴三桂等汉人的帮助，满清未必能得到整个江山。当时明朝的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这点皇太极也清楚得很，“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从这点上说，满清胜就胜在用人的战略，从皇太极到多尔衮，都有容人的气度与胸襟。

在用人上，明朝的皇帝实在差得太远了。

顺便提一句，祖大寿就是吴三桂的舅舅。史书中记载祖大寿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三桂投降，信中说：“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贰臣传》第二卷）

当时美女陈圆圆还在吴三桂的怀抱中，吴三桂也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三年，老死。

吴三桂一直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吴三桂手下已拥有十二万军队（曹凯夫《三藩叛乱》）。

九、洪承畴的投降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洪承畴的才干从来无人怀疑。他不但军事才能极高，政治才能也相当突出。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洪承畴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但出众的才华显然并不能说明他的人品；尤其对于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注定了要在历史的舞台上不甘平庸、不甘寂寞。这样的人，自然也相当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才干，说白了就是怕死。

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时，农民军大败，高迎祥被俘，李自成十八骑被追得躲入商洛山中。也许是因为洪承畴作为总督在军队中的声望增长得太快，从而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于是洪承畴被贬。但就在这个时候，满清皇太极想坐收农民军与明军鱼蚌相争的渔翁之利，乘机南下入侵。于是崇祯皇帝重新召用洪承畴，任总督蓟、辽军务，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凡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四万，咸隶承畴”。

这时候的洪承畴大权在握，可惜他并没有大展才华的机会，确切地说，他疲于南征北战，根本没有功夫来实施他高明的战略。何况即便他才干再高，明朝到了这个时候，病入膏肓，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崇祯，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明朝基本采用的是防御战术，这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但长城有它自身的弱点，长城本身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因为防线过与漫长，消极的防守总是难以阻挡清军突然袭击。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

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昇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昇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

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三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

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祖大寿镇守的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崇祯派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统兵十三万，马四万匹，由蓟州东指，到宁远集结，所带粮草，足够大军吃用一年。

洪承畴老成谨慎，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崇祯密旨，敕刻期进兵。因为大军中有太监监军，洪承畴迫不得已，只得进师松山。陈新甲还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

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了明军粮道。洪承畴到达松山后，因军中缺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回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人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最后，总督洪承畴等人被围困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城破之时，洪承畴本想横剑自刎以谢朝庭，可是剑刚拔出来，突然又想到得给自己留个全尸，于是选择了上吊自杀；这一犹豫，头还没来得及套进绳索，清兵已经冲了进来，于是洪承畴被俘，解送盛京。

其实当时洪承畴内心当中，根本就不想死，但不死如何对得起朝庭，对得起崇祯皇帝？他只是需要能够下台的台阶而已。洪承畴装模作样自杀的时候，心中也许正盼望着清兵早点冲进来阻止他。

皇太极派范文程来劝降，范文程把什么时务不时务、俊杰不俊杰之类的话唠叨了好几遍，该说的都说了。洪承畴只是一言不发，象死人一般。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

洪承畴始终没有见到正主儿出现，心中不免沮丧，于是开始在狱中绝食。范文程用祖大寿投降的例子来劝说洪承畴。洪承畴自认为身份地位官阶远比祖大寿要高，听范文程居然拿他跟祖大寿比，已经有些恼怒，跳起脚来想骂范文程，刚好梁柱上的灰尘落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也顾不上骂人了，连忙用手拂去灰尘。范文程见了喜形于色，赶紧跑去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必不会死，他连衣服都这样爱惜，更何况他自己的生命呢？”

聪明的皇太极终于猜到洪承畴可能是需要一个能下得了台的台阶，而且必须是满清的皇帝给的台阶。皇太极便亲自到狱中看望洪承畴，问道：“先生在这里冷吗？”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貂裘，亲自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瞠目结舌地望着皇太极，一副夸张的表情，好像是实在料不到对方会这样对他的样子。台阶到了，于是洪承畴“叩头请降”（《清史·卷237·洪承畴传》），皆大欢喜。

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一些野史记载说洪承畴生性好色，为皇太极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即后来的孝庄太后，名为大玉儿）的美色所迷惑，中了满清的美人计，这才投降。无论如何说，满清给洪承畴的面子是给足了。《甲申朝事小纪》还记录了1644年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洪承畴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尽管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前明士大夫为满清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洪承畴的投降势必令人感到震惊。

皇太极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正式接见了洪承畴，洪承畴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贰臣传》第三卷）

皇太极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皇太极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东华录》）

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因为他的投降，他自己在北京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

皇太极收服了洪承畴，十分高兴，赏了金银财宝不算，还演戏奏乐，表示庆贺。满清的将领们很不高兴地说：“皇上为什么如此看重洪承畴？”皇太极说：“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将领们说：“当然是想得到中原了。”皇太极笑道：“我们要进中原，好比瞎子走路，现在找到个带路人，我怎么不高兴？”

但皇太极虽然厚待洪承畴，但一直到去世，皇太极也没有给洪承畴封官。这是皇太极用人、御人所高人一等的地方。

而明朝的崇祯皇帝听说洪承畴被重兵围困松山后，满心以为洪承畴一定会自杀尽忠，大为痛悼，还特意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命人在正阳门西侧给洪承畴建立专祠。崇祯帝亲自御制祭文，正要入祠亲奠的时候，洪承畴派人送信来，大致说：“暂时降清，勉图后报”。

崇祯皇帝长叹一声，这才没有演出一出祭奠活死人的闹剧。专门给洪承畴建的专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于是改奉观音了。因为洪承畴书信中有勉图后报的话，崇祯也没有派人捉拿洪承畴的家眷。

还有一种说法是，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从辽东逃回北京，上疏崇祯皇帝，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亲自到洪承畴祠祭奠。而此时那个可疑的家仆已经乘机将洪承畴的家眷送回了福建老家。既然皇帝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得知真相的明朝官员们就都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见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

只是后来洪承畴并没有任何后报的行为，反而对江南抗清力量大加打击，可见这信只是为了保全家眷的权宜之计（野史记载说此计为庄妃所出，崇祯也间接中了庄妃的美人计）。

投降满清的大臣和将领不计其数，但唯独洪承畴和吴三桂最受后人非议，这自然是因为两人在满清得到天下的过程中出力最大的缘故。

1644年，洪承畴跟随摄政王多尔衮重新回到北京后，将老母亲从福建接到了北京。老夫人一见到洪承畴，就拿手杖去打他，先数落其不死之罪，然后说：“你接我来，是想让我给你当旗下老婢吗？我今天打死了你，是为天下除害。”洪承畴慌忙走开，从此不再敢与母亲相见。

1644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派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出使北京，与满清谈判。左懋第被多尔衮扣押，拘于太医院。洪承畴前来说降，左懋第说：“此鬼也。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承畴惭愧而退。类似的故事还发生过许多次。

左懋第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向弘光皇帝复命，他一直被关押到1645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依旧不屈，于是被害。

祖大寿和洪承畴两人，投降后的表现各有不同：一个是从此开始默默无闻，闭口不谈兵事；一个则是竭心尽力地帮助满清得到天下，充分施展了在崇祯手下没有发挥出来的才干。所以洪承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在后面的篇章中还会再提到他。

祖大寿和洪承畴二人不是留名于《明史》，而是见传于《清史》，而且同时被列入《贰臣传》，这就是满清政权给投降者的最高待遇。

十、大势已去

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

崇祯皇帝自然已经顾忌不到这些辽东子民的生死，他开始考虑与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承上意，偷偷派马绍愉去与皇太极谈判。

皇太极本人一直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范文程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

松山陷落后，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他认为，议和“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但皇太极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贰臣传》第二卷）

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对于满清而言，没有山海关就没有中原。

因为皇太极也有求和的心里，马绍愉谈判的结果自然相当不错。但就在这个时候，陈新甲的家僮将崇祯皇帝催促议和的手诏误作塘报，发了抄，于是满朝文武都知道朝中有人在跟满清讲和。朝庭主战的人大肆弹劾陈新甲通敌卖国。崇祯皇帝不好明说，为了面子，只好下诏严斥陈新甲。陈新甲自然不服，心想这议和本来就你崇祯的意思。崇祯皇帝恼羞成怒，将陈新甲斩首。

自此，明清两国的和议便永远断绝了。

而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无比坚定，决定先发制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他下令吴三桂袭击满清阿济格营。

皇太极希望再给明朝一次比松山、锦州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使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称为可能，人才正是逐鹿中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1644年，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李自成意外完成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入关攻明，这是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下令攻明。但皇太极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阿巴泰出发前，换太极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皇太极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指李自成的军队），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

这时依旧有和谈的希望，皇太极甚至希望万一与明朝和谈不成，将来就联合李自成，合力对付明朝。可见皇太极相当谨慎，他不认为满清已经具备了争夺天下的能力，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李自成未来不可预估的力量，也想到要利用汉族自己的内乱谋取渔翁之利。但很遗憾的是，皇太极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两项策略有任何结果，就已经去世了。

更加遗憾的是，崇祯皇帝没有任何积极响应。

阿巴泰的清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这一趟中，阿巴泰也没有遇到李自成的军队。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但明军仍然坚守着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清兵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因为山海关扼道其中，清兵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正因为满清时不时地流动侵扰，明朝剿流寇的军队总被满清牵制着。而西北的李自成这个时候已经有几十万大军，他也跟皇太极一样，正雄心勃勃地将目光投向了紫禁城。

到这个时候，崇祯才知道他最大的敌人不是皇太极，而是李自成。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南明政权，严重地影响了南明政权的内政与外交。但此时此刻，崇祯内外交困，已经茫然无措了。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回想起袁崇焕当年“五年平辽”的誓言，话犹在耳边，人却已经若隔世。崇祯的感觉不是后悔，而是咬牙切齿地痛恨，痛恨这些文武大臣误了他，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竟然在这些人的手中逐渐沦陷。于是他在这样的思想的驱动下，在灭亡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快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庙号太宗，葬昭陵。礼亲王代善等奉皇太极与庄妃的儿子福临继位，时年6岁，是为清世祖，年号顺治。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和睿亲王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个儿子）辅政。

此时离1644年崇祯煤山上吊只有半年。

半年后，“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后金的野蛮民族所击败”。此论并不准确。满清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十几万兵力，而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绝大多数都是饥民，所以其实是明朝自己击败了自己。但这并非崇祯皇帝一人之过。

显然，没有满清，就没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没有李自成，满清也不可能乘虚而入山海关，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1644甲申年，江山改朝换代一幕开始在正史上上演，由于如此富于戏剧性，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失败者“不瑕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显然，崇祯的继承者们并没有从1644年得到教训，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讨论南明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