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明朝对农民军战绩要远远好于对清军的战绩，明军的将帅如洪承畴、陈奇瑜、孙传庭、卢象升、熊文灿都有对农民军的辉煌胜利。

陈奇瑜曾将农民军逼入车厢峡，险些让李自成、张献忠困死其中；孙传庭潼关大败农民军，并活捉了老闯王高迎祥；熊文灿追得农民军走投无路，纷纷投降，张献忠、罗汝才亦在其中；卢象升滁州大捷，农民军尸横遍野，更有大将左良玉、贺人龙、曹文诏、曹变蛟、高杰冲突左右。本来扑灭农民军的星星之火不是没有可能，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农民军的竟然是崇祯本人。

1637年，李自成被熊文灿追得无处藏身，被迫躲进了商洛山中。张献忠也在形势的逼迫下投降了熊文灿。但一年后张献忠复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明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朝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他很快被处死。在战场上接替熊文灿的是杨嗣昌（杨鹤的儿子），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知道该到他自己负责任的时候了，为了避免少受点苦，还不等崇祯皇帝下旨责罚，他自己就拔剑自杀了。

杨嗣昌颇有远见，他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朝庭集中兵力扫除“流寇”。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崇祯皇帝所接受。

杨嗣昌死后，崇祯皇帝倒也没有追究，将他的尸体送回家乡武陵安葬。后来张献忠攻陷武陵，怀恨杨嗣昌，下令焚毁杨家祖坟，并挖出了杨嗣昌的尸体，断其尸见血。事见《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从上可见，明军将帅稍有败绩，非死即贬，结果是明朝的栋梁之才损失待尽，陈奇瑜被贬，熊文灿被斩，孙传庭入狱。这是年轻的崇祯用人的战略所所导致的结果。

1639年，当李自成再一次从山中走出来的时候，发现熊文灿已经成了冤死之鬼，这不由令他欣喜若狂。于是李自成再次组成了自己的军队，吸收了李岩、宋献策、牛金星等知识分子，洗去了农民军固有的匪气，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气势，目标直指紫禁城中的蹯龙宝座。

五、崇祯的难处

1627年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死，本来这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老百姓们甚至包括绝大多数朝庭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穷灾难的一朝终于已经结束时，都感到万分欣慰。因为天启皇帝没有儿子，兄终弟及，十六岁的崇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登上了皇位。史书上关于十六岁前的崇祯记录极少，在他当皇帝前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崇祯上台时政治环境相当险恶，天启皇帝驾崩之际，正是魏忠贤集团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崇祯由信王府搬入大内，竟不敢食用宫中为他准备的膳食，硬是凭借自己从家里偷偷带来的干粮度过了最危险的几天，宫中的险恶可见一斑。但崇祯登基两个月后，即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集团；少年老成之风，只有后世康熙铲除鳌拜能与之相提并论。于是普天下的人们欢欣鼓舞，将崇祯的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誉之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

其实，崇祯对魏忠贤的痛恨，更多地是出于私人情感。崇祯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所以他小时候受到过好几个皇妃的照料，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冲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前五天，崇祯念念不忘地既不是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清，也不是耀兵城下的李自成，而是魏忠贤。他密令将已经死了十七年的魏忠贤的尸骨收来烧了，但此命令还来不及被执行，李自成就进城了（陈济生《再生纪略》）。

一个胸襟如此狭隘的人，照理来说，不会是一个好皇帝。果然，翘首以盼的人们很快失望了。崇祯是个志大才疏的人，他自认为聪明，还有着许多封建帝王的最大通病——猜忌成性，尤其他从哥哥手中接过的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大明江山，他的缺点给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乱摊子不是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一个人带来的，崇祯接过手时确实是已经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自从他登基以来，所面临的危难已经超过了明朝任何一位皇帝。崇祯并不是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最糟糕、最没有才干的皇帝，事实上明朝的皇帝荒诞的、荒唐的不在少数，跟正德皇帝、嘉靖皇帝以及他的哥哥天启皇帝等人比起来，崇祯无疑要强得多。他有励精图治的决心，有重新振兴明朝的强烈愿望，但内忧外患的巨大困扰不由得不令他更加性急，因此，他的很多决定都是在焦燥不安的状态下匆忙决定的。

明朝整个状况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朝庭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万历一朝已经因为神宗皇帝的贪婪而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崇祯末年，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

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赋税竟然增加了六倍。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再加上地方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一亩产出六两银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纳十几两的税。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事见钱泳《履园丛话》）。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所以历史学家传统的说法认为，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朝庭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该怎么办呢？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百姓们恨官兵，明朝逐渐失去了民心。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年）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崇祯的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大臣马世奇在《廷对》中向崇祯皇帝解释老百姓起义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官军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朝庭用官军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官军。对于崇祯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有一段记录说：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一百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明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

而这时戍边军队也要求崇祯皇帝拨饷。1644年初，户部侍郎吴履中奏称，国库存银仅剩8万两。他说：“若无九边，京师何以安守？”坚决要求将这笔钱拨给戍边军队。但崇祯皇帝拒绝了，他打算将这笔钱全都用来加强京师守备。

后来户部尚书倪元璐谈及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崇祯帝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

两人正论道德之日，距二人之死——1644年三月十九日——只有三十五天了。

崇祯本不该是亡国之君，可惜，他时运不好，这是他的难处。他也不是个能干的人——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外，就没有能干的皇帝——人才不分贤否，议论不分是非，政事不明得失，军机不论成败，性格多疑、苛刻寡恩，刚愎自用，却又性子急躁。当流寇满山、四方鼎沸的时候，他所委任的人非庸即佞，剿抚两端，没有定策，以致茫无成算；加上御下太严，打一场败仗立即杀将，丢掉一城立即杀吏，正所谓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

六、李自成的运气

李自成后期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军事才能，但无战略眼光。他善于攻打城池，发明了独特的“瓴甋”法，但攻下城池后往往大肆屠城，不派人留守，随攻随丢。在历史上，关于李自成的定位好的说法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比如中国的教科书对他的定位；不好的则是“流贼”，基本上历代正史、野史都认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是“贼”。《明史》不但将李自成归在《流贼》一类中，甚至干脆地说，“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认为李自成是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流贼。

其实李自成只是个运气特别好的人。他从小家贫，一直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还在给崇祯当邮递员（可惜由于他的职位太低，崇祯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到（也不敢想）从来将来有一天也能有机会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但是机会选择了他。在李自成加入了农民军后，机会成就了他。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假若没有度量和眼光的话，就不是每个时候都能准确地把握住机会。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农民军受到几近致命的打击。李自成在潼关被洪承畴和孙传庭三道埋伏线包围，李自成打败，只和刘宗敏、田见秀等十七骑突出重围，躲入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

正当崇祯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上天眷顾了李自成，满清的军队又开始入侵了。由于北直隶和山东的城市纷纷陷落，明朝政府被迫选择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从西北抽调人力物力，命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任保定总督。孙传庭气愤朝庭不乘胜追击，故意称病辞官，反而被崇祯认为不想出力办事，被逮捕下狱。主张招抚的熊文灿接任，派出侦骑搜捕李自成。侦骑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不想继续在崇山峻岭中费心劳力，就报告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不出数月，崇祯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

李自成听说洪承畴和孙传庭两个劲敌走了，“稍得安”。但这时李自成的情况并不好，他的身边只有十七个人，还躲在山中一步不敢出去，前途看起来十分渺茫。

崇祯十二年夏，已经投降熊文灿的张献忠重新反穀城。李自成听说后大喜，重新出山，集结部众。很快为陕西总督郑崇俭所败，李自成自认晦气，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去投奔张献忠。但张献忠此人性情难以捉摸，凡事随心所欲，他也看出了他的这些农民军同行们，要数李自成最有出息，将来必是劲敌，于是假装收留了李自成，想借机除掉他。但事不机密，被李自成事先发觉，李自成逃走。

李自成与张献忠虽然都是农民起义军，却一直不是同志。崇祯十四年，张献忠被左良玉追得无路可走，也不得不投奔李自成。李自成记恨前事，想要乘机杀了他。号称曹操的罗汝才跟张献忠交好，对李自成说：“留着张献忠，可以使他扰汉南，分官军兵力。”罗汝才见李自成不答，就偷偷给了张献忠五百骑，纵他逃走。事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此时杨嗣昌正督师夷陵（今湖北宜昌），听说李自成走投无路，立即传檄李自成，让他投降。李自成正憋着一肚子气，立即对杨嗣昌派来的使者破口大骂。于是杨嗣昌派兵围捕李自成于西鱼腹山中一带。李自成无路可走，打算自杀，幸好养子李双喜劝住了他。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溜走，投降了明军。

李自成麾下最骁勇的大将刘宗敏也打算投降，被李自成发觉。此刻李自成众叛亲离，已经是万念俱灰，他流着眼泪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是天子之命。你去卜上一卦，倘若不是吉卦，你就带着我的人头去投降杨嗣昌吧。”

若是带着李自成的人头投降，以后就不愁有高官厚禄，刘宗敏大喜过望，当然同意了。

刘宗敏卜了一卦，却是吉卦。他有些失望，又卜了一卦，还是吉卦。刘宗敏还不死心，卜了第三卦，还是吉卦。古人迷信，信天命，刘宗敏这才死心踏地相信李自成有天子之命，于是回来对李自成说：“我就是死也要跟着你。”为了表示忠心，还杀了自己的两个老婆，以便轻装上阵。

其他人听说后，也表示要跟随李自成这个“真命天子”。于是李自成尽焚辎重，轻骑走河南。这个时候，他身边只有五十来人。

正好河南大旱，粮食极贵，一斛谷要万钱，老百姓没有钱购买粮食，成千上万饥民到处流亡，成了李自成极好的兵源。李自成一到河南，饥民听到李闯王出山的消息，纷纷前来投奔，大概有七、八万人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农民军获得迅速发展，李自成精神大振，指挥饥民在河南纵横驰骋，攻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攻偃师，杀知县徐日泰。这时候的李自成所向无敌，并以杀人为乐，喜欢砍人的脚，活挖出人的心。但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遇到了李信（即李岩）。

杞县举人李信是明朝前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李精白靠拍魏忠贤马屁当上了尚书，曾经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还在生祠焚香祝词说：“尧天巍巍荡，帝德难名。”意思是称赞魏忠贤像尧一样具有天那般大的阔大高贵的胸怀，那种皇帝般的伟大道德简直难以形容。李精白还特意把“巍”字的“山”旁移到下面，人们问他为什么，他答：“害怕‘山’压在魏公的头上啊。”

崇祯即位后，魏忠贤的势力被铲除，李精白也被东林党人弹劾，被贬死。李信独自住在家乡杞县，中过举人，也算是当地望族。当地灾荒闹得凶的时候，好多农民断了粮，李岩拿出家里的一些粮食，接济断粮的饥民。百姓们很感激他的恩德，都称呼他“李公子”。

杞县附近有位走江湖的绳妓红娘子拉起队伍起义。因为李信在当地名气很大，红娘子想拉他入伙，派人绑架了他。李信被绑到山上，红娘子见他文采风流，颇为仰慕，想与他结为夫妇。李信毕竟是官宦之后，心中尚有顾虑，于是勉强假装应允，却趁着空隙逃回了县里。地方官很是糊涂，非说李信与盗匪勾结，将他下了大狱，准备处斩。红娘子听到消息，带人前来劫牢。杞县饥民争相加入，杀死了县官，救出了李信。到了这步田地，李信觉得回家也没有出路，这才听从红娘子的劝告，跟起义的饥民一起投奔李闯王。

李自成弄清了李岩的情况，知道李岩是富户人家出身的读书人，农民军正需要找个谋士，于是就将李岩留在营里。

《明季北略》有一段对话，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李自成还与李信约为兄弟。李信很受感动，为了示意与过去绝裂，特意改名为李岩。

李岩感激涕零下自然鼎力辅助李自成，写信招自己的朋友卢氏县举人牛金星来投李自成。

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他酷爱饮酒，曾因酒醉后痛打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牛金星接到李岩的信后，立即带着家小赶来，不但将自己的女儿送给李自成作妾，还向李自成推荐了算卦先生宋献策。

宋献策是个矮个子，长不满三尺，自称精通河洛数。他见了李自成，神秘兮兮地说：“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隐寓李字，意思是说姓李的将来要得天下。李自成自然大喜，立即封宋献策为军师。

图谶“十八子主神器”并非宋献策首创。千年前沙陀人李存勖已经用过这一招。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因其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不过李自成不读书，是个凭着直觉闹革命的人，自然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掌故的。但宋献策炮制的东西，却立即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住了他的心。

牛金星对李自成说：“若欲终为贼，则无所事我，若有大志，当从我言。”但李自成对他的大话嗤之以鼻，不接受他的建议。因此牛金星离开农民军回去了家乡。因为他跟李自成交往过，不久就被明朝官府逮捕并处死刑。但牛金星通过贿赂地方官减轻了判决，并在获释后立即重新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对这位岳父的归来十分高兴，于是委任他为丞相（事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于是在李岩入伙之后，便有了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后来都成为李自成的左右手。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

李岩从争取民心的角度出发，劝李自成不要再妄杀人，停止劫掠，要注意笼络百姓。李自成自此开始有所收敛。他着手整顿部队，严肃纪律，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获物品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牛金星也以李自成的名义发布告示说：“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李自成还接受李岩的建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均田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免赋就是取消明朝的赋税剥削。

李岩将农民军所掠夺的财物分发给饥民。百姓受惠后，也不分辨到底是李岩还是李自成，只称：“李公子活我。”

李岩又编出两句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一升的十分之一），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教儿童到处传唱，影响很大。百姓正为朝廷加重赋税愁苦不堪，听了这两句歌词，自然欢迎闯军。

李岩还派出一批兵士打扮成商人模样，混进明军占领的城里，逢人就宣传：“李闯王带的队伍是讲纪律的，不杀人也不抢东西。李闯王杀掉欺压穷人的贵族地主，就是要解除你们的心头之恨。”人们对明军的杀人抢劫，早就恨透了；现在听说李自成的队伍纪律严明，自然向着李自成了，许多城池都有百姓做内应，不攻自破。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侵入湖广，势力极大。同时，李自成在北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641年秋，一些独立的农民军都归顺到李自成麾下，李自成开始席卷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李自成攻占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这位福王是万历神宗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当年极得神宗皇帝宠爱，险些被立为太子。李自成的部下用福王朱常洵的血扳上鹿肉酱吃，取名为“福禄酒”。洛阳城破的时候，福王世子朱由崧没穿衣服，裸体逃出洛阳。这位朱由崧就是1644年在南京即位的南明弘光皇帝，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他。

崇祯听到李自成声是如此浩大，派前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专门对付李自成。傅宗龙到任后，与巡抚汪乔年调兵，竟然发现无兵可调。不久，傅宗龙被围，突围时被杀。巡抚汪乔年代傅宗龙为陕西总督，李自成发精锐攻打，汪乔年也被杀。在这一战后，李自成还劓（割去鼻子）刖（砍去左足或右足）读书人一百九十人。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先后两次包围开封。在第二次围城时，巡抚名衡、总兵陈永福竭力抵抗，射瞎了李自成的一只眼睛。李自成大怒，为了攻下城市，他下令挖开了黄河上的马家口河，想用水灌城。就在这时，开封巡抚名衡也决定挖开硃家寨口河，打算用水淹李自成的大军。

恰逢大雨，两处关键的堤坝都被挖开，顿时洪水滔滔，声如巨雷。大水从开封北门穿城而过，穿东南门而出，无数无辜的人淹没在洪水之中。这场围攻结束时，开封城中有几十万人死亡，全城只有两万人幸存下来。

纪昀（即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明末名妓李无尘的故事，说她秀外慧忠，“有诗集，语颇秀拔”。但这样一位女子，却在开封城破时被淹死。

李自成的军队也有一万多人被大水冲走。由于开封破坏得太厉害，李自成甚至不愿意进城。

李自成随即在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战术，建立了各种军事制度，连克承天府、孝感、黄州等地，基本上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此时的李自成已具备了进军北京的实力，并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

在这期间，李自成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第一个被清洗的对象就是号称“曹操”的罗汝才，罗汝才当时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李自成本人生活简朴，粗茶淡饭，食无兼味，每天早晨只喝小米粥，与战士同甘苦。而罗汝才有几十个妻妾，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跟随在军中。罗汝才好享受，还在帐下养有一个戏班子，很是令人惊奇。李自成看不惯罗汝才这一套，经常对他嗤之以鼻。但罗汝才手下有几十万人马，罗汝才又用山西举人吉珪为军师，是仅次于李自成的第二大实力人物。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战，两人配合起来，就仿佛是左右手。但是，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自成起了独大之心。于是在某一个清晨，派人杀罗汝才于睡梦中。罗汝才的部下都被李自成吞并。

接下来，李自成杀了他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蔺养成、袁时中等人，并派人送信给在武昌的张献忠说：“我已经杀了曹操（指罗汝才），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张献忠听了大为恐慌，竟然放弃武昌，南下入长沙。到这个时候，当年的十三家、七十二营，或投降明朝，或被杀，只剩下李自成和张献忠。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三边总督孙传庭率军南下河南截击李自成，并催促左良玉部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孙传庭开始虽然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十一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十一月，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不战而进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年号永昌，还颁布了新的历书，铸造永昌钱币，平抑物价，招抚流亡，镇压地主豪绅，废除八股文，选拔官员接管地方政权。

李自成称帝五十天后，消息才送到崇祯皇帝手中，此时离崇祯上吊只有一个月时间。原来的送信人在途中病倒，于是雇了一名明军士兵代其送信。当这名士兵将情报送到后，兵部得知李自成竟然擅称尊号，大惊失色，于是杀了送信士兵以防泄露，然后尽可能久地将此情报扣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九卷）。而崇祯的敌人李自成则有一套杰出的情报系统，他利用山西的商人、店主、算命先生、衙吏等在京城内做密探，通过信使骑马回来向他报告。京城中布商行伙计、饭店老板等很多人都是陕西、山西人，李自成充满地利用了“老乡关系”（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

诗人李雯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李雯《闻西安复失是日诸进士方有馆试之期》）。李雯是复社成员，多尔衮进北京后，投降满清，多尔衮那封致阁部史可法的著名书信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这时候，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是雄兵百万了，开始向明王朝发动了总攻击。

农民军进入山西后取得了节节胜利，消灭了大量的明朝官军，迅速攻下了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昌平。为报复崇祯派人挖了李家的祖坟，李自成放火烧了昌平的明十二陵（明朝皇家的陵园，即今天的明十三陵。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在南京，建文皇帝在靖难之役后不知所终，因为土木之变当上皇帝的明景帝也没有被葬入昌平）。

公元1644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包围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兵开进北京城。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树下。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

这样，李自成的大顺军就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欢迎恐后。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

七、崇祯最后的一张王牌

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北京已受到威胁。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三日，大学士黄景昉给崇祯皇帝上了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

但奏折并未真正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后，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正如大学士黄景昉所说，吴三桂手下的几万关宁铁骑成了崇祯皇帝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正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

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拖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明朝辽东的军队都奉命撤入关内勤王，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下，明军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可是吴三桂等人还没来得及赶到京畿，李自成就兵不血刃地进了北京城。

当入关勤王的将领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大顺政权委任为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的总兵马科领军西行，以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在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之前，崇祯曾经试图选择与满清求和，以便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李自成。

袁崇焕死后，东北已无得力大将可用，边防更危急。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兵攻锦州，四月，围城。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十三万人援锦。八月，明军大败，洪承畴率残部入松山。清兵围松山。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兵破松山，俘洪承畴，洪承畴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松锦之役”后，明朝东北的主力被消灭，元气大伤。

松锦大战以来，崇祯皇帝真是坐卧不安，寝食俱废。松锦之战失败后，他的心也凉了半截，他的希望，他的寄托，全随着这次大战的失败化为了泡沫，消失了，飞散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祖宗创下的基业，到了他手里，就会这么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莫非，这就是命吗？

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早就明白，以朝庭现在的实力，无力两线作战，于是暗中崇祯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虽然秘密，但朝中其他大臣还是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皇帝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什么。

崇祯皇帝每次都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还不断郑重告诫：这是天大的机密，一定要缜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崇祯十五年八月，崇祯皇帝派亲信又送了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不巧的是，陈新甲刚好外出，不在家里，信使便将崇祯皇帝的密诏留在陈新甲书房中的案几上。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密诏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按惯例将密诏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的衙门传抄。这样一来，崇祯皇帝与陈新甲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下，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陈新甲当然要为自己上述声辩，还引用了不少崇祯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崇祯皇帝的圣意。崇祯皇帝更失面子，恼羞成怒下下旨将陈新甲立即处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这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议和，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那个时候，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连崇祯皇帝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为的就是怕背上千古骂名。

崇祯皇帝特别推崇宋朝舍身取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1644年二月，崇祯帝曾正式礼敬文天祥，目的是为了激发众大臣学习文天祥死国的浩然正气）。然而，李自成和多尔衮先后脚进北京后，并没有几个人为明朝而死。这是后话。

八、南迁

对崇祯皇帝说，他还有最后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南下到陪都南京。迁都的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1644年二月十日，崇祯皇帝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崇祯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农民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听了大惊失色，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李明睿并不惊慌，他深知皇帝不过是顾忌道义责任，于是讲了一通天命的大道理。他还为提到历史上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百五十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崇祯犹豫起来，似乎有些心动了。

在李明睿明确保证要保守机密后，崇祯四下张望，确信无人偷听后，才开始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

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先以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的名义出京。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很快就可以到达南京。李明睿还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然坚持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

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

当晚，崇祯皇帝单独召李明睿进宫，问了许多南迁的细节问题。李明睿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召募新兵，但朝中没钱，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驻军都已经一年没有发过军饷了，更不要说外地驻军，这正是明军演变为抢民的盗匪的根本原因。李明睿壮着胆子提出了动用皇帝内库这一敏感问题：“内帑不可不发，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计六奇《明季北略》）袁崇焕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但崇祯不同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于是谈话不欢而散。

但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所向披靡，推进得极快，大同总兵姜瓖和宣府总兵王承允都是不战而降，转眼间大顺军已经兵临居庸关下，京畿大震。

十五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意识到北京保不住了，他正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太子沉思良久，痛楚地说：“二‘乎’字可玩。”项煜无话可答。

南迁的话题被迫再一次提上日程。但朝中除了李明睿，以左都御史李邦华为首的重臣们都认为应该派遣太子南下，而皇帝肩负守卫社稷之责，应该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其实是要求崇祯皇帝做出自我牺牲。崇祯皇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和李明睿。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光时亨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主张南迁的人之后，在场的二十七位大臣竟有十九位立即表示放弃南迁主张。

显然，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皇帝的心思，因为他的意图其实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所以双方都招致了皇帝的愤怒。崇祯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崇祯恼羞成怒下，差点将李明睿处死。光时亨认为如此将使百姓寒心，劝止了皇帝。

后来有人认为，光时亨之所以反对南迁，是因为他暗中与李自成有接触并打算投奔义军。光时亨最终确实投降了李自成。义军夺取北京后，光时亨仍留任兵科给事中，并曾获准密见李自成。与此矛盾的是，光时亨仍然相信南明政权会获得成功。他曾在信中对留在安徽桐城的儿子说：“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计六奇《明季北略》）

但无论如何，“南迁之议寝矣”。

崇祯下令吴三桂进关勤王后，大臣们再次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崇祯还不及回答，光时亨火冒三丈地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到此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提出太子南迁的人是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提出建议的大臣们大惊失措，“遂不敢言”。从此，绝望的气氛笼罩了全京师的军民，“诸臣咸思南窜”。

公元756年，唐玄宗把长安丢给了安禄山叛军，途中迫于禁军的要求，杀了贵妃杨玉环，逃到了四川。当时太子留在了山西西部，以安抚那些希望收复长安的将领。太子本想入川追随其父，但众将劝阻说，应在宁夏灵武重整旗鼓，收复长安，那才是大孝之举。经过五次敦请，太子才同意“勉徇众心，为社稷计！”于是尊其父唐玄宗为“上皇天帝”，定帝号肃宗。唐肃宗在灵武建立了临时朝廷，并由此出发，最终收复了长安。

崇祯皇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他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拥有了他们外番所缺乏的东西，并依靠这些汉朝官吏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而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京城，后来落入李自成手中，之后就下落不明。于是南明政权中皇室宗亲为了继承权利开始了激烈的派系倾轧（金庸小说《鹿鼎记》提到的唐王桂王之争就是其中之一），内耗掉了许多抗清义士的精力与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李明睿提出南迁后，有一位名叫方开章的官员，曾接到密旨，让他准备一千名兵丁、数百船只，在郊外昼夜待命，随时准备供皇帝顺大运河前往南京之用。北京城破之前，方开章想要见崇祯皇帝，但未能通过宫门岗哨。他一直等到城破前两天，才离开了京城（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四卷）。

九、最后的议和

南迁不成，崇祯皇帝开始布置保卫北京。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西洋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帝甚至还慷慨地挖出深藏地下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之秩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

1644年三月十七日，崇祯皇帝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与大臣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封密封急件送到，崇祯看了后脸色大变，坐在那里发呆，许久后才站起来退入后宫。

原来三月十六日，负责监军的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已经打开居庸关的大门迎接李自成大军；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而且焚烧了位于昌平的明朝皇陵。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早知道农民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经是指日可待。

而这时街上的百姓正毫无顾忌地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