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任北京暂编第一师师长时，认识了财政部次长潘复，两人打得火热。潘复在京津都有大宅子，张宗昌每到两地，必以潘家为寻欢作乐之落脚点。有一次张在潘家与其他显要打牌，输出去万余元，被“打立”了，无法付现，更不能一走了之。尴尬之际，潘将其亲信、边业银行经理王琦找来，代为垫付。张对潘非常感激，视为可共患难的朋友。

1927年，康有为来天津见溥仪，住在日租界息游别墅。一日，潘复请康吃饭。康有为早年以变法名世，晚年则以书法名世。他在潘家当众挥毫，凡是来赴宴的客人人手一幅，来者不拒。结果从早8点到晚8点，康有为连续写了12个小时，始终兴致勃勃，毫无倦意。

潘复退出政界后，天津小营门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热闹气氛。商震、于学忠、宋哲元、孙殿英等在朝在野的军阀及金融界闻人陈亦侯、王孟钟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时，他便外出消遣。潘本来不抽大烟，由于天天熬夜应酬，体力日益难支，渐渐也染上了烟瘾。

老牌军阀陈调元喜交际，好热闹，出手阔绰。他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其南京龚家桥的公馆每天车水马龙。南京政府的大员如张群、顾祝同、张厉生、蒋作宾、贺国光、张笃伦、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馆熙熙攘攘，俨若一招待所。一日，一乡下老头找来，从容地朝里走，门卫问他找谁，对方答：这是我的公馆。门卫说：你弄错了，这里是陈调元总指挥的公馆。老头说：陈调元是我儿子，这不就是我的公馆吗？其时陈父已死，陈母尚在。老头确实弄错了。陈调元事后说：“这才倒霉呢，哪里钻出个爸爸来哩。”

萧乾十几岁时，考进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给不少名人送过刊物或稿酬。多年后，他在上海见到鲁迅，问鲁迅还认不认得他。鲁迅定睛看了萧乾好半天后，亲切地笑了起来。

上海书画名家王一亭（名震）交游甚广。他的作品虽有润格，但常有熟人介绍，不付润资，王也一律应酬，只是在下款“王震”两字的上面，加“白龙山人”四字。“白龙”为“白弄”的谐音。

上世纪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蒋介石曾登门拜访。段祺瑞的小女儿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管门的不认识，竟未启大门迎车入内，听任蒋车停在路旁、局促车内坐待。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蒋氏向老人先致问候之意，坐定后又对老人的起居寒暖、身体现状及医疗情况等，询问甚详。情意殷勤，言词亲切。坐了一个多小时方辞去。”

曹聚仁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先在上海当了三年家庭教师，后拜章太炎为师。他的交游生活，也就此开始。曹晚年回忆说：“就在《国民日报》那一小圈子中，除了邵力子先生和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诸师，我便认识了诗人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安诸氏，同时也结识了陈仲甫、戴季陶诸氏和孙中山先生。我还记得亚子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写得非常潦草，他附了一句有趣的话：‘你如不认识的话，我当面念给你听。’孙中山呢，在环龙路接见我们时，因为袁业裕兄多了嘴，他笑语我们：‘你们小孩子，还不懂！’”

韩亮侯留学日本时，有一次去听西洋音乐会，身边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观众，与满堂附庸风雅的阔人们形成鲜明反差。韩不免有些诧异：他的门票是如何得来的呢？散场时，彼此打了个招呼，此人邀请韩到其寓所坐坐，韩为好奇心所驱使，就跟着去了。步行片刻，两人来到一所很讲究的洋房，主人住在二楼，一进门，韩大吃一惊，满壁皆书，书架上摆着许多精巧的玩意儿，屋角有一架钢琴，韩被弄得越发糊涂了。主人随后脱去破衣，换上笔挺的西装，请客人出去吃饭——此人便是李叔同。

1936年5月，弘一法师到青岛讲律，住了半年。其间，沈鸿烈市长和朱子桥将军曾联名请他吃饭，并事先约好时间。弘一法师当日爽约，托人带去一张纸条，上写一首打油诗：“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维思。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沈看后表情尴尬，有点下不来台，觉着堂堂市长请一个穷和尚吃饭，对方居然不给面子；朱则大喜：“今天得到一件最珍贵的墨宝，收获不小！”

比起弘一法师，拈花寺住持全朗则是另一副做派。他与不少皇亲贵冑、达官显宦、实力派人物如那亲王、摄政王、庆亲王、吴佩孚、张镇芳、孙传芳、卢永祥等都有密切来往。吴佩孚甚至一度住在拈花寺。此外北京银行界、商界的富豪们，也不乏全朗的好友。

法源寺住持梵月也利用寺中开吊、停灵等机会，结交了不少“人物”，每逢这些人光临，梵月必显出无微不至的关照，为他们备好名厨、美酒、鸦片等等，赌博更是这里一种时常消遣的娱乐。

现明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几十年，九度开坛传戒，有统计说他所收弟子在万人以上。当中包括军阀、官僚、政客、地主、富豪、妓女、地痞、流氓等等，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收。如阮忠枢之妾、潘复、张学良、靳云鹏、姜桂题、江朝宗、王怀庆、王琦、王揖唐、潘毓桂、殷汝耕夫妇、荣臻、褚民谊、万福麟、石友三夫妇、曹汝霖、吴佩孚的亲属、袁世凯的第六妾、张宗昌的小妾等等，都是他的皈依弟子。

著名买办雍剑秋曾不惜本钱结交权贵。民国初年，他花7000两银子在德国定购一辆Pvolos卧车，送给了权势人物徐树铮。这是当时北京街头最新款的一辆顶级轿车。1925年，雍在天津英租界旁边的荒地上盖了一个西湖饭店，室内设施极尽欧化，一时鹤立鸡群。张学良到天津时，曾慕名亲临观览，雍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后来，军阀显要频频光顾，雍以招待这些人为乐。商震与雍都是基督徒，过从甚密。他有时来这里一住就是半年，膳宿费在所不计。

1919年前后，载漪一家客居甘州。其子溥僎结识了中卫县县长高景寰、曾任左宗棠幕僚的龚运。三人初系文友之交，后友情日深，有结为异性兄弟的意思。溥僎将此意禀告载漪，载漪沉吟片刻，说：“结拜兄弟要彼此换帖，写上祖上三代的名字……咱上三代曾祖父是道光皇帝。”载漪认为皇帝的名字不能随意使用，只允许三人结为不具形式的口盟兄弟。

张宗昌平时好花钱交友。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是冯的宪兵司令，与张宗昌有交情。两人一起嫖赌，不分你我。张甚至还出资帮陈娶了上海名妓花四宝当姨太太。后来两人分属的两军在苏北对垒，陈下令把大军调开，让张不费一枪一弹而占领徐州，直迫浦口。

蒋经国善交际，待人豪爽。1945年10月，他和熊式辉、张嘉璈等到长春，与苏联方面谈判接收事项，住在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公署所雇厨师在吴佩孚家做过饭，中西菜通“吃”，拿手的是红烧鱼翅、海参等。蒋经国常在这里设宴，来吃饭的既有张嘉璈、杜聿明、王叔铭、莫德惠等人，也有来采访的记者如中央社刘竹舟、《大公报》吕德润等，还有空军飞行员等工作人员。蒋经国在东北逗留期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酒酣耳热之际，蒋谈笑风生，气氛极为热烈。

1925年，徐树铮到欧洲游历时忽发奇想：推选张謇当总统。他先把风吹到南通。当年11月，徐树铮回国，即到南京拉着孙传芳同去南通访张謇。张对二人设盛宴招待，酒劲上来后，徐树铮戏瘾大发，正好有上海去的昆曲名票搭配，徐便高唱一曲。唱后徐很得意，向张索诗，说：“能与梅郎一例否？”张謇便口占一绝赠徐：“将军高唱大江东，气与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平章休问老村翁。”徐心领神会，未再游说。

聂绀弩在《中华日报》编副刊《动向》时，从不约稿，稿件全部从投稿中选取。一天，他收到一份用普通白纸而不是稿纸写成的稿子，毛笔字，通篇没有任何涂改，署的是笔名。聂绀弩读后感到这文章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就去找友人叶紫辨认。叶与鲁迅有来往，一看即说：“肯定是老头儿（指鲁迅）的。”聂绀弩因此与鲁迅有了交往，并把鲁迅网罗为一个主要作者。聂还征得报馆老板林柏生的同意，凡是鲁迅的短稿，稿酬一律每篇3元，而一般稿酬是千字1元。鲁迅后来和聂绀弩开玩笑说：“那我以后投给你的稿子要越来越短了。”

上世纪20年代，北大的一些名教授如钱玄同、胡适等都看不起写通俗小说的张恨水，独刘半农不这样。刘主编《世界日报》副刊时，因登出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钱玄同耻于与张为伍，给刘半农写公开信声明从此不再给《世界日报》副刊撰稿。刘半农却不为所动，依然与张恨水保持交往。一次刘应邀去张任校长的学校演说，他对学生们说：“你们张校长是当今的小说大家，他的成就越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这些人。你们在他办的学校上学，是很幸福的事情。”

方光焘曾介绍许杰到上海立达学园兼课。一次方请许在江湾街上一个小酒馆喝酒，席间方写了一张字条，让跑堂的去请丰子恺、刘薰宇也来，末了并未署名，写了个“致风流（丰、刘）二君子”。许杰就此感到，立达学园一班人“讲友情，讲义气，讲生活趣味”。

耿济之不到20岁时，曾和三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混在一起。他们是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后三人的名声后来都超过了耿济之。当年四人都是北京的穷学生，都喜欢文学，每天到耿家读书、讨论。1921年成立文学研究会时，四人都是发起人。

老舍是个喜欢和各色人等闲聊的人，和尚、琴师、厨子、花匠、剃头匠……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抗战期间在重庆，老舍常到中苏文化协会的茶座上同茅盾喝茶聊天，或去郭沫若家聚会，也常到剧院看他的剧本排练，同演员闲聊。

1918年，张元济两到北京，公私兼顾，连办事带出游。一些名家如蔡元培、傅增湘、辜鸿铭、林纾等闻讯后接踵而至，到北京饭店探访他。这种拜访方式是来客在大厅由办公室接待，将名片送到房间，张元济便下楼会客。辜鸿铭来访时身穿接衫，上身白夏布，下身为青灰色熟罗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条盘在头顶的灰白色辫子。

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两个围棋名手王子晏和陶审安曾在名流张淡如家相遇并对弈。两人棋力相当，但陶家在浦东，当年不便经常碰面。两人便约定下通讯棋，每次在棋格上填写一子寄给对方，如此往还，这局棋共下了187手，自1922年8月起至1926年1月终局，历时近四年。1926年夏天，两人开始下第二局通讯棋，来往数十子后，陶审安不幸病逝，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张中行说：“（胡适）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傅斯年回忆说：“记得九一八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丁文江），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了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徐志摩死后，女作家方令孺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叶公超说：“志摩与人认识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

谢冰心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受到隆重接待。随后萧北上平津，被胡适婉拒，胡适说：“欢迎萧伯纳，佛说不迎是迎。”

段祺瑞一次过生日，齐燮元派人送去价值巨万的寿屏，段未收；冯玉祥派人送去一个大南瓜，段欣然收下。吴佩孚鼎盛时期，在洛阳过50岁生日，贺者云集，有人送去赤金打造的麻将牌。冯玉祥则派人送去一坛子白水，意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康有为送去这样一副寿联：“嵩岳龙蟠，百世勋名才过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二、章太炎，三、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吾答或问：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

徐懋庸和曹聚仁在上海时是邻居，私交甚密。但彼此交心的程度有所不同，用曹聚仁的话说：“他有一段时期，和某某热恋，什么都对我不隐瞒；倒是我也在热恋中，他并不知道多少的。”

曹聚仁说：“梁实秋自视甚高，笔者和他同事过几天，但他是属于‘我的朋友胡适之’派，我们则是‘我的朋友不属于胡适之’一派的，因此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是点头招呼而已。”梁实秋则说：“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适之’。”

旧《大公报》的创办人王郅隆是“大茶壶”（指旧时妓院中的青年男仆）出身，后来自己开妓院。一次，安徽督军倪嗣冲来逛妓院，打牌时三缺一，王老板应邀作陪。倪当夜输了几万块，王把他开的支票当场在烟灯上烧毁，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条件甚苦。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个教授同居一间房。吴宓规定每晚10点熄灯，此前各干各的事情。闻一多读书写作；吴宓备课；沈有鼎说：“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说：“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胡适在北平时，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蔡元培回忆说：“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的中学生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演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指鲁迅）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我完全不懂音乐。’”

郁达夫说，鲁迅在北京时，疏于交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与鲁迅曾一度是邻居的范文澜也回忆说：“一个暑假……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从没有听说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

鲁迅从厦门到广州后，一些国民党要员如陈公博、戴季陶、甘乃光、孔祥熙等都曾送帖子请他吃饭，意在笼络，但都被鲁迅拒绝。

胡适说：“狮子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

一次鲁迅去曹聚仁家，见书架上堆着不少鲁迅作品及相关资料，便问曹是不是想给他写传。曹聚仁笑道：“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后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聚仁后来说：“就凭这句话，我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又说：“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三男：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许羡苏和许广平。朋友们心中，都以为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我在这儿也不多说了。”

徐懋庸回忆说：“有一次谈话完毕，从Astoria（一咖啡馆）出来。他（鲁迅）忽然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两个。他就带我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说：‘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吧。’又知道我正消化不良，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子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的。’”

胡适一生广交游，几乎从不闲着。唯有20年代末在上海的三年半是个例外。罗尔纲回忆说：“当时在上海，却绝交游。他最好的朋友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著名诗人徐志摩同住上海，都没有来他家。”胡适自己也说：“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美国、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撤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

1941年9月，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杜月笙从香港赶到重庆，扶棺连呼：“四哥！四哥！”悲痛欲绝。

1927年，李大钊避难于苏联使馆。在熊希龄女儿的婚宴上，杨度从汪大燮口中得悉苏联使馆将被搜查后，马上离席，去委托章士钊通知李大钊。但李最终没能离开使馆而被捕。杨度又变卖了自己的住宅去营救李大钊。李大钊遇害后，杨又张罗着为李殓葬。

1930年，罗尔纲借宿于胡适在上海极司菲尔路的寓所，他后来回忆说：“7月的一天，下午二时后，突然听到一阵楼梯急跑声，我正在惊疑间，胡思杜（胡适之子）跑入我房间来叫：‘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他把我拉了下楼，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厨子、女佣都早挤在客厅后房窥望。思杜立即要厨子把他高高托起来张望。我也站在人堆里去望。只见梅兰芳毕恭毕敬，胡适笑容满面，宾主正在乐融融地交谈着。”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母亲病。后来发表的鲁迅日记、鲁迅书信中，都没有鲁迅与胡适见面的记载，但罗尔纲却回忆说：“思杜告诉我，有一次，那是个冬天，鲁迅来北京，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思杜赶着去帮他接大衣。胡家来客，有多少显贵，我从不闻说过他给哪一个接大衣。”

金岳霖说：“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

1923年，鲁迅说：“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和这段话相呼应的是鲁迅在当年给李秉中的信中开出的一个作息时间表：“午后一至二时，在寓。三至六时，在教育部（亦可见客）。六时后，在寓。星期日大抵在寓中。”而十多年后，鲁迅定居上海时，情况已今非昔比了，他在一封信中说：“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

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期间，写信给许广平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霁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很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帮是看不见的。”几年后，鲁迅致信曹聚仁：“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1926年的一天，胡政之和张季鸾来天津找吴鼎昌，这本是一次友人间的聚晤。仨人闲步街头，路过不久前倒闭的《大公报》门口，见双门紧闭，金字招牌尚高悬门额，吴鼎昌对胡政之说：“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胡答：“你如果有意思，我当然愿意再当一次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济汤’。”吴说：“钱不成问题。难得季鸾也在这里。咱们就凑合起来吧。”三人一捏咕，当即商定由吴筹资五万元，盘下《大公报》，胡、张来经营。

后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并称《大公报》三巨头，又有一说《大公报》是吴的钱，胡的人，张的笔办起来的。这张起步于1926年的新记《大公报》，也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间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家民营报纸。

张季鸾与蒋介石关系不错，他在任何场合提及蒋介石，不叫蒋委员长，也不叫老蒋，只一种称谓——蒋先生。但他与蒋交往并非无原则，他曾向一位《大公报》同事谈起：“蒋先生要我到香港去一次，送我5000美金，并且说，钱不够用，还可以在香港就地去拿，把用钱的地方都指定了。您想我怎么能去呢？怎么能用他的钱呢？”

1927年8月22日，郁达夫时在上海，当晚去参加一个聚餐会，第一次见到冰心，郁达夫说：“（对）她的印象，很使我想到当时在名古屋高等学校时代的一个女朋友。”

1928年夏天，郁达夫作避暑之北游，8月29日的日记说：“午后上平则门外去散步，走到了四点回来。睡了一忽，精神恢复了，出去吃晚饭，遇见了许多在北平的教授及文士。大约此后一礼拜中，当为他们分出一部分工夫来，作互相往来，倾谈，同游之用。”

钱穆和胡适曾为北大同事，其间钱穆曾数访胡适，而胡适只回访一次。

钱昌照与宋子文私交甚好。他说：“宋子文是一个典型的欧美派，在家里都是用英文交谈。不过我每次到他家，坚持说中国话，不说英文。”“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时，沈性元带儿子士湘住歌乐山，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晨回到重庆。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早餐，我总在怡园宋子文家吃，所有的事情他总与我商量，我有重要的事也跟他商量。”

章太炎曾称陈宦为“中国第一号人物”。章去世后，陈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梁漱溟生于1893年，20多岁即成大名。他回忆说：“1920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开始。”

1927年，蒋介石与唐生智在长沙见面，蒋提出与唐结拜，被唐拒绝。唐说：“结拜也靠不住，从这次湖南大变动中，我摸透了，过去和我拜过把子的人，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拜把兄弟干起来，比外人还狠一些。”

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接到熊十力从南开中学寄来的明信片（熊写信习惯用明信片），此前梁曾发表一篇佛学论文，说熊为“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熊在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相反的例子是章士钊，梁曾一度崇拜章，“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画家吴湖帆家“座上客常满”，郑逸梅也是常客之一，他说：“我在他寓中，认识了刘海粟、汪亚尘、张大壮、吕贞白、许姬传等。”

冒辟疆的后人冒鹤亭交游极广，在当年，通信是一种重要的交游方式，冒所收信函都留着，按照省份分别收于纸袋中，后累累成堆。

北洋政客田文烈晚年居京津，生活优游闲适。他写给某位友人的一封信可以为证：“请公于明日中午12点钟前，枉莅寒舍便饭，饭后同往公园赏芍药，随至中和听剧。李桂芬两出《十八扯》、《赶三关》，林月霞一出《白水滩》，皆甚佳，不可不早到。同座为吕生次溪，无外客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武汉组建了一个由陶希圣负责的“艺文研究会”，出版《政论》杂志，史学家何兹全任主编。陈独秀常给《政论》写稿，何兹全与陈独秀常在一些场合碰面，两家便有了来往。何兹全后来回忆说：“1942年后，我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工作时，他（陈独秀）住在重庆上游的江津。他在《时事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论说国内国际形势，上篇刊出来了，下篇被扣压不许刊登了。我很想知道下篇的内容，写信给他要。他给我回信，好大的口气，他说：‘我叫张国焘给你寄，他没寄？’这以后通过几次信，讨论过一些问题。”1910年出生的何兹全得享百岁高龄，他说：“我是现在活着的人中唯一见过陈独秀的人。”

翦伯赞与陶行知是知交。陶不吸烟而翦则是烟鬼。某日，美国友人赠陶一听骆驼牌烟，陶用纸包好托人转赠翦伯赞，并附诗一首：“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

张治中与陈布雷一度是侍从室的同事，交情很深。陈体弱失眠，工作繁重，总给人一副愁眉苦脸的印象。张治中则设法减轻他的压力。一次在成都，两人同住一处，某日上午，张治中对陈布雷说：“带你去调整调整！”陈布雷说：“大哥，我们到哪里去？”张说：“你跟我走好了。”张治中后来回忆：“这一天，我带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园，喝了茶，又看了电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觉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问他：‘好吧？’他说：‘好！’以后他常希望我带他‘调整调整’。”

徐志摩去世后，冰心致信梁实秋说：“他（徐志摩）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