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蚨祥老板孟靓侯是山东人，张宗昌督鲁时，孟回乡扫墓，曾受到张“专列”加八名士兵随车护卫的“礼遇”。后来张宗昌到北京，孟靓侯投桃报李，在织公会所盛宴招待，请来杨小楼、梅兰芳等名角唱堂会，请来潘复、江朝宗等头面人物当陪客。这场宴席所费据说不下于一般中人之产，并且筹备经月才张罗起来。而张宗昌也只是“听一曲好戏，吃几箸名菜”，便匆匆离去。

1929年秋冬之交，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峡防局内招集一次盛大的聚餐会。来赴宴的多是一些当地名流，所谓“有教养的小布尔乔亚”一类人士，饭菜也相当讲究。但吃法很特别。餐厅不设座椅，来宾都站在桌边，自卢作孚起，一举筷子，大家都牢守“食不语”的教条，只听一阵稀里哗啦声，不到十分钟，这顿盛大的聚餐会便告结束。事后有人诧异地问卢作孚，何以把聚餐当成了打仗？卢答：人要紧张地工作，一顿饭慢条斯理地吃，实无道理可说，徒以养成松懈的习惯，故不能不改革之。

军阀陈调元军权旁落后，出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每天必备一桌酒席，招待赋闲在家的旧日袍泽和幕僚。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依然如此。陈的妻子让厨房每天另给他准备一份好菜，陈必端出与客同享，绝不独吞。后来，物价日涨，客人便劝他到后面自吃，不必出来招待。陈之念旧，于此可见一斑。

1926年，吴醒汉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一号寓所组织了一个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常在这里聚会。一次宴会，借宿吴家的马毓英发现，来客多西装笔挺，穿戴齐整，唯有晚到的居正衣衫褴褛，貌似一村夫。这装束令马顿生敬意，席散后，他对吴说：“居正真不愧为革命的元老，生活如此艰苦朴素。”吴听了一笑：“觉生（居正号）是最会装穷的，别信他那一套。你不信，看他在吴淞所修建的房子，多么舒适。孙先生给他的革命活动费和革命烈士的抚恤费，他都克扣了，用来修自己的房子。”

抗战期间，傅雷蛰居上海，曾与十余友人组织两周一次的茶话会。参与者均为知识界人士，有钱锺书夫妇、李平心、陈西禾、周梦白等。大家轮流作文化或科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同时议论时局。傅雷本人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奇讲过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雷垣讲过相对论入门问题；沈知白讲过民族音乐现代化问题；周煦良讲过红学研究；伍子昂讲的是近代建筑……

齐协民是报人出身的政客，抗战期间寓居天津法租界，与“天津一班所谓退隐士绅、下野军阀、闻人后裔和银行巨子等，酒食征逐，消磨岁月”。他们组织了一个“二五聚餐会”（每星期二、五聚会），轮流在自家坐东。

天津行商分所成立于民国初年，由一些强势而闲在的买办组成。加入这个组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非暴发户；二、个人资产在百万以上。分所所址设在当年日租界和中国地界接壤处，属于“三不管”地带，便于成员吃喝嫖赌抽。分所成员大约有五十来人，每天傍晚6点左右到“所”聚会，消遣作乐。

行商分所不设账房，负责人名于老八，另有十余员工。所内赌博不用现款，由于老八代为记账，事后清算。分所内备有中西餐及点心部，名酒菜肴应有尽有。如逢某人遇喜庆事，就叫义和成、聚和成、全聚德、会芳楼（清真）等饭庄来，大摆宴席。成员也可以带亲友去玩，但须严控来宾身份，穷小子是进不去的。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盐务署长张英华在小方家胡同设家宴，内务总长孙丹林到场时，见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霨、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廉等已在座。吴、王两议长正横榻抽鸦片，见孙丹林进来，便举枪让孙，孙辞以不会吸烟。后众人入座打牌，又让孙参加，孙仍以不谙赌博相辞。吴景廉嘲讽道：“孙总长既不会吸烟，又不会打牌，真是好人，无怪乎现在有好人内阁之称号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内阁后，决定派汤化龙和林长民赴日本、美国考察。行前，汤化龙在石板房胡同头条私宅宴请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间，田骏丰痛饮梁善济从太原带来的汾酒，竟致过量，醉死在汤家的沙发上。汤当时顿足大哭，极为哀痛。哪知就在这次考察行将结束，汤于温哥华候船回国期间，在当地华侨举行的宴会上，被一个理发师拔枪击毙，客死他乡。

张学良易帜后，何其巩为北平市长。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间强迫学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则罚说笑话一个。傅便即席编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读书时，有一学长，读书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离口。会其新婚之夕，我与同学好事者数人，潜到其窗前听房，久久不闻声息。众皆兴尽，行将散去。突闻新郎长吁一声，悄问新妇：‘何其巩（通恐）哉？’”

1936年5月23日，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开业。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特地从上海赶来主持开幕仪式。当日贺客云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于广州南园酒家，来者不拒。有人记述说：“菜肴丰盛，有燕窝、鱼翅、烤小全猪诸品。酒，中外均备，茅台尤多，尽吃。橙汁如流水，一切听客饮用。一夕之费，耗资甚巨。”周作民在中厅招待要客，同席有罗文干、梁士诒之子梁定蓟、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等。席间罗文干说：“我在银行界有两个好友，一张公权，一即周作民，不过两人共患一种病——怕老婆。”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周则张开五指发誓：“谁怕老婆，谁是王八。”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因翻墙跌伤胸椎，到杭州西湖别墅疗养。南京中央医院电疗科的黄医生曾去治疗一个疗程，蒋病况大为好转。一天上午，蒋用方言对黄说：“黄医官，依弗同我讲言话，晓得地个宁蛮好白相。今朝请依吃饭，到‘楼外楼’去吃糖醋里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把所有医生都招至楼外楼，蒋本人也乘车前往。医生们原以为主人请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蒋的侍卫人员早已给蒋另定专室，医生们则单在一起聚餐。

抗战胜利后，戴笠到北平，在伪宪兵司令黄南鹏家大宴华北群奸。饭后，他宣布依据中央命令，将席上汉奸悉数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陈彬和在新亚饭店请客，招待德国女作家柯贝尔。胡风应邀赴宴，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有冷气的房间。”

1938年春天，郭沫若到长沙访田汉，田请郭吃饭，有数人作陪。郭沫若喝高了，醉中一时诗兴书兴并发，索笔狂草，题诗一首。跑堂的在一边叹道：“这位先生是谁？写诗不用打稿子，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就跟我们扫地一样。”

战后，作家李健吾受郑振铎委托在上海办《文艺复兴》杂志。后来通货膨胀，物价腾飞，杂志面临困境。郑振铎在庙弄请编辑和作者饱餐了一顿福建菜，来赴宴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钱锺书、靳以、艾芜、辛笛、唐弢等。除鲁迅已去世，老舍赴美国外，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中的四人都到席。席间郭沫若对郑振铎说：“你不付稿费，我们也为你写稿。”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教授沈尹默闲极无聊，便约几个朋友到什刹海会贤堂楼上面湖喝茶。他对朋友说，我们在这里偷闲，这个当儿说不定会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他还即席作《减字木兰花词》一首：

〖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

1925年双十节，孙伏园在北京大栅栏一家西餐馆请客，答谢《京报》副刊的作者。在一间餐厅里摆着一大张长条桌，面对面坐满了人，每人的座位上都有名签。席上钱玄同不断地和李伯玄、陈学昭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开玩笑，两人都不知该如何对答。

1922年七夕之夜，赵眠云约郑逸梅、范烟桥、顾明道等五六人到苏州留园涵碧山庄闲谈，大家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思，便商量着结成一社。范烟桥说，今晚是双星渡河之辰，可叫“星社”。星社不定期聚会，所谈无非文艺。后来不断有人加入，十年后，恰好凑成36人——天罡之数。他们的聚会以茶会为主，点心都是自制的，一年中也有两三次较具规模的聚餐。

民国时期，苏州无衣食之忧的少爷们，每天无所事事，常去泡茶馆。茶馆渐渐便成了他们谈天说地的俱乐部，郑逸梅后来回忆说：“他们谈话的资料，有下列几种：一、赌经；二、风月闲情；三、电影明星的服装姿态；四、强奸新闻；五、讽刺社会……一切世界潮流，国家大计，失业恐慌，经济压迫，这些溢出谈话范围以外的，他们决不愿加以讨论。”

张恨水在南京当记者时，有个聚会的圈子，都是同行，大约二三十人，年纪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不等。圈子里天天聚，参与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如金圣叹所言：“毕来之日甚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聚会的地点也不固定，夫子庙歌场或酒家、照相馆老板汪剑荣家、医生叶古红家、新街口酒家、中正路《南京人报》或《华报》、中央商场绿香园等。聚会多是互为宾主，谁高兴谁就掏钱。在饭馆聚会，闹酒是难免的，偶尔也闹大一次，比如踢翻了席面，冲歌女大发脾气之类。喝酒以外的聚会，有时是喝茶，有时是到书场听大鼓，有时是到莫愁湖划船，有时是打麻将。十年后，张恨水在重庆忆及往事时叹道：“这些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知道消息了，有的穷得难以生存了。”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里说：“尚小云广交朋友，因此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民国初年，屈映光曾任浙江省长，逢人请他赴宴时，他便这样回答：“兄弟素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

1931年1月8日，浦江清在清华工字厅西客厅请一些学界友人吃饭。到者有顾随、赵万里、俞平伯、叶石荪、钱稻孙、叶公超、毕树堂、朱自清、刘廷藩等。浦江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席上多能词者，谈锋由词而昆曲，而皮黄，而新剧，而新文学。钱先生略有醉意，兴甚高。客散后，钱先生与斐云留余于西客厅谈，灯熄继之以烛。斐云即宿西客厅。余归室睡。”

张元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时，招集聚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以商务名义请客，就去外面的饭馆。请名流常去杏花楼（粤菜）、小有天（闽菜）、多一处（川菜）等大饭馆，费用由商务出；如果是熟人、同事，则常在家设宴，费用自理。每届新年，张都要请商务同事来家里喝年酒，由于人多地狭，需数日才能轮遍。张请客用西餐，家里的厨子名仁卿，做西餐有一手。每逢此时，张家的子女便与仁卿约定，每道菜留出一份，让他们也跟着沾沾光。张家的菜单大致为：第一道蔬菜牛肉汤；第二道鱼，经常是煎黄鱼块，另备英国辣酱油；第三道虾仁面包，把虾仁剁碎，涂在面包上，下锅煎黄；最后一道主菜，烤鸡或牛排，附加二三种蔬菜。末尾上甜点、水果、咖啡。

卢沟桥事变后，张元济常约一些友人到家漫谈时局，起初有叶景葵、温宗尧、颜惠庆、黄炎培等六七人，家里略备点心招待。后参与者渐增，便演成固定的聚餐会，地点选在爱多亚路的浦东同乡会。参加者扩大为文化界、实业界、外交界、金融界等名流，轮流做东，每两周一次，必要时增加一次，成为著名的孤岛双周聚餐会。陈铭枢、蒋光鼐等军方将领也曾应邀出席。再后来，聚餐会改在敏体尼荫路的青年会举办。张元济做东时曾记有账单，吃的是西餐，一客八角，有一汤、二菜、一点，很丰盛。聚会参与者中的少数人如赵叔雍、温宗尧、陈锦涛等后来成了汉奸。聚餐会也就无疾而终。

孤岛时期，张元济还张罗过一次聚会。当初与张一起参加乡试并蛰居上海的，连他一共还剩五人。还有一位卢悌君常住海盐。1939年春，卢到上海，张元济借机把其他四人也请到家中一聚。五位客人都已年过七旬，由家人陪来，酒席由新华银行厨房操办。不用说，席间所谈不离几十年前的往事。

民国年间，中山公园简称公园，内设多个茶座，都是文人扎堆茗谈的地方，如来今雨轩、长美轩、春明馆等。来今雨轩多为洋派人物光顾；马叙伦、傅斯年、钱玄同、胡适等是长美轩的常客；春明馆则多为老派人物光顾，蒙文通、钱穆、汤用彤常在春明馆凑一桌。林损也常来春明馆，学者谭其骧年轻时，曾在春明馆被林拉着坐下聊天，林口语都用文言，每说完一句话就来一句：“谭君以为然否？”

1943年，上海20位属马的文艺界名人同过50岁生日。简称马会，又称千岁会。马首为画家郑午昌，生于正月初十；马尾是杨清馨，生于腊月。此外还有吴湖帆、梅兰芳、周信芳、汪亚尘、范烟桥等。适逢“孤岛”时期，他们在生日会上相约，誓不为侵略者服务。

北大教授刘半农说：“即如区区余小子，‘狭人’也（相对‘阔人’而言的调侃语），但有时竟可以一星期中有十多次饭局。”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次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鲁迅在共乐春吃饭。陪客有江绍源夫妇、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樊仲云、赵景深等。席间赵景深说了一个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大意为某演员因为忘了戏词，只好叽里咕噜。鲁迅听后说，现在人与人之间，说话也是“叽里咕噜”的。

上世纪20年代末，新月派每周都有一两次聚会，每次两桌，参与者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梁实秋、叶公超、饶子离、张兹闿和张禹九。徐志摩一到场，大家便欢喜不止，因为徐在席上从不谈文学，只说吃喝玩乐。

1930年，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有感于青岛有风景而没文化，便张罗了一个教授饮谈的聚会，每周一喝，地点在顺兴楼或厚德福，参与者起初为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等七人，后闻一多提议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

1920年，杨了公做东，在上海小有天酒家请姚鹓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平襟亚等聚饮。席间叫局，征来名妓“林黛玉”，林爱吃用洋面粉做的花卷，杨便用“洋面粉”、“林黛玉”为题作诗钟。朱鸳雏才思最敏，出口成句：“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笑谈间，刘半农飘然而至，他是出洋前到上海，在隔壁赴中华书局的饯行宴，闻声进来的。刘入席后，朱鸳雏说：“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刘半农说：“我不懂何以民初以来，小说家爱以鸯蝶等字作笔名？自陈蝶仙开了头，有许瘦蝶、姚鹓雏、朱鸳雏、闻野鹤、周瘦鹃等继之，总在禽鸟昆虫里打滚，也是一时时尚所趋吧。”此后，刘半农放洋，一走了之，“鸳鸯蝴蝶派”却传开了。多年后，姚鹓雏遇见刘半农时说：“都是小有天一席酒引起来的，你是始作俑者啊！”刘说：“左不过一句笑话，总不至于名登青史，遗臭千秋。”姚说：“未可逆料。说不定将来编文学史的把‘鸳鸯蝴蝶’与桐城、公安一视同仁呢。”

西安事变的前一天，蒋百里奉命飞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当晚出席张学良、杨虎城的公宴，同席还有蒋作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邵元冲、邵力子等大员。散席数小时后，西安事变发生，蒋百里等便被张杨拘禁。蒋戏言：“昨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两周后蒋等获释，杨虎城在绥靖公署与他们饯别，蒋百里又戏言：“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田汉为人不拘小节。别人请他吃饭，他常带着七八个生客赴宴；他若请别人吃饭，则常不带钱或钱不够。无论他做东或别人做东，只要有他参加，十之八九会出现尴尬局面。他请客时，吃到一大半借故上厕所溜走而把一桌客人晒在饭馆，最后大家摊钱付账的场面，也时有发生。

孤岛时期，徐铸成等在上海编《文汇报》，曾受到敌伪集团的各种威胁。办报之艰辛可想而知。他们却苦中作乐，每两三个星期大聚一次。届时凡有家室的，做一样家乡的拿手菜带来，无家室的年轻人则凑钱买一些鸭翅、口条之类的熟食。待最后的大样看完，就码齐桌子，围成一圈，把酒菜上来。据说每样菜都有浓重的家乡特色，上海任何一家大饭馆也未必能做出来。员工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壮年，三杯酒下肚后，有唱京戏的，有唱昆曲的。酒足饭饱后，大家相互搀扶、踉踉跄跄地到大方饭店过一夜。

抗战后期，王耀武驻防湘西，公馆在桂林。一次，他设家宴招待《大公报》的几个主要编辑。筵席极为考究，镶银的象牙筷子，细瓷的盘碗，一旁侍者均为穿白衣的“仆欧”，饭菜则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席间王常“不耻下问”：“按香港的规矩，现在要不要送手巾把子？”“照外国规矩，此时应酌什么酒？”显然他已野心勃勃地等着抗战胜利后出任封疆大吏了。王果然于1945年奉派接收山东，成为山东省主席。但几年后便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有个时期逢周末常邀一帮朋友到家里聚会。一次徐志摩带去一本精装的德文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抢着看。胡适则评论说：这些东西，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点含蓄。

1924年11月，《语丝》杂志创刊，出版十来期后，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圈。他们每月底聚会一次，每次一两桌不等。鲁迅和淦女士等主要作者从不参加聚会，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顾颉刚、林兰、章川岛等，几乎逢场必到，后来张凤举、徐耀辰、俞平伯、刘半农也每次都到，有时连夫人也一起邀请，情形近于联欢。席间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据说谈锋最健者当属钱玄同。

上世纪30年代，唐弢还是一个到上海滩闯世界的文学青年，所作杂文，深受鲁迅文风影响。一次他去三马路古益轩菜馆赴《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张罗的聚会，鲁迅、阿英、郁达夫、曹聚仁、徐懋庸、胡风、林语堂等都来参加。这是鲁迅和唐弢头一次见面，鲁迅对唐笑道：“你写文章，我替你挨骂。”并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1935年11月8日傍晚，史沫特莱坐一辆出租车来接茅盾，再接鲁迅，同去苏联总领事馆参加一个不公开的酒会。据茅盾回忆，出租车开到和苏联总领事馆隔着一条街的马路上，三人下车后换乘领事馆的一辆黑色汽车从后门进入院子。“总领事馆的大厅里已经到了一些客人，有宋庆龄和何香凝，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其中有一对新从澳大利亚来的夫妇。大厅中央有一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冷菜、点心、鱼子酱以及各种饮料，大厅四周摆着沙发，大家或坐或站很随便地交谈着，想喝酒或吃点心就自己动手，气氛欢快而融洽。酒会之后放映了电影。”酒会散后，鲁迅和茅盾仍由史沫特莱送回家，路上，史沫特莱告诉他们，这种形式的聚会叫鸡尾酒会。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文化圈的一些人士组织过一个星期聚餐会，参与者大约十一二人，有郑振铎、茅盾、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徐调孚、陈望道、王伯祥等。每周聚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块钱，东家出两块。合计有十几块钱，当年这点钱就能办一桌很像样的酒席，因而他们就挑上海有名的饭馆轮流着一家一家吃过去。都是熟人，除了吃饭，当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漫谈，这也是乐趣之一。

鲁迅去世后，茅盾周围聚集着一些青年作家，茅盾便产生了邀集他们聚会交流的念头。他比照当年的星期聚餐会的办法，考虑到青年人的经济状况，略加改进为：“一、不固定每周一次，可以两周一次；二、不轮流做东，由我固定做东家；三、用撒兰的办法，根据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一般为四、五、六角，这样多数人将抽到四、五角，这种方式比较活泼；四、饭馆为中小餐馆，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轮流去品尝上海名餐馆的佳肴了。”参加这个聚餐会的作家有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等。聚会不预设谈话主题，“大家随便海阔天空地聊，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谈。”聚餐会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举行，故茅盾命其名为“月曜会”。

画家陈石遗八十寿辰时，章太炎、李拔可、黄秋岳、冒鹤亭、金松岑、龙榆生、张默君、范烟桥等咸集苏州胭脂桥给陈祝寿。贺客之一的彭鹤濂见状赋诗云：“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

吴梅在《鸳湖记曲录》中记下他所经历的一场盛会：“丙子七夕，啸社同人约禾中怡情社诸君子，会于南湖之烟雨楼，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来会者，达七十余人，盛矣哉，数十年无此豪举也。”

上世纪30年代，清华教授有的住校内，有的住城里。金岳霖住城内北总布胡同，与梁思成一家是前后院。他回忆说：“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

1934年8月，徐悲鸿夫妇游历欧洲、举办巡回美展后回国，接下来在南京“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某日戴季陶请客，席上问徐悲鸿：“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悲鸿听了略微一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之前。”

蒋碧微在中法友谊会供职期间，因工作关系，参加过由外国太太组织的一种联谊茶会，这个聚会每周一次，轮流做东，以闲谈为主。蒋碧微说：“这些嫁给了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的洋太太们，常常出语讽刺，批评中国，使我听了十分愤慨。有一次，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参加这个茶会的时候，听到了那些无聊的话，便使用国语向我说：‘我真不懂，她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华、蒋碧微等11人在重庆发起一个聚餐会，每周一次，固定在蒋碧微家。除这11人凑一桌为主人外，再另请一桌客人，客人每周不同，按专业区分。例如请文学界的，就叫“文学专号”，考古界的叫“考古专号”等等。每聚一次称为一期，每12期为一卷，每卷设一主持人，称“主编”，第一卷的主编自然是蒋碧微。张道藩、老舍、蒋梦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请去作客。蒋碧微说：“小集时宾主非常和谐，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或则讨论学问，或则评论时局，有时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对于个人的学问见识，都有很大的裨益，不仅是吃吃喝喝而已。”

民国初年，邵飘萍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某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布置，在隔壁室内预备好电报纸，让两辆自行车守在门外。这些大员们兴致勃勃，无所避忌，酒后吐出很多重要消息。邵飘萍则随得随发，宴会尚未结束，各种消息已电达上海。

吴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时，每月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来家里小酌，郑逸梅回忆说：“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到清华工字厅参加国学院第二班学生的毕业宴会，后来有人记述了这一场面：“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于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王国维便自沉于昆明湖。国学院的毕业宴会，也成了王国维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常在寓所邀友人聚餐，通常是事先发出邀请信，如1935年11月19日，他致信许寿裳：“廿一日下午约士远、兼士、幼渔、玄同四五老朋友来谈闲天，晚上就吃乡下厨子做的便饭，乞兄参加，并不是吃饭，乃只是为谈天计而粗具茶饭耳。如天气尚早拟令家中小孩为照一相，故下午希望早来，但冬天天短，不知大家能来能及否也。”

《文学季刊》的编者为了拉稿和联络作者，1934年1月6日在北平请了一次客，应邀赴宴的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文学季刊社请客……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三三两两一小组，热烈地谈着话。”

民国后期，梁思成夫妇住在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梁家每天下午4点半喝茶，除梁思成夫妇外，常来的茶客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等。林洙回忆说：“金岳霖先生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

李准字直绳，宣统年间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兼巡防营统领，参与镇压黄花岗起义。晚年他在天津当寓公，一次宴会与扬州名士方尔谦同桌，方有意戏弄李，说：“今日见一西洋女子裸体画册，有人告我女子之美，全在曲线。”李点头甚表赞同，方接着说：“用曲线女子对直绳将军，可谓工巧。”众大笑，李自知被耍，也无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