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给人的印象是“鼻子灵，手脚快，口若悬河，能把死人说活”，他有时讲电影故事，能把一群和拍戏不相干的人吸引来“听总经理说书”。而一回家，他即换了一个人。其妻子回忆说，张石川不好人情往来，受不了悠闲，反对消遣，不会休息，他的时间都被商品化了，除了拍戏，还是拍戏。到家后，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马桶上一坐，看蝴蝶鸳鸯派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消遣，而是从中找素材编剧本。说张石川是一台制造电影的机器，似也不为过。

闻一多留下的照片中，不少是抽烟进行时拍的，可见其烟瘾之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任西南联大教授时，嘴含烟斗在石林的留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不少画匠的“模特”。闻一多任教青岛大学时，总是抽当地产的红锡包牌香烟。

载漪平时不穿洋布，不点洋蜡，不用洋纽子。只要是沾上“洋”字的东西，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抵制。民国以后，他从西北回北京，路过兰州时，甘肃督军张广建在省公署设宴款待，并邀请各厅局长作陪。张不明载漪的底细，出于对端王的盛情加讨好，这顿饭安排为西餐。载漪入席后，发现长条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摆着一份一份的刀叉，顿显不悦。他对张广建说，吃洋饭我不习惯。张以为载漪是不习惯使用刀叉，便把载漪请到旁边，自己坐在客人席上，亲自为载漪切菜。载漪碍于面子，很不情愿地吃了这顿饭。

阎锡山每次理发，都令其警卫持枪对准理发师的太阳穴，以防自己被行刺。

宋美龄有洁癖，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蒸馏水和矿泉水。在庐山时，也要人从山下捎上去蒸馏水。她还曾把维琪牌瓶装矿泉水犒赏给侍从室的高级职员。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在广州时，无论多忙，他睡前都要把日记写好。他请了几个有文字根底且书法不错的老夫子帮他抄写日记，去哪儿都带着他们。

翻译家耿济之不嗜烟酒，不染恶习，却有两个“怪习”：写作时，左手手指总是有节奏地敲着桌子；思考时，总是把上嘴唇翻到鼻尖，把笔夹在当中。

收藏家陈梦家很有生活情调，但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不喜欢听音乐。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有传吴稚晖将继任，吴说：“不可以，千千万万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丰子恺自称平时生活离不开这几样东西：一毛大洋一两的茶叶，听头大美丽香烟，有人供给开水的热水壶，随手可取的牙签，适体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

苏州当年多家茶馆有固定的茶客，据说有人从十几岁起开始泡茶馆，一直泡到六七十岁甚至更老时死去。他们每天跟上班一样，按点到，坐同一个位子。甚至有人还立下遗嘱，死后子承父业，儿子要继续天天坐在他的遗座上喝茶。

尚小云逢演出时必得喝滚烫的茶水。据说他从来不怕烫，能用刚开的水漱口。刚沏的茶，他张口就喝。唱戏时，他的茶壶有专人管着，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了场没有滚烫的茶水喝，他多半要大发雷霆。

浦江清任教清华时，每晚上床后，“例须读书一二小时”，而清华是到点熄灯，浦便秉烛夜读。一日蜡烛用毕，浦差校工去买洋蜡，谁知误买了卷烟，致浦“是晚苦极，辗转不能睡熟”。

战后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家在东厂胡同。他每天坐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上班，车里总是放上许多线装书。到松公府夹道北大办公楼门前下车，胡适便抱着一摞书进办公室，下班又抱着一摞书出来，天天如此，从不拎皮包。

刘文辉虽有大烟瘾，却未受大烟所累。他每天黎明即起，四季不变。即便吸大烟时，也总是一边抽一边看报纸，成为习惯。

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日记写在专门定制的稿纸上，一张十行，每行25字，边宽格大。胡适写日记与众不同，除了记人记事，还剪贴当日的报纸，故篇幅惊人。胡适的酬酢之事几乎天天不落。他居上海时，某日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同去其极司菲尔路寓所，适其待客，三人便在书房等候。徐志摩挑头，偷看起胡适的日记，胡饮宴时罗列的名字中时有三人出现，罗隆基说：“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

鲁迅烟瘾极大。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抽强盗牌；到北京后，抽哈德门牌，都不是什么高档烟。鲁迅当众吸烟时，动作也与众不同，不是先把烟盒掏出来，抽出一根叼嘴上点燃，而是把手伸进衣内口袋里，直接摸出一根烟来。

高长虹回忆说：“烟、酒、茶三种习惯，鲁迅都有，而且很深。到鲁迅那里的朋友，一去就会碰见一只盖碗茶的。我同培良，那时也正是最喜欢喝酒的时候，所以在他那里喝酒，是很寻常的事。有时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买起很阔的金嘴香烟来。劝他买便宜的国产香烟，他说：‘还不差乎这一点！’”

1933年2月4日，茅盾带着一本刚刚出版的《子夜》偕妻儿去鲁迅家。当时茅盾还不习惯签名送书，鲁迅则有收藏签名本的习惯。鲁迅翻开《子夜》的扉页一看，是空白，就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过毛笔。茅盾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鲁迅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还请茅盾参观了他专门收藏作者赠书的书柜，其中有些书还精心包上了书皮。自此以后，茅盾以作者身份送书，便都签上名字。

叶楚伧好酒，编《国民日报》时，习惯于边喝高粱酒，边嚼花生米，边写评论。

林语堂自称除了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抽烟，所有文章都是尼古丁构成的。

潘光旦出门时总拎着一个黄色的旧皮包。他不抽纸烟，只抽烟斗。他与不少文人一样，有翻用旧信封的习惯。

鲁迅常衣冠不整，给人不修边幅的感觉，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身边随时使用的文具和书籍等，却一向规矩整齐，一尘不染。许广平说：“如书籍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手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经他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许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和许多文人一样，有把旧信封拆开翻转再利用的习惯，他甚至还用牛皮纸自制信封。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做的信封“非常之整齐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鲁迅对废纸等的利用十分在行，许广平说：“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

鲁迅惯于喝浓茶，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北京时，“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鲁迅抽烟也是一根接一根，在北京时，不大用火柴，而是用烟头点下一根烟，那时也不用烟缸，满地都是烟头。许广平说：“一天过了，察看着地下烟灰、烟尾巴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上一天在家的时候多呢，还是出外。”

赵健臣在上海当庄客时，有一次和汤百万走在大街上，赵要叫黄包车，被汤拦住，汤说：“这样好的柏油马路都不走，太可惜了！”还说：“有钱不用，就容易找钱。”赵后来牢记这些话，终成亿万富翁。他曾回忆说：“我在上海当庄客，每月只规定零用其钱五元。为了躲避朋友的邀约，晚饭后我就上街去溜马路，常独自一人到‘大世界’去玩，因为只花二角钱的门票，既可吃茶又得看戏，甚为划算。”

云南出茶叶。当年西南联大有个姓陆的同学，泡茶馆是出了名的。某一时期，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茶馆里，每天起床后就到茶馆洗漱，然后泡一杯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饭后回来又是一杯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杯，直到灯火阑珊时，才挟着一本书回宿舍睡觉。

画家汤定之吸烟但不吸纸烟。他在家吸水烟，外出吸雪茄。

画家颜文樑有恋旧的习性。他年轻时外出写生放画具的竹筐，直至去世还留在家里。他的父亲去世前一天，曾给他一个苹果，他没吃，日久成灰，颜文樑便用一个玻璃器皿将苹果收藏起来，留作纪念。

报人钱荠尘居上海凤阳路，他有个习惯，有客人来访，不用茶水而用糖招待；他的另一个习惯是和客人谈话时，让两只猫依偎在身边，边抚摸边聊天。

南开的创办者严范孙每天都展看家里的山水画，有人问其何故，他答：“此身虽在尘嚣，此心却不可不置诸秀峦清涧之间。秀峦清涧不可得，其惟于丹青尺幅中求之。所谓慰情聊胜于无也。”

名士马一浮平时生活有“一上一下”的习惯。一上，指应邀赴宴时，必凌踞上席而坐，虽达官豪客也不客气；一下，指友人请他题诗写文，甘愿殿后，从不以名家身价与人计较高低。

汪曾祺有随意翻书的习惯，这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养成的。他晚年回忆说：“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