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这样以取天下为抱负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就不缺少。

推翻秦朝的刘邦和项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同样一位秦始皇。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矣！”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感叹，我们读过一些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

有人说，那是史家的附会之谈。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象，没有所谓的原始证据予以支持，不过是后人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志向，所发挥的合理想象。

我想，他们是否真的发出过感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句话在刘项的心中，一定反复说过千万次。成功的机会，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有了志向与目标常常还不够。聪明的人，应该懂得如何根据客观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目标。高欢在聪明人当中，绝对排得上号。

他家境贫寒，二十多岁了依然养不起一匹马。没有马，在大漠长风的北方，简直不可想象。地位低微的他，什么苦都得吃，什么活都得干。他子承父业，早早地就到军中服役，因为他是六镇军人的后代。“六镇军人”这个称号，在北魏曾经寄托着众多青壮年男子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到了高欢的青年时代，却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这种巨大落差的形成，是最值得北魏后期统治者检讨的问题，包括魏孝文帝，也不例外。

六镇的历史，到孝明帝时已超过了一百年。六镇最初只是指北魏长城上自西向东的六个军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北魏的领土向东西扩张，更多的边镇被包含在了六镇里头，比如位于怀荒以东的御夷（今河北赤城西北），所以后来也有七镇的说法。一般来说，北魏末年的“六镇”，是泛指包括以上七个镇在内的所有北方边境城镇。

六镇的地位，毋庸多言，相当重要。北魏前期南北两国实力相当时，南边的防务压力，要大于北边。当南朝北伐时，北边的防御力量不足，六镇与北魏长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镇之间的有效调度、彼此呼应，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游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后来的契丹、奚等）对于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大大地减低了。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财掠畜，转而向西域等地区发展，便反映了这一防御战略的成功之处。

如此一来，守备六镇的将领和军士，自然得百里挑一：忠诚度得高，战斗力得高，地位也得高。于是，要担任六镇的镇将，就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必须是鲜卑人；二、必须是职业军人；三、必须是贵族。守卫的兵士，则都由高门子弟中推荐选拔，属于一流的战士。六镇军人立功的嘉奖强过其他地方的军人，同时升迁也享受特权（所谓“复除”），拥有相应的优待措施。想去那里建功立业的人绝不在少数。（《木兰辞》中木兰从军的经历，很可能就是六镇军人戍边生活、抵抗柔然的真实写照。木兰凯旋回京，所得的封赏也的确是相当优厚的。）

半个世纪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柔然衰败。柔然自从第五任可汗吴提以后，实力不断下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第八任可汗豆仑在位时，隶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兄弟率部起义，在柔然的西部建立了高车国。柔然无法平息这起叛乱，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它失去了对西域的统治。高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北魏通好，不断进攻柔然，促使柔然内部发生了内乱。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柔然遭到高车与北魏的两面夹击，吃了大败仗，可汗豆仑被杀，部众推豆仑的叔叔那盖为可汗。那盖死后，其子伏图继位。伏图为了缓解形势，避免腹背受敌，几次派遣使者到洛阳与北魏通和（这件事我们在前文曾有提及）。宣武帝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兴趣消灭这个奄奄一息的北方邻居。北方边镇处于无敌可战的状态，一晃就是三十年。换句话说，整整一代人荒废在了鸟不拉屎的边疆，六镇不再是少年圆梦的地方，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这一现象，在迁都洛阳后更加严重了。孝文帝的迁都，是造成六镇地位进一步下降的第二个原因。六镇本身的战略意义，在于防卫毗邻大漠的平城。平城一日为都，则六镇一日不得放松防务。一旦北魏的统治重心转移到了黄河以南的洛阳，戍边将士们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尽管他们也是鲜卑贵族出身，却丝毫得不到远在洛阳朝廷的鲜卑贵族们的关照和重视，并且受到加倍的排斥和打压（孝文帝忽视了六镇军民的利益分配，导致了问题的激化，是在汉化改制过程中一个不可原谅的大失误）。特权没有了，升迁到内地也一辈子不用指望了，甚至吃穿不愁的基本待遇也失去了保障。镇将们得不到任何改制的好处，反而被汉化的洛阳贵族们认为是鄙夷的粗俗军人。失去了权势希望的他们，只好转而聚敛钱财，让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病残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并选择那些有点文化技能的士兵负责经营，由此获得的利益统统收归己有。士兵们的收入微不足道，像高欢那样的家庭并非个例，兵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这种组织方式，已经接近于监狱式的劳役管理，六镇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其实，在人们的心目中，六镇如同监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北魏后期，对作奸犯科、坐事违法的官员的惩罚措施之一，就是罢黜到边镇做镇将或者兵卒。高欢的祖父高谧，便是这样被贬到了怀朔镇。原先光荣的选拔制度，变成了可耻的惩罚，这些镇将还有什么动力去死战为国呢？遭到罢黜的官员什么样的都有，六镇将士的综合素质更是参差不齐了。

言归正传，年轻时代的高欢尽管一无所有，也不是一出世就懂得匡扶宇宙、拯救苍生的大道理，但在驻守怀朔城头的那些士卒当中，他却显得气宇不凡。《北齐书》描写他的样貌，用了精简的十二个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最有意思的是这句“长头高颧”，按照某些相书的说法，“颧”通“权”，颧骨高是极贵之相。相书自不可靠，不过颧骨高的男人，若五官搭配得当，会显得非常性感。

这种性感的信号，在某一天被一名从城下路过的女子捕捉到，那女子不假思索地喊出了一句话：

“这真是我的丈夫呀！”

每个年轻男人在潜意识中，都会把自己设定成无所不能的英雄；他们向往的，是有朝一日有一个慧眼识得他英雄气概的女人出现，说出上面的这句话，把他的心带走。（就心理学的角度，这与女性的王子情结是等同的）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男人能有如此好的运气。

女人常常会说：“这个男人真帅！”“这个男人很有型！”“这个男人给我安全感！”这些不过是常眼所看到的外在的平常气质而已。“这真是我的丈夫呀！”这样的话，就不是一般女子所能说出来的了。

高欢得到了一双慧眼的青睐，仅此一点，足以让天下男人羡慕。慧眼的主人与西汉美女同名，姓娄，名昭君（猜来也应属于美女的级别），是居于此地的大户娄内干的千金。娄，是鲜卑汉化后改的单姓，本姓是匹娄。

想娶娄小姐的豪门子弟踏破了她家的门槛，她从来不屑一顾。可自从见了高欢，她就通过身边的丫鬟，向高欢传递消息，听说他经济困难后，几次把自己的私房钱送给他，要高欢去向她父母求婚。娄内干看不起高欢，开始时不同意这门婚事，却执拗不过女儿的坚持，无奈之下才把她嫁给了高欢。

秦腔有部戏，叫做《娄昭君》，也叫《平城解围》，前半部分的戏折讲述了高欢与娄昭君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还把娄内干对高欢的百般刁难表现得生动活现。我不曾听过这出戏，只偶然读到过戏中的唱词，通过那些唱词，我绝对相信这北魏边镇版的《西厢记》，不会逊色于张生和莺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听听，体会一下历史中的浪漫。）

高欢娶了娄夫人，才有了转运的契机。他买了平生的第一匹马，并做了军镇的队主，后来又转为邮差，往返于洛阳与怀朔，一干好几年。其间，他结交了一大批各有所长的朋友。

娄夫人了不起的地方，远非慧眼识英雄，她婚后不怕跟随丈夫吃苦，成为高欢的贤内助，从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而且，她还保持着一项生皇帝的纪录：她为高欢生育的六个儿子中，三个做了皇帝，一个准皇帝（被追尊为皇帝的高澄），两个女儿则先后做过皇后，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这也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场争论，说中国古代的王朝，开国时常出贤内助式的皇后，如唐朝的长孙皇后、明朝的马皇后，衰败亡国时总出妲己、杨贵妃这样的“祸水”。那么究竟是不同的历史时代造就了不同的女性呢，还是不同的女性推动了不同的历史？这个问题，也许还会争论下去，我也不想在此做无谓的回答。不过我猜，有的时候女人与时代的关系，跟英雄与时代的关系相仿。或者，女人也是英雄。

高欢结交的朋友，有怀朔镇的省事司马子如、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等在本镇担任小官的，也有段荣、蔡俊这些性情豪爽的义士。他们都认准了高欢的济世之才，与他成为患难之交，后来做了帮助高欢开创霸业的功臣。（当然除了侯景，在高欢死后发动了叛乱。关于侯景的话题，请重点参看《侯景之乱》）

司马子如是晋朝宗室之后，祖上躲避永嘉之乱，逃到凉州。北魏灭北凉后，他家内迁居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司马子如脑子快，口才好，平生素好交结各方豪杰，与高欢的情义极深。

孙腾与司马子如相似，祖父在北凉任职，北凉亡国后，举家迁到北边地区。他精通政事官务，高欢欣赏他的才干，对他也十分信任。

段荣、蔡俊是世居北方的豪族，段荣会观星象，蔡俊能未卜先知。这些本领虽然作不得数，但他们的背景与号召力，就已经帮了高欢不少忙，使得高欢比较容易地组织起自己的小势力。特别是段荣，出自陇西武威的大族，名望很高。段荣与儿子段韶，在东魏－北齐两朝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据说，在云南建立大理的段思平，就是段氏父子的直系后代。）

一转眼，高欢的邮差生涯到了第四个年头，他家里也多了一儿一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的夏天，又有一名朝中的要员被罢黜到六镇之一的怀荒镇做镇将。这一次不经意的黜将事件，竟成为北方大乱的导火线。高欢的机会，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