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2日，《纽约时报》有一则报道曾描绘过袁世凯的身材：“矮小结实，有着粗脖子，身形微胖。”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曾描绘说：“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

⊙1911年12月6日，摄政王载沣辞职。当时《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皇太后今天发布了一份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亲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的布告，签字者为内阁的成员。指出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并且一个立宪的政府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布告中说摄政王觉得他的遗憾来得太晚了，他哭求辞去摄政王一职，同时也表达了他最真诚的放弃政治的愿望。由于被误导，他危害到了人民。因此他的辞职被接受。退休的摄政王每年将从皇室得到一笔总数为五万两（大约三万美元）的补贴。”

⊙英国人赫德在写给伦敦的信中，曾谈到对清朝政局的看法：“恭亲王表面上虽然和平，而暗地里却在反对进步，排斥外国人，并且主张战争。而七爷（醇亲王）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我有一半倾向于相信这是正确的解释。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如果控制着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1900年，英国人赫德在《双周评论》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改革和列强》的论文。其中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遇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有驴不利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上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跟着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孩子，岂能让老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不干了，说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而各位出主意的改革者们却束手无策。赫德的结论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

⊙《剑桥中国史》评论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

⊙《纽约时报》曾评论袁世凯：他认为娶妻妾多少是男人有无本领的标志，喜欢女子裹小脚，想当皇帝，骨子里不喜共和，仇视农民起义，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

⊙何天爵是一个美国传教士，也是一个驻华外交官。1895年，何天爵写了一本《中国人本色》。在书中，他对李鸿章是这样评价的：“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

⊙英国退役海军少将贝思福爵士在题为《细述中国》的报告中，叙述了他在1898年9月30日到1899年1月9日期间访问中国时的印象。报告中说：中国政府极其腐败、贫弱，朝令无常，不遵守条约税则。各地税务繁杂，内地关卡林立，关税、子口税、厘金等，名目繁多，无章可循，外国商人尽受其累。

⊙在1867年8月4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曾说到了清朝的教育：“教育在清国人中普及的程度至少与英国不相上下。那些生活在清国社会最底层的苦力，即被人们蔑称为‘猪仔’的人，尚且能读和写。普通的民办私塾遍及大清国的每个角落，虽然父母送子女到这些学堂就读必须向它缴纳一笔额外的费用。在大清国有些地方现在已经设有公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资助的，这些学堂对穷人免费。再就是，在每个城市都为富人的孩子们开办有数不清的私立学堂。”

⊙贝思福爵士在他的报告《细述中国》中，说到清末中国的军事状况：“汉阳这个兵工厂由湖广总督管辖，工厂的设备是第一流的各种德制机器。我特别注意到许多现代化的铣床……在厂内我看到到处都是昂贵的重机械，打算用来制造12寸口径50吨重的克虏伯大炮，可是没有一部机器是装设完整的。我又目睹了大量制造火药的机器，也没有装设起来。”

⊙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登载了来自旧金山的一则电讯：“旧金山，9月13日电：昨天到达这里的三十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过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清国官员的教师陪同着他们。清廷拨出了一百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这批来此地接受教育的清国小姐和绅士受到了人们极大关注。因为先前一批清国学生在美国时曾受到基督教的熏染，所以这次将会在这批学生中严格传授孔子思想，让他们信仰儒教。另外，‘四书五经’和康熙皇帝制定的律令也将是他们常规课程的组成部分。”

⊙1906年4月24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则来自上海的电讯：“《拉萨条约》已在北京签订。根据此约，英国政府承认大清国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英国政府将不干涉西藏内部事务，除非其他列强采取了有碍大清国对藏主权的行动。同时，大清国政府将同意向印度开放西藏部分地区的市场贸易，铺设电报线路，并在将来可能制订的铁路修建计划时，优先考虑大不列颠政府的要求。此外，大清国政府同意向1903年4月抵达拉萨的英国上校扬哈斯本爵士及他率领的探险队赔付125万元探险费用。”

⊙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光绪皇帝学英语》的述评。文章说：“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在大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剑桥晚清史》中说：“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

⊙1886年8月29日的《纽约时报》，摘登了香港《每日新闻》关于清朝皇帝选妃和侍寝的一些生活趣事：“皇子15岁时必须结婚。如果确定为皇储，还要为他选太子妃。选立正式的太子妃前一年，宗人府要先为他选一位比他长一岁的宫女试用，教他学会怎样做丈夫。清帝就寝时，床边有八名宫女侍候，还有十六名从内务府传来的侍女在旁协助。她们的职责是服侍主子，不能打喷嚏、咳嗽、唾吐和发出任何声音。”“每年春节，皇帝陛下和皇后都要共同主持一场宫内大宴。皇后坐在皇帝陛下的左边。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全体妃嫔会聚的场合，皇帝能见到他所有的爱人，并对她们进行比较。”

⊙1900年8月20日，八国联军基本占领了整个北京城。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见的情景：“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民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十二个小时。”

⊙袁世凯出山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样评价袁世凯：“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充当汉人与满清皇室之间的调停人角色了，他是汉人中最受人信任的代表人物。”

⊙法国人关于《中英北京条约》签约仪式的记载，与英国人的记载有所区别。他们将英国人在仪式上的傲慢无礼作为嘲讽重点，俨然把自己当做大清国的哥们儿：“中国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额尔金）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严厉和过分的放肆，弄得这位中国亲王异常激动不安，并在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出来。”

⊙1906年11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中，有篇《一个美国律师的观察》的文章，说到了清朝的法律：“《大清律法》十分独特，处罚相当重，非同寻常。几个月前，上海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即把他关进站笼中，头伸出笼外，卡在一个洞中，不能动弹。然后，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中取走一枚石子，直到其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此外，还有一种死刑叫‘凌迟’，就是将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令他痛不欲生。处决强盗的方法一般是斩首。”

⊙1858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组新闻专稿，其中说到了清朝的骑兵：“这些鞑靼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杆火枪。他们的火药显得很粗糙，在他们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每个人的长筒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1894年8月27日，李鸿章会见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亚历山大。《伦敦每日新闻》记者约瑟夫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他（李鸿章）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另一位记者则说：“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罗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两个月后来到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几个褴褛的乞丐，战栗在蓝色的破衣之下；几条瘦狗，食着死尸，如我们在路上领教过的一样……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皆颓坍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墙上。”在天坛，他写道：“这个往昔庄严肃穆的地方，现在任由野蛮人的马队驰骋。英国人派来的攻打中国的上万名印度兵，在那里扎营。他们的马蹂躏着一切，草地上全是马粪。”

⊙1909年6月4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通讯中说：“1908年，美国从清国进口总价值为10545423美元。其中茶叶1954891美元，生丝超过500万美元。”

⊙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曾在理论上支持袁世凯的复辟。他在北京居住了一年半之后，便严肃而肯定地说道：“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连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1911年11月11日，孙中山到达伦敦，结识了生产马克沁机关枪的兵工厂主达尔生。孙要求借款一百万英镑，待革命胜利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这份信函被转给英外相格雷。格雷称孙为“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同时转告孙中山：“英国将保持中立。”并表示：“英国对袁世凯将予尊敬。”

⊙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介绍中，几乎找不到慈禧太后在其中的作用。因此有美国史学家认为：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说：“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在激变中》认为，恭亲王（奕）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

⊙关于李鸿章海上旅行用餐，《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这样描写：“李鸿章在他自己的舱房内吃饭，由他带的厨师准备饭菜。这些厨子们在轮船的厨房大舱内自由进出。鱼翅、燕窝是美味佳肴，他从清国带了许多。他的一个儿子与他共同进餐，而其他随从则在轮船的餐厅内分桌用餐。”“他一天要吃好几顿，有四个厨师为他准备饭食。厨师们凌晨两点就得起床，要使他们的主人早晨八点能吃上早饭，他们不到晚上九点或九点半不能歇息，因为总督总是会要一些‘热菜热饭’什么的。”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在一篇报道中，说到了当时清廷官员购买洋人军火时的腐败现象：“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锉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至连接处都松开了。”

⊙1871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了一篇题为《广州的一天》的新闻专稿，记录了外国记者在大烟馆的见闻：“十到十二个各种年龄的男人在喷云吐雾……有个男人正枕着小木枕，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光板床上。他茫然若失地盯着什么，鸦片正把他带向缥缈的远界。旁边有个男人，正用他最大的肺活量深吸着，一团团烟雾从他的鼻孔进进出出，他似乎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奇怪的梦中去了。”

⊙美国外交官何天爵说：“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骂伍廷芳：“他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中国佬。”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在一则通讯中，说中国的教育是填鸭式的：“学堂是个非常嘈杂的地方，全体孩子都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叫喊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把他们正朗读着的课文背诵下来。当他们觉得自己能背下那些内容后就去找校长，然后背对着校长，表示他们无法看到校长手中的课本，并开始一字不差地复述他所学到的内容。这种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而这种做法似乎贯穿于大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

⊙1863年，洋枪队首领戈登对江苏巡抚李鸿章说：“中国今日这个样子，不可能在世界上成气候。除非您自己来做，掌握全权可以对中国的事情大加整顿之。您如有意，我当执鞭效犬马之劳。”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说到恭亲王奕的长相：“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睛，并不漂亮。”还说：“他并非很有‘王子相’的人。”

⊙在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的一则通讯中，撰文者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做女人的小脚：“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通常都非常仇恨外国人。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清国妇女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

⊙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李鸿章访美时美国民众的反应：“它抵达纽约港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如潮水一般涌到邮轮停靠的河边。不一会儿，炮台公园就挤满了好奇的人们，他们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辖子民的总和还多。”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登载了一则来自天津的电讯：“把大清国说成是被抑制了气息的睡兽、如果将她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是多么地流行。商人们担心她有可能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除了日本和俄国）阿谀奉承的态度又养成了这个国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觉，并一天天持续和发展下去。”

⊙沈葆桢父亲去世，美国记者对其在讣告中的称呼问题产生了疑惑。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的一则通讯中说：“如果人们注意的话，会发现讣告内省略了家族的姓氏‘沈’字。这份讣告是这样写的：不孝男葆桢，罪孽深重，本应遭祸而亡。不料祸竟降至家父身上。葆桢，大清头品顶戴，一等轻车都尉，官授江西巡抚。葆桢父为大清道光十二年举人……葆桢率众子弟重孝守灵，跪地叩头，悲痛莫名，垂泪泣血。”

⊙武昌起义后，朝廷征召袁世凯。1911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驻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给伦敦发电报：“军队将领和国防大臣禁止参与任何相关决议，军队一切事务都由袁世凯一人调配，在与起义军交涉过程中，他拥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在朝廷执政期间类似的事件只发生在曾国藩时期，当时慈禧太后授予曾国藩绝对权力以平定太平天国叛乱。朝廷至少开始吐出它所囤积的财产。有一道诏书的内容表明，隆裕太后从她私人的金库中调拨了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湖北境内的紧急需要。”

⊙1860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记述了外国记者在广州看到的犯人行刑时的情景：“雪亮的钢刀闪过之后，罪犯的头会被刽子手踢到一个角落，而躯体被抛到另一个角落，鲜血同时从两处喷出。我们到来时，已处决了二十名凶犯，他们的血在人们的脚下流淌，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脚踝深的血坑，血坑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据说一天处决三百人的情形多的是。”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说袁世凯是新旧思想的混合体：“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太平天国天京城里的妇女，当时让外界感受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当时一些外国人看见她们或骑马，或步行，大大方方地走在道路上，无不啧啧称奇。他们说：“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使我们想起了国内的生活情景。如果此次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那将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1908年6月14日，托马斯·米拉德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的专稿，他评价袁说：“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1864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清军攻破天王府，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洪秀全的天王玉玺：“天王的玉玺——总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现落到了曾国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纯金打制，约重30磅。”

⊙1860年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英方代表是额尔金勋爵，中方代表是恭亲王奕。额尔金入内后，直奔左侧签约桌坐下，然后示意恭亲王坐在右边。这是按照中国习俗“左”大于“右”的规则，英国要在这上面压中国一头。据法国人的记载，双方当时还在谁先入座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亲王和大使同时入座”。而《纽约时报》对此报道时，题目干脆就叫《侮辱恭亲王》。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十四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次日，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奕譞之子（光绪）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还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