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择君”，是辛亥革命时南通丝鱼港地方农民提出的一个口号，类似的口号还有“自由择善”。两者加起来，意思就是自己选择善的“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据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的文献，是因为刚好辛亥革命之际，南通为维修江堤，要求沿岸农民出资，而丝鱼港地方的农民不肯，大概是觉得革命后的“君”不怎么好，要自己当家，因此组织了保安会加以抵抗。还有一说是为了抗租抗税，组织了农民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和财政长。但是，农民政府或者保安会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不敌南通军分政府的洋枪洋炮，最终被镇压。革命政府没有给他们择善择君的机会，还压制了他们愿望。

据记载，号召自由择君的农民们，一度集聚五千余众，各持刀叉及三角式小红旗，还不时到天后宫（妈祖庙）和龙王庙烧香祭拜。虽然号称要自由，心里还是没底，还是要希图神仙的保佑。“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是这些农民在聚会时张贴的“广告”。这个地方的农民，何以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南通是张謇的家乡，清末以来，兴办新政，大力推行社会改造，民智较开。这些农民的首领，有私盐贩子朱天荣和退伍军人夏昆武和几个当地的民众领袖。这些人见多识广，既能模仿组织新式政府，当然也可能知晓几个新名词。

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的说法，让当时的南通士绅看来，荒诞不经，但实际上相当难能可贵。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行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自由择君，其中的君，是择其善而立之。虽然说，由民众选票选出来的当家人，被称为公仆。但自打民主制度确立，人人都知道，所谓的公仆，不过是一种出于尊重民众的忽悠。即使今天的美国总统，也实际上是当家人，不是公仆，一向推崇平等的美国人，还是以一见总统为荣。最早中国人看美国体制，一直都认为他们是自由择君。中国语言里的君，除了君主，也有当家人的意思。即使君就是君主，这个君主可以由民众自由择出，那么，也自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君主了。当然，以那时的农民认识水平，不会想到如何对择出来的“君权”的怎样加以限制，没法跟西方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对应起来。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从封建到郡县，就制度而言，君主一直都是世袭的，只在传说中有尧舜禹的禅让。这种禅让是否存在，或者，他们禅让的是不是一个有权力享尊荣的位置，都很难说。实际的历史中，君主宝座的取得，不是血缘世袭，就是暴力劫夺，不存在第三种途径。至于让民众选择，连这个思路都没有过。自由这个词，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后来被用来对译freedom，很多人认为难以完全对应。但古代的自由概念，除了个人权利含义不明确之外，也有个人选择的意思在里面。只是，古代从来没有自由择君的提法，人们可以自由做这，做那，可以获得心灵和行动自主性，可以像庄子说的那样遨游天际，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择君，即使择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儿子中间择，没别人什么事。不能不说，辛亥年农民能提出这样的说法，跟此前欧风鼓荡，有心人的启蒙，包括宣传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白话报、俗话报的启蒙，不无关系。因此，说辛亥革命前后新思潮跟民众完全没有干系，也不尽然。

但是，无论清末预备立宪期间的地方自治，包括谘议局的选举，还是后来民国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农民其实都没有自由地“择”过，多数情况是他们自己不想择，但也有想择而不让择的时候。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若干主持选举的士绅包办出来的。几个办事员抱着票箱，四乡走一圈，然后按选民数填票，也就算选民投过票了。

当然，这样的选举，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的问题，但的确农民也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想自由择君。乡绅们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明确授权，但实际上他们认可。可是问题是，真的有农民想自由择君了，乡绅和精英们却不肯了。按道理，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也不是民众推选的，仅仅几个士绅和教员一商量，就当了家了（当然得尊重巨绅张謇的意见）。按民主原则，他们组织的政府的合法性，未必比五千多农民拥戴的丝鱼港农民政府更高。许士绅自组政府，就不许农民自组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协商，而是枪炮说话，赤裸裸的镇压。几位带头的农民，非死既逃，土地财产还遭到没收，连十几亩沙田也不放过。官方直称呼这些农民为土匪，事件为匪乱。

所以，说革命党人对于民主是叶公好龙，其实也不为过。立宪党人不消说了，他们中的多数人，原本要求立宪，就是要分享权力，原本就是可以他们向清政府要民主，不许民众跟他们要民主。而革命党也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没有多少准备，理论上都没有好好思考过。真正思考这些问题，还是得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才有可能。革命党人骨子里，依旧是认同精英政治，认同包办选举，根本不喜欢底层民众自发的民主冲动，只要是发现农民自己组织的政府，一律扑而灭之。这一点，他们跟立宪派一样，对秩序和稳定有巨大的偏好，为了这个偏好，不惜扼杀所有来自底层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具有合理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