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各地独立，或者光复，成立的新政权，无论大小，基本上不是暴力夺权，就是士绅推举，绝少有投票产生的——战争期间，有谁会想到投票呢？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江苏如皋掘港镇还真就有那么一次投票，只是投票不是选政府负责人，而是否定“上面”派来的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否定了上面来的人，也就等于选了自己人。

掘港现在属于如东县，在当年则属于如皋，但这个镇相当富庶，有若干大型盐场，农渔和商业都很发达，所以县署设官分治，有专门管理盐业的场司，管理行政的主薄和驻军首领都司，人称掘港三堂官，等于自成系统。掘港虽然属于如皋，但由于商业上的关系，跟南通反而更加密切。当年，由于张謇的缘故，南通当时是长江三角洲江北一带的中心，周围的几个县都仰南通的马首是瞻。掘港属于如皋，但总是跟南通勾勾搭搭，如皋也没办法。所以，革命一起，当地学生和乡绅，不去如皋，反而去已经宣布光复的南通，要求派人接管。原来的三堂官，也有两个，主薄和都司，都跑到了南通，好像南通是所有人的主心骨似的。

扩张势力范围，是各个独立后大小政府的本能。掘港这样的一个商埠主动投怀送抱，南通断无拒绝的道理。所以，不久南通方面派了两个人回来，说是派，其实就是去南通的主薄和都司回来了。但回来后的两人，都有了新身份，一个是民政长，一个是军政长。有了这两个新身份，前主薄和都司，就赫然召集当地绅商开会，要宣布光复了。

可是，当地的绅商中间，却有人别有想法。严格地说，是若干有举人功名的人，想自己来干。于是，会上就发生了分歧，多数商人不想多事，同意原来的堂官接任下去，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南通的统治，加强跟南通的关系。但是，举人们不肯，举人是读书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声音大。面对反对声音，主薄不必说，一个外地人，无权无勇，不好说什么，都司虽系武职，但手下几个绿营士兵早已走散，少量的驻防缉私营已经离开，说话也没底气。会上一吵架，争执不下，有人出来劝两位前堂官先离场，让绅商好好商量。可是，一旦两人离开，局面马上为之一变，由于不用顾及两人的面子，反对的声音愈发大了起来。最后，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服谁，没招了，大家同意投票解决，同意两堂官留任的，写稳健两字，不同意的，写激进两字。投票完毕，两下的票数相当，最后唱票的人，自己写了激进两字，就这样，“激进派”占了上风。虽然这些人不懂西方的基本民主原则，但却无师自通地明白了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于是，两个堂官只好走路，躲到外地的场司，眼看这么大的利益，也不敢回来了。掘港组织了自己的光复大会，组织了自己的政府，由当地举人任民政长，取消了军政职务，反而到上海购买了大批枪械，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学团。最有意思的是，一个镇，从此以后，居然成立了自己的议会，由当地符合条件的选民选举产生，议员有补贴，经常开会，虽然选出来的人多为拖辫子的老派士绅，但也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制约。但是，有意思的是，派人来的南通革命政府，却认了这个账，没有派兵干预。

其实，就是在南通这个地方，丝渔港的农民和渔民，也曾趁革命之机，自发成立过一个新式政府，也有军政长之类的官衔。可是，农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给镇压了。但是差不多同时，掘港镇绅商不给南通面子，把他们任命的官员给废了，自己搞了一个，居然没有事。不仅没事，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投身革命，士绅可以，绅商也行，但农民不许。只要农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镇压。秩序也只能是士绅的秩序，不是农民的秩序。

实际上，自清末新政以来，地方自治也罢，预备立宪也罢，选举是有了，民权也在讲。但是，所谓的民权，就是绅权，也包含一部分的商权和学权，民主只限于社会的中上层精英的范围。士绅、商人和学生可以享有选举权，但一般民众不在考虑范围。这样的限制，已经形成了惯例，即使革命党人，其实也很认可。他们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出于动员会党的需要，把部分权力开放给了会党，但决不允许农民拥有自决的权利。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这样，多数地方在独立之后，也没有像掘港一样，实行哪怕仅限于精英层面的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条件不具备。掘港只是一个特例，由于南通一带多年的地方自治实践产生出来的特例。掘港不仅用选举拒绝了南通方面指定的官员，选择了“激进”，而且自己选出来镇这一级的议会，的确难得。虽然他们的所谓激进，其实一点都不激进，选票也不怎么正规。看来，这个靠近上海，受到张謇现代化事业影响巨大的小镇，由于财力雄厚，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但又有协商传统，得一点欧风美雨的滋润，就可以自发成长起民主来。其实，即使在东方，民主选举，看起来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