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头一个国会，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选出来的，1913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清朝搞的那个，叫资政院，里面的人自己以为自己坐在国会里了，但在法律上说其实还不是。清朝的国会还没来得及开，革命就来了。头一个国会选举，刚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大胜。大胜的原因倒不见得是大家都拥护国民党，而是各地主事的士绅们一来心里没底，不知道这个国会议员到底是干嘛的，二来心存厚道，觉得既然是民国，事就该人家革命党人来做。那个时候的选民，不止有性别限制，女人没有选举权，还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不动产五百元（在那个时代，不是个小数）。因此选民并不多，真正参选的人，就更少。据当时人回忆，选举也没多少竞选活动，无非是参选人跑到茶馆里做做演讲，没人听也就算了。因此，贿选的事有，但不多。不是人们民主素质高，而是大家不大明白。

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一共八百多议员，人称八百罗汉。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据说，开幕式上，最扎眼的人不是总统，更不是议员，而是指挥军乐队的汉子，太有精神了，个子高，底气足，而且服色鲜明。八百罗汉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定薪酬。还别说，还真有人提议要少点，说是国家财政困难，议员要以身作则。当然，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每年二、三千元，每月两百元左右，已经相当于政府荐任级官员或者大学教授的工资了。但是，有人不同意，主张“高薪养廉”，岁费五千大洋。结果一投票，五千元的方案被通过——即使是议员，谁会嫌钱少呢？这么一来，国会议员，就跟政府简任官员一样了，也就是说，议员的薪水，相当于中央政府各部的次长。那年月，中央政府仅仅九个部，每个部只有一个次长。那时候物价低，每月八元，可以养五六口之家，一千元可以买套四合院。议员每年五千元的薪水，绝对成了京城顶尖的高薪阶层。加上刚进京时，议员多半未带家眷，于是，两院议员，就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按当时的说法，八大胡同，两院一堂的人最多，两院就是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无论师生，都特有钱。教授自不消说，薪水高，而当年的学生，多半是进士出身的老爷，家里有钱。由于议员高薪，因此，少数能由政府控制的议员名额，比如蒙古的参议员，就成了袁世凯赏人的礼品。曹汝霖进入民国之后，一时没进政府，袁世凯就赏给他一个蒙古议员头衔。不过，做国会的八百罗汉，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按道理，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逮捕的，但民初的国会议员，经常会被京师军法处捉去，国会抗议，再放出来，然后有事再捉。

腰包鼓的议员们，议政水平却不怎么样。一言不合，动辄墨盒乱飞，甚至扭在一起，国会工作人员后来干脆把墨盒嵌死在桌子里。议员在会上对政府施政，多方挑剔，每逢会期，总是剑拔弩张，怎么也说不到一起，所有的事都只能私下幕后协调。在名列国会议员的老同盟会员景梅九眼里，国会全是一种无聊的喜剧，“有的充民党，有的充政府党，你争我辩，甲是乙非，全非关要旨。”反过来，政府方面，也不知道怎么应付议会。一次兼任总理的外交部长陆徵祥到议会宣讲施政方案，陆氏上台，即大讲外交礼仪，说俄国沙皇怎样重视礼仪，连菜单都特讲究云云。结果被议员打断，要求他进入正题，可是陆代总理却还是不紧不慢地东拉西扯，最后议会乱成一锅粥，最后议员也没弄明白施政方案是怎么回事。袁世凯上台不久，即跟西方借了一大笔钱，人称“善后大借款”。按理应该事先通过议会审议，可是袁世凯却先行签字，就算完事。议会提出质问，袁遂派当时代理总理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国会答复。无论国民党的议员怎样叫骂，段祺瑞只有一句话：现将借款案送交国会，请求追认。最后，这个大借款，居然经过私下协商，参众两院，也通过了。因为如果不通过，势必要弹劾总统，议员们前思后想，没这个胆量。

大借款是用来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势力动武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小小的零头，给了议员做岁费。袁世凯剪除了南方的国民党，逼得孙中山和黄兴流亡，但国民党的首领逃亡了，国会里大部分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走，他们不想走，袁世凯也不希望他们走，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没办——自家总统的帽子，还是临时的。按规矩，选正式总统，须是议定宪法之后。宪法草案还没有拟出，总统怎么可以先选？然而袁世凯等不及了，先逼着国会修改程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然后逼国会马上举行总统选举，把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帽子换成正式的。选举前，其实多数议员是打算屈服的，如果袁世凯以礼相待，当选料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偏偏不放心，或者说他的儿子大公子袁克定不放心，派了军警化装的公民团把国会团团围住，宣称如果议员不把他们认可的总统选出来，就不让他们出来，连口水都不给喝。议员们忍饥挨饿，一整天汤水未进，到了半夜，总算把袁大总统给选了出来。一转身，袁世凯就卸磨杀驴，下令收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件，将他们赶出北京。没了国民党议员，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从此就安歇了。醉心议会政治的进步党诸公，此时才恍然大悟，但已经晚了。议会再次开会，得等到三年以后，袁世凯死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分五裂，国会早就变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