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有了媒体，媒体在政治中会起到某种很奇妙的作用。中国进入传媒时代，是20世纪初，清朝的新政时期。朝廷逐渐开放报禁，使得媒体一天天活跃起来，逐渐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也敢放言无忌。即便是革命党人，只要有银子，也可以改头换面，大办报纸，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脚下，办报暗中宣传革命。被发现了，关了门，再办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原本就人心浮动，荫昌出征，盛宣怀送行，嘱托他千万保护汉阳铁厂，保护好了有赏。荫昌回答说，你就准备好钱就是了。结果被记者听去，解释成军饷不继，导致银行发生挤兑。多数的报纸都倾向革命，所以，在舆论鼓吹和气氛渲染上，往往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意无意地，革命党方面的胜利，就夸大，失利则掩饰。各地的响应与骚动，有与没有，但说就是有。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狼烟，害得整个朝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往天津租界跑。当时的当政者，多为少不更事的满人亲贵，缺乏政治经验，更没有应付传媒的经验，当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别消息的真伪。所以，在媒体有意（有革命党人制造）和无意的“新闻战”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先是被革命党推着走，然后又掉进了袁世凯的陷阱，乖乖地交出了政权。

当时的“新闻战”，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一个很有效的战术，就是夸大其词。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芝麻说成西瓜。真的假的，搅和到一块儿，令人真假难辨。当然，也有性急的，干脆直接造谣，凭空制造一个假消息，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

革命当口，世界的通讯，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官方的电报局，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但有空闲的时候，也拍发些民用的电报，借以挣点钱花。当时以上海报业最为发达，但北京却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报纸在北京设通讯员，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电报传到上海。后来，几家大的中文报纸，也纷纷效法，在北京设通讯员，每日打听点消息，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有些通讯员，干脆就是朝廷的官员暗中兼的）。有些没钱干这事的报纸，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穷报”，也有自己的办法，则干脆关起门来编专电。据说，凭着政治嗅觉，有时还真编得挺像真的。当时的香港，比起上海来，还是个小地方，传媒不发达，最大的华文报纸，就是名士王韬任过职的《循环报》。香港报纸报道中国大陆的消息，也得靠专电。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的连通，所以，《循环报》就在上海安了一个通讯员，每月发几十元工资，专门给他们拍发专电，至于北京的消息，只能靠这个通讯员去跟别的报纸驻北京的人通融，或者从别的报纸那里蹭点来。而香港别的华文报纸，再从《循环报》那里买专电。好在这些小报，涉及大陆的消息不多，这样也就可以对付了。

当革命爆发，各地骚动之时，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不知怎么一来，结识了《循环报》驻上海的通讯员。当时广东尚未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还在顽抗，只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独立，革命党一时半会儿推不动。那位华侨觉得，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造点事端，给广东方面制造点混乱。华侨有钱，而通讯员缺钱，不愁他不答应。于是，通讯员就拟了一条“北京专电”：“京陷帝奔”。华侨觉得还不过瘾，改为“京陷帝崩”。通讯员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发了过去。这个谣造得实在太大了，香港《循环报》接电后，一时拿不准，没敢发表，反而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通讯员有些慌，忙问华侨怎么办？华侨说，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无法核实，保险没事。连电报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这回，香港方面信了，一时间，登载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报纸，传遍了香港。据当时人回忆，说当时全港的华人，欢声雷动，举市若狂，纷纷燃放鞭炮，上街庆祝，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英国警察止都止不住。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没有太多的障碍，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广州。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跟北京有电报联系，也许不会信，但底下的人，听说道路传闻，香港那边报纸说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翘了，谁个不慌呢？总督提督以下的人员，个个惊魂不定。总督就是出来辟谣，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说，这个假电报，肯定对广东的局势会有影响。全国光复后，香港报纸都知道了，他们当初报的是个媒体的谣言。但是，这个谣言“政治正确”，所以，也没人追究。

进入民国之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军阀开战，武戏开锣之前，先要打电报战，你来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给彼此看的，都是发到报纸上，给大众看的。一般来说，比较会造势的一方，电报战打赢了，日后的枪炮战，也大多没问题，反之亦然。媒体大多趋时而且进步，哪方面趋时进步，就向着哪边，大家都向着，即使这边比较弱，也一样可以占上风。讨袁护国之役如此，直皖战争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媒体逐渐成熟了，偏向是有点偏向，公然造谣，还是不大敢做了。狼来了，喊一次两次行，喊多了，报纸就没人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