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喜欢搞暗杀，也喜欢闹起义。按说，起义和暗杀应该有比较严格的界限，但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天，徐锡麟在安徽首府安庆闹的那场事，教科书上说是起义，但是，当时的中外媒体，都说是暗杀。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是在日本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报上刺客的名字，还是拼音。别人不明就里，可作为同乡和光复会的同志，浙江人一看便知那是谁。

当然，当初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的确是要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来着。这场起义，在浙江也谋划准备了多时，同党众多。可惜起义规模过于庞大，参加者会党中人又过于无纪律，不等号令，便接二连三地擅自行动，然后接二连三地失败。安徽这边，徐锡麟似乎又过于势单力薄。他做着安徽巡警处的会办（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堂的监督（校长），不知是由于时间太短，还是他一口的绍兴土话，没人能听得懂，或许是兼而有之，反正直到起义发动，当地人似乎一个真心跟着干的都没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在当地发展成员。如果是起义的话，也是仓促发动的。起事之前，徐锡麟的确跟巡警学堂二百八十多名学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但是，这种急来抱佛脚的动员（又不能明说），估计除了让学生们做了一回丈二和尚，大家一起摸不着头脑，没有其他的作用。

徐锡麟起事的日子，也就是恩铭送命的日子。说起来，这个日子，还是恩铭自己定的。本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定在那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阴历），可是，那天是恩铭一个幕友老母的八十岁生日，他答应了要去参加，于是典礼提前到二十六日。一场起义，真正知情的，居然只有徐锡麟和他带来的俩人，一个陈伯平，一个马宗汉，有枪的也就是他们仨。发难之际，仨人的枪都往恩铭身上放，恩铭一共中了八枪，被打成了筛子，当时居然还没死（看来徐锡麟的手枪威力有限，而传说中的百发百中的枪法，也要打折扣）。其余俩护卫一死一伤，陪同的道台和知府也受了轻伤。按计划，徐锡麟是计划让马宗汉关上大门，把学生都圈住，谁也别走。看来原本是指望他一行动，学生们都会跟上的。结果枪一响，人根本圈不住，大部分都跑掉了。剩下三四十个龟缩一团，徐锡麟骗他们说，有人刺杀巡抚，作为警察，应该出来维护治安。这些学生可能被吓傻了，的确也没看清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被半哄半骗半威胁（拿枪逼着），带出了学堂，奔了军械库。到了军械库才发现，里面的炮没有炮拴，枪和子弹对不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当清军围上来的时候，学生又跑了大半，剩下的也没有动手的。真正抵抗的，就是徐锡麟和陈伯平俩人，连马宗汉都缩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后来，两江总督端方来处理这个案子，相当理性平和。经过详细的审问，牵扯到的巡警学堂的学生经过核实，没有革命党，也没有掺和起义，最后都放了。徐锡麟的父亲投案，经过审查，发现他跟儿子的活动没有关系，也放了，只把徐锡麟的弟弟关了起来（幸亏清朝刑律改革，否则要族诛的）。后来搜查徐锡麟的住所，里面他跟同志来往的书信，甚至于同志的誓书居然还都在，可见起义发动之仓促。

实际上，尽管徐锡麟做了安徽警察的头子加上巡警学堂的校长，位高权重，但是，首府安庆的其他革命党，由于地缘的差异，却没跟他们有过联系。自己的党徒，只有他和两个随从。徐锡麟当初在绍兴时一呼百应的能量，在安庆一点都没施展开。他来安徽，原本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面子，他本是俞的表侄，加上使钱运作，结果俞把他大力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恩铭。一来，老师推荐的力度大，又是老师的亲戚；二来，徐锡麟的确能干，说起新政（警察属于新政）头头是道。所以，徐在恩铭这里很受重用，说是巡警处会办，实际上总办直到起义发动才到任，安徽的警察事务，都归徐锡麟管。徐锡麟被捕后，审讯的清吏对此很是不平，问徐锡麟恩铭对他不薄，为何他还要这样？徐锡麟承认“抚台厚我”，但他认为那是“个人私恩”，而他杀恩铭，属于“排满公理”，为人不能因私而废公。中枪濒死的恩铭，显然不能这样心平气和。他在给太后和皇帝的遗折上（当时他还清醒），特意把俞廉三抖了出来，等于揭发了他这位老师的错处。对自己上了当，用错了人，懊悔万分，末了，还特意提醒朝廷千万留神留洋学生。如果他不死，这个满人中热衷新政的干将，肯定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的。

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当然，在外界看来，只是一次暗杀而已。徐锡麟在安庆两个多月，由于在当地没有根基，时间太短，连个熟人都没有，加上一口绍兴土话，也没人能听得懂，因此也就难以拉起一支队伍。尽管做了警察头子，但在警察里却没有发展一个党徒。所谓革命的本钱，除了十几支手枪，就是三个绍兴人。这样的起义，能杀掉一个巡抚，已经算相当有成绩了。徐锡麟的口供，其实明说了他就是要杀几个满人，一个是恩铭，一个是端方，一个是铁良和良弼，这些人都是满人之雄，对汉人威胁最大。所以，安庆的起义，如果能临时鼓动些人起来，闹成大事，占领城垣，就是起义，如果不成，只能算一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