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些人的狂欢，另一些人的灾难。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但是，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西方的制度。庚子义和团的灾难，殷鉴不远，加上革命本身，实际上就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合作的结果。所以，这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战争的烈度不大，很多地方的夺权过程，也比较和平。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基本上没有被革命波及。一些远离政治的乡绅，在革命中，也变成了看客，而且是能发声的看客。透过他们的眼睛看革命，别有一番景象。

江苏属于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抚程德全素孚众望，势力很大的张謇又从旁协助，他一变，大半个省都变了。江南地区，除了南京，基本无战事。最大的破坏，就是苏州巡抚衙门屋檐被特意捅掉的几片瓦。这时候，常熟回来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玮。徐兆玮在日记里说，他是出于担心家乡和家人的安危，才回乡的。其实，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风。北京自打武昌起义之后，一直人心惶惶，有力者都躲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或者北京六国饭店。他一个穷翰林，没这个本钱，只能往乡下躲，回乡之后的徐兆玮的确做了些事。由于苏常一带是科举福地，进士俯拾皆是，他这个当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个县里的副民政长，相当于副县长，但也足够了。他一个翰林公，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功夫，却张罗了好些购买枪械，组织民团并镇压抗租的事。作为一个回乡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对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对于革命的发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乱，党人的胡闹，但他更担心的是革命党人的不文明，总是觉得报纸上介绍革命军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这构成了他拼命张罗买枪，组织民团的动力。他对立宪原来是满怀期待，临行前还去资政院旁听。但也知道，到了革命发生之际，立宪也没戏了。但是他对实现共和，感觉不靠谱，提到共和，总难免语带讥讽，认为国民程度如此，“岂能高谈共和？”他跟多数士绅一样，对袁世凯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凯出山，收拾乱局。日记里总是袁公长，袁公短地说个不停。我们知道，这样的期待，绝非翰林公一个人有。

山西是个在革命中比较混乱的省份。革命时动了武，革命后，北洋军又打上门来，兵来兵去，扰动相当大。刘大鹏是个举人，革命时做省谘议局的议员。革命当口，他的日记是空白，到底是因为兵荒马乱没功夫记，还是后来遗失，已经搞不清了。从他稍后的日记看，他对新党没有好感，对已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深恶痛绝，斥之为“贼臣”，觉得革命把伦常毁坏，风气大变，经济衰退，简直国将不国。看见学生不读经书，感觉十分恐怕，觉得早晚会有大乱。反过来，对于垮掉的清朝倒是十分怀念，一口一个“本朝”。看来，刘大鹏资历不够，本钱也不多，否则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遗老遗少做诗钟去。

身在长沙乡下的王闿运，是个名气足够大，但本钱也不够的名士。革命到来之际，他很镇定，安静地待在家里。看见报上报道武昌起义的事，只是淡淡地记上一笔，不动声色。接下来，他会嘲笑一下摄政王载沣的手足无措，“乱了枪法”。当门人向他报告湖南的革命时，他对于可能的动乱，无可奈何，觉得也可能会大乱将至，“玉石俱焚，牛骥同皂”。但却丝毫不做防备，一付不死不降不走的架势，听之任之。已经须臾不可分离的周妈，此时已经随侍在此老身边。日记里时常会出现，周妪如何，周妪又如何的记载。在外间的乱哄哄中，他的生活，他的享乐，纹丝不乱。待到焦达峰已死，谭延闿接任，湘事趋于稳定，他则感慨，“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这样的感慨，对照当时很多士绅处境，不得不让你感到此老的确见识不凡，这样的话，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绅在大变动时代的处境，是说不出来的。有资料说，谭延闿做了都督之后，曾具西式礼服往见。此老居然顶戴花翎袍褂辫子出迎。一见之下，谭未免尴尬。王闿运笑道：你别诧异，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国服而已。此老在此大变动之际，犹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过，他对于袁世凯，既不像翰林公徐兆玮那样期待，也不像举人刘大鹏那样讨厌。在袁世凯接下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诗的两句：“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轻蔑，似乎这时就看出了袁世凯后来的悲剧结局，很有几分谶语的感觉。

只是，后来袁世凯坐稳了总统之后，请他这位老前辈进京做官，做国史馆的馆长，他又携周妈欣然就道。一路上，无论哪个督军请饭，他都携周妈前去，一直把个老妈子携到袁世凯的新华门里。做了官之后，又放任周妈把持馆务，反正这个馆也无事可做，无非给些遗老口饭吃。博得报界哄传的“老荡子”之名，也不在乎。当杨度发起筹安会，袁氏帝制的露出口风之时，他却借口“帷薄不修”（古来指不能整肃家政，放任妇女行为不谨），不管周妈乐意与否，挂冠而去。可以嘻嘻哈哈地做袁总统的官，却不肯嘻嘻哈哈做袁皇帝的臣，坚决不肯趟这道浑水，于日后“群儿自贵有谁尊”的年代，多几分从容。

辛亥革命，某些士绅是看客，农民也是看客，凡是看客，对后来的政局变化，似乎都没有多少影响。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无非跟着走，走着瞧。但是，士绅这种看客，却能发声，他们的声音，告诉人们，他们不乐意，告诉人们，革命的毛病，民国的问题，只是当时没人听罢了。可是，历史不总是按站在前台的英雄的意图走，袁世凯出了山，做了总统，但却内忧外患重重，到了没有善终。乡绅们没看上眼的民国，连年动荡不已。传说是王闿运的一付对子说的挺巧：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