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为了什么？这事不好说。对于有些理想主义的人而言，当然是为了救国救民，革命一回，还世界一个富强而且争气的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死了也在所不惜。也有些人，就是听说当年满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现在还继续当家，不拿汉人当回事，动不动就出卖本属于汉人的国家权益，讨洋人的欢心。革命就是反满，就是种族复仇。当然，也不乏有存心不良之徒，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官为宦。只是，革命成功，面前放着大好的做官机会，有些只是为了反满的人，也难免食指大动，热衷起来。

当然，就情势而言，革命起来，改朝换代。老官僚走了，新官僚就得来，不然国家谁来管呢？革命党革命后做官，势所必然。革命党反清，也反对清朝官僚的作威作福，贪污腐败。轮到自己做官了，有理想的，都想力革清朝的弊端，由改头换面做到脱胎换骨。所以，官员称谓变了，老爷、大人见了鬼。武昌起义建立的鄂军政府，所有官员都一律每月二十元薪水，没有人坐轿子，改骑马了。但是，凡是官职，就意味着权力，权力是个具有魔力的东西，沾上它，人就会变。只要革命的官椅子坐稳了，权杖之上就会沾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掌握权杖的人，也会发生变化。

当然，即使在武汉，也存在这样的革命党，连跟前代形式上的区隔都不讲究，照搬旧官僚的一切，径直进去享受的。该坐轿坐轿，该坐堂坐堂，就是要当官做老爷。李亚东是个老革命党，很早就在新军当兵，从小兵一直熬到排长，不加珍惜，非要革命，是日知会的老成员。起义发生时，他还在汉阳坐监狱。汉阳光复，他从监狱里出来，被推举为汉阳革命党的首领。他没有客气。当地的革命党，甚至都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把知府知县之类的旧官衔改成民政长，李亚东还是做知府，革命的汉阳知府。当家后第一件事，就跟鲁迅说的占了绍兴的王金发一样，忙于把布袍换成皮袍子，他马上令人给他买一套绸子的袍褂。买来之后，他还嫌料子不好。将就打扮起来，原来知府衙门的行头，他均享用。有事没事，就乘四人大轿出行，原来的仪仗，伞旗执事照用，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的出行比人家要频繁得多，总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晃来晃去。革命党的同事批评他，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镇住百姓，不用仪仗，百姓不知官的尊严。不过，得意过了头，也有吃瘪的时候。一日，他到武昌都督府办事，忘记了那里的革命同志比汉阳多得多，居然也这样乘着官轿，排列着仪仗，浩浩荡荡地去了。结果到了都督府，卫兵们大叫：“这是哪儿来的满清怪物，给我打！”一拥而上。仪仗随从四散逃命，剩下李亚东面色如土，傻坐在轿子里，好不尴尬。

李亚东坐监，是在武汉，所以革命后，做官的机会比较多。跟他一起在武汉坐监的还有胡瑛，此人是湖南桃源人。在革命党中，宋教仁、胡瑛和覃振三人，号称桃源三杰。革命后，胡瑛做了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风生水起。而覃振则在湖南坐监，湖南光复晚了半月，等他出来，武汉政府的位置都满了。覃振一直都在武汉活动，熟人都在这边，于是出狱后去就去找老朋友加同乡胡瑛。哪知道，现在的胡瑛已经不是当年了。这位在外国人眼里，外表除了那套绸缎的裘皮马褂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家伙，现在掌握这鄂军政府的外交大权，人前显赫。这样漂亮值钱的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边的一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鲜得一塌糊涂。见到破衣烂衫的老朋友和同乡，胡瑛想了半响，说，你来得太晚了，部里已经没有好缺了。这样吧，在鹦鹉洲还有一个驿站，有马两匹，没人看管，你先去看马吧，然后有机会再调剂。覃振来见老朋友，其实未必真的非要个官做，见他如此说，什么也没说，一笑而别。

自己做部长，让老朋友小同乡做弼马温，这事无论如何都有些蹊跷。那年月，革命后的政府，闲差特多，胡瑛位高权重，未必真的连部里一个闲差都给老朋友安排不了了。也许，越是老朋友，越是要压他一头，甚至不止一头更好。覃振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家伙，坐监坐久了，不知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鄂军政府内，自打停战，没有了危险，内争就白热化了。原先的种种革命情谊，都化成权力的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乐意再来一个人分上一杯羹呢？

革命之后，好些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都感到特别的失落。怎么当初追求理想的人，见了官帽子，就纷纷都变了，变得不认识了呢。爹亲娘亲，革命同志，都没有官帽子亲。同志之间的厮杀，一样刀刀见血。所以，革命以后，不少理想主义者开始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尼姑，伴着青灯黄卷，打发掉了余生。其实，革命虽然有理想，但在某些方面，跟其他改朝换代的争夺也没什么不同。很多参加者，尤其是某些特别有办法，有权谋的参与者，参加革命，无非是一种豪赌，赢的，一头是自家的性命，一头是荣华富贵。赌输了认栽，赌赢了就一步登天。就算那些原先没有如此想的人，也都是血肉之躯，真的富贵摆在眼前了，想不动心，保持革命精神，还是有点难。想做官，也没大错，但是，革命了，做官没有规矩，谁上谁下，像没有规则的抢椅子游戏，自然会有点乱，一乱，让外人看了，好像连清末官僚都不如，也就心生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