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独立各省的政府首脑叫都督。一个省按理只能有一个省级的都督，多了就麻烦，但人家陕西却有六个。革命党人革命不怕死，但革命之后抢都督也一样不怕死。都督争夺战，在湖南发生，在江西发生，在福建发生，就数在安徽抢得热闹，都督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陕西人比较聪明，谁说都督只能有一个？有官大家做，而且都是都督。抢都督的事，也就闹不起来了。

陕西是革命党和哥老会一起打下来的。按说，他们两下应该是一家。只是，两家的体系还是不一样，革命党的老大，在哥老会是后来的兄弟，而哥老会的舵把子，于革命党也是新人。革命党人的势力在新军，哥老会的势力则遍布全省的每个角落。辛亥起义，是新军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占领西安，拿下满城（即西安的内城），新军居功第一。但是，游说巡防营按兵不动，以及各个地方的易帜，则是哥老会的功劳。天下打下来了，革命党人推了自己人，新军的军官张凤翙做统领，但哥老会舵把子们有意见。尤其是哥老会里资历最老，人望最高的张云山有意见，人家不等推举，已经自封为“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了，略等于皇帝。怎么办呢？聪明的张凤翙有办法，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三正三副，六个都督之外，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钦差大臣，跟都督平级，把张云山也囊括进去。再加上两个副大统领，陕西一省，一共有十个省级最高官员。张凤翙以为，都督是他封的，他这个大统领，理应在都督之上。但是，没想到都督们并不买账，各自关起门来做大王，谁也不把大统领当回事。外面来的人，领了大统领的关防，要出城门，走哪个都督管的城门，得拿哪个都督的手令来，要不然就不放行。每个都督，都觉得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老大，只是都只能指挥自己手下的那点人马。

人马少了就得发展，扩军。于是，每个都督的属下，都大办码头，大摆香堂，在军队和地方两方面扩张。地方上县政府说了不算，码头说了算。军队里，长官说了不算，舵把子说了算。所有的码头，都公开插上三角旗一面，上书某某山，某某码头，还有码头当家的姓名。开赌喝酒闹事算是小菜，人家真的管事。组成保安队维持地面，征收赋税，设立公堂审案。审案都跟戏里演的包公似的，押过原被两造，先问后审，打板子，然后看着不顺眼的，推出去就斩。大舵把子张云山还在自家的官衙里安上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学的跟戏里的包公一模一样。登台演讲，也把铡刀抬上去，不断向人们宣示要做清正无私的包老黑。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包公们，知懂戏文，不懂法律，断案子经常乱来。甲来告状，觉得有理，于是准了甲。被甲告的乙不服，再来申诉，断案的人又觉得有理，于是准了乙。案子越断越乱。比较有创意的舵把子，不耐烦包公的蟒龙袍，喜欢武松式的短打扮，一身夜行衣，帽子上结一个大红绒球，足蹬厚底靴。但只要上衙，开路的衙役都不能少，一对对的铜锣也不能少。

一干闲散人等，自己就可以立码头，立了码头，就可以算是当地的政府，收钱，管事，审案子。于是，码头越立越多，只要有闲汉能纠集一群人，顷刻间就成了地方的老大。虽说都挂在省城里老大的麾下，但实际上老大也不知道底下到底怎么回事。码头多到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哥弟云布，码头星罗。码头多了，地皮就紧张，为了抢地盘，自己就火并。对地方的扰害，也日渐明显。像陕西这样地方，哥老会思想倾向相当保守，对于新学堂和洋务事业，电线杆什么的，都死看不上。对于教会，也不以为然。在当家作主之后，砍电杆，烧学堂，打教堂这样的事，也多了起来。外国人不高兴，迭来抗议。逐渐地，连他们的老大张云山也觉得不像话，下令限制码头发展，强行规定，大县码头限额一百五十个，小县一百个。而且不许擅自征收钱粮，不许审案，更不许随便打教堂、砍电杆。

可是，刚刚尝到胜利果实的哥老会会众，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把到嘴的肥鹅吐出去？码头纷纷抗命，各地派下去的县长，往往在码头抵抗下，不能到任。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陕西是个穷省，原来就需要发达地区协饷接济，现在协饷没有了，各地在码头把持下，税款又不上缴，坐镇西安的六大都督，需要养活太多的人，没钱怎么成？结果，西安来的哥老会，已经编成军队的哥老会，下来镇压没有编成军队的哥老会。上面来的人枪好，又有炮，码头终于消沉了。但上面的哥老会，也失去了下面的支持。

按今天的标准，哥老会这样的组织，就是黑社会，非法组织。干的买卖，多半是违法的。革命党利用黑社会推翻清政府，但转过来就饱受其害。陕西的革命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哥老会政府。一省六都督，九个老大，哭笑不得。在革命过程中，各省的光复，数陕西杀戮最多，破坏最大。不仅如此，革命之后，哥老会的泛滥，使得秩序迟迟不能稳定，给陕西的绅民带来很大的扰害，外国人也总是告状。事实证明，即使哥老会当家，也一样需要秩序，为了秩序，进城的帮会兄弟，出手镇压了在乡的弟兄，但哥老会的统治，已经极大地影响了革命的形象。革命党的形象，想要修补都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