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封官爵的事儿，在古代并不稀罕。凡是到了王朝末年，规矩坏了，皇帝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的小家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私卖官爵。说是私卖，有点不确切，因为中国古代的帝制国家，皇帝好比是董事长，所有官员，都像是他聘的雇员，按期领工资的。所以，他要想把官爵给谁，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古代，“家天下”这个概念，多少有点犯忌。真要是把话挑明了，士大夫们兴许就不给皇帝卖命了，同时，皇帝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被削弱。所以，明智一点的皇帝，都说要跟士大夫共天下。而士大夫也往往以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者的面目出现，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在为天下人的天下做事，修齐治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皇帝不经过官僚机器的手续，擅自封官拜爵，才被人们视为走后门。

东汉末年的官衔是可以买的，但资源有限，因为皇帝能掌控的，就是一些州刺史和郡太守。大卖的是爵位，这个玩意，理论上想卖多少，就可以卖多少。因此，皇帝和宦官合伙的买卖，主要经营项目是这个。卖到最后，关内侯，滥羊头，封爵的帽饰貂尾都不够了，只好拿狗尾巴来对付，于是给汉语贡献了一个成语：狗尾续貂。到了唐朝，官职都在中央政府手里控制，所以，皇帝谋私，就直接卖官。不经政事堂，斜封，封一些白板官儿。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官爵之滥，是因为捐班。只是捐班的出现，不是皇帝个人意志，而成为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官滥到最后，官衔和官缺（职位）需要分开来卖，一个官职，后面有一大堆排队候缺的。

滥封官是一种王朝弊病，确切地说，是王朝末世病，革命党人之所以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革这种弊病的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只要是革命党人说了算，滥封官的现象，都很严重。滥封官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酬功，即使被封的人，其实没什么功劳可言。江西独立之后，师长旅长，满地都是。还可以说是因为都督不是革命党，架不住号称革命党的会党人士的要挟。但是，湖南独立之后，都督和副都督都是革命党，但封官封的，居然比江西还滥。

湖南的独立，几乎没怎么动枪炮，巡抚余诚格溜了，只杀了一个并没有抵抗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要说功劳，其实大家都没什么，但是大家讨论的时候，都说的是历史功绩。焦达峰做都督，本来有点勉强，但是大人物都没到场，也就是他了。不过，混迹于新军和会党的陈作新做副都督，就更勉强，据说此公人品人缘都不怎么样，一个副都督是他自己硬要的。焦、陈二人能做都督，别人为何不能？自打新政府开张，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个个都说自己功劳大，资格老，要官，要钱。不给就大叫，拔枪，抡刀。都督府每天要开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昼夜。焦达峰当时才二十五岁，长期在哥老会里混，完全不明白官场的规矩。他和陈作新两个，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盖着都督府的大印。所有的官员，都跟他们一样，斜披着白带子，上书官衔。正经的官服还来不及定做，先把官瘾过了再说、自己过瘾，帮里弟兄当然也得同享福。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条白带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后来人越来越多，书记官忙不过来，就弄些白带子盖好印，挂在那里，谁来了，要什么官自己写。官衔写的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反正来的人，觉得官怎么大，就怎么写。光要官不算，有人还要钱，宣称自己要招多少人马，就支一笔钱走。你说能招一标，那好，标统，他说能招一协，那好，协统。钱刚支走，转天还来要。会计问他要花费的明细账，他说，我们办大事的，算什么细账！不给，就大闹，拔出指挥刀来，到处乱砍。那一阵，长沙唯一一个卖指挥刀的店铺，存货全都卖完了，满大街的人，都挂着指挥刀。好些标统和协统，司令部门口，只有两个兵，雇来站岗的，枪也许还是借来的。原本，湖南的新军，只有一个协（旅），但革命后，不知多了几个协，连镇（师）都出来了。到底有多少兵，作为都督的焦达峰，肯定心里没数。在大肆扩军中，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毛泽东，也加入新军，做了一名士兵。一个月领七元军饷，两元伙食，再加上点零钱买水，剩下的全部买了书。他当了半年兵，一枪没放，一仗没打。这样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军官，别的不说，单军费一项，独立后的军政府，半年功夫，就把原来湖南多少年攒的钱，都花光了。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这种做派，其实是江湖好汉的风格，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做了皇帝，弟兄们都得有个官儿当当。义气是够义气，但就是皇帝也不能这么做。革命党人为了快速见效，联合会党，但每每不是革命党影响了会党，而是会党左右了革命党。会党革命，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进城来享福的。一来二去，革命党人自己也对革命的理想、民主共和的追求，不甚了了起来，打下了江山，就急于品尝革命果实——跟兄弟们一起分享。据时人记载，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人，每日在都督府的工作，除了封官，就是忙活赶制自己的都督制服，还好，制服居然在他们被刺杀前赶了出来。可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焦达峰遗像，似乎并没有身着都督军服少年英雄的样子。尽管我们对这二人的死，十分同情，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样子做都督，的确做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