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抢椅子游戏。有理想的人淡泊名利，革命只是为了实现理想。但革命过程中，有理想的人毕竟不多。革命起来，一大把官帽子掉地，被一群新人拾起。官帽子本身，意味金钱、地位、荣耀甚至还有女人，从来诱惑力惊人。只消革命成了功，官帽子就有人抢。辛亥革命，最耀眼的官帽子，就是都督，一省的都督，含金量最高，争得最凶。江西在晚清，是个无足轻重的省份，东边，比不过江浙，西边，比不过两湖，南边，又不及广东，北边，也不及安徽、河南地理位置重要。江浙作为科举传统大省，出的人多。而湖南、安徽，因湘淮军的缘故，也大出风头，朝里的人都比较多。所以，江西作为两江总督的辖区，一直作为江浙的附庸，说穷不穷，说富不富，很低调地存在着。晚清编练新军，江西到辛亥革命爆发，才练了一个协（旅）。但是，恰是在大家都没看好的江西，都督的争夺，最为激烈。几个月之内，接二连三，四易其主。

江西的起义，发动相当早，武昌起义不及半月，九江新军就动了起来，产生了一个都督，九江都督马毓宝。然后南昌新军也起义了，江西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可能有强人地方官的存在，巡抚和新军协统没有抵抗，兵不血刃，江西光复。鉴于新军协统吴介璋是个老实人，因此起义的新军推他做了都督。从理论上讲，吴介璋这个都督跟湖北的黎元洪一样，都是以非革命党人身份被革命党人推举的。但是，他却跟黎元洪没法比。黎元洪是首义的都督，具有象征性意义，加上后来多少有点贡献，而且得到立宪派的拥戴，一批军官的拥护，所以，地位稳固。他跟江浙两省有立宪党人背景的都督也不一样，江西的立宪党人原本就没有根基，他跟立宪党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权力基础，唯有推举他的少数新军士兵。革命之后，监狱里放出来和山上下来了许多洪江会的会党，这些人，说起来都是当年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党，资格老，脾气大。另一方面，从外面回来的留学生，个个也宣称自己是老革命党，资格更老，脾气更大。两边的人，都张口闭口，说自己是孙文派来的，伸手管都督要官，不给，就拔出手枪拍桌子。更可怕的是，自打洪江会下山之后，这些江湖好汉，就在南昌城胡作非为。讨一个头衔，就自称师长旅长，成群结队，背着大刀，头扎英雄结，招摇过市，公开开赌，寻衅闹事，甚至打家劫舍。面对混乱，吴介璋束手无策，大体上管不了。

管不了事的都督，很快就成了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很快一封“公函”来到了都督的桌子上，“公函”是一个命令，上面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孙汶章”，即孙汶之印的意思。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兹委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随函还有一封也不知给谁的信：“孙文黄兴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彭程万摄理赣军都督，诚恐军民不肯承认，已派敢死队一百人进城，预备施放炸弹。”显然，这个命令是假的，假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因为只有在清朝通缉令上，孙文才被污蔑性地写成孙汶，加上三点水，意思就是说孙文是江洋大盗。真的孙文，怎么可能自称孙汶呢？信更是假的，孙文再不堪，也不至于为了某人当都督，要派人扔炸弹做威胁的。可是，当时的都督吴介璋却不明里就，他此前不过是个清朝新军的军官，根本不知道孙文的名字到底是文还是汶，也没有心思去辨别真假。这个被人推上来的傀儡都督，其实做得也不舒服，加上还有敢死队炸弹的威胁，正好就此下台。于是，他就真的把彭程万找来做了都督，自己让位走人。

当然，写这封敲诈信的人，不是彭程万，他们推出彭程万，不过是想顶一个更加懦弱的人在上面，好为所欲为。彭程万革命前，只是个小小的测绘学堂的监督，既无名气，也无魄力。做了都督，在人前讲话都浑身发颤。做了不到一个月，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接任者是九江都督马毓宝。江西不到两月，换了三个都督。事情到此，还没算完。因为这个马毓宝革命前也不是革命党，当然也没有立宪党人的后台，所以，位置也不稳。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真命天子”，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李烈钧。李烈钧是日本士官生，在日本时即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直在云南讲武堂做教官，武昌起义前，奉命参加永平秋操，半道闻听革命，改道南下。先在马毓宝那里做参谋长，然后去了一趟武昌，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三挺马克沁机枪，其中有一挺还是打不响的。他用这三挺机枪，成立了一个机枪营。当时机枪还是个稀罕玩意，江西很落后，人们没见过这东西。李烈钧就凭着这三挺机枪，做了都督，也用机枪，整顿秩序。上任不久，公开抓了一些为非作歹的洪江会头子，他是正牌的革命党，不怕这些会党，公审之后，用机枪执行枪决，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犯打成了筛子，让江西老表们领教了机枪的厉害。然后把两挺机枪架在都督府门口，一挺是好的，一挺是打不响的，但唬人足够了。那些想要争位的人，即使不怕李烈钧，也怕机枪，一时间销声匿迹。

就这样，李烈钧这个都督坐稳了，再也没有人敢挑战他的地位。江西的秩序，也开始恢复，军队也得到了整顿。袁世凯上台之后，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江西是地位最稳固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二次革命，唯独江西的抵抗，才像个样子。这一切，追根溯源，亏了那几挺破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