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属于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属于同盟会系统发动和参加革命的人，多半跟资产阶级扯不上关系。作为革命主力的南方新军士兵，无非是农村失业的读书人，而其他的成员，会党是流氓无产者，只有华侨和学生跟资产阶级可能有点瓜葛，但也很难说。在海外的人，不见得都是资产阶级，学生的出身，更多还是传统的士绅。当然，革命闹起来之后，作为新市民的商人和企业主，对于革命，还真的比农村的人更热心。但拥戴革命与否，其实跟阶级无关，跟生活的开放程度，欧化的程度有关。我们说过，武昌起义中，就有商团的参与。这样的参与，在很多发达地区都有过。江南的无锡和江阴，革命的光复，基本上没有外来的革命党人什么事，竟然全是商团包办的。

无锡在清代，一城之内，有两个县府，一个是无锡，一个叫金匮。在苏州的巡抚程德全宣布光复独立之后，有些府县立刻“奉宪独立”，挂起白旗。但有些县不肯，他们宁可听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无锡两县，就是如此。无锡是个钱庄业相当发达的地方，钱业子弟，经常来往上海，受新思潮新思想影响很大，很早就成立了体育会。那个时候，搞体育就等于操练兵操，因此，多半要购置枪械，雇懂军事的军官来教练，立正稍息，瞄准放枪。武昌起义一爆发，钱业同人在体育会的基础上，成立商团，有四、五十人，成为无锡地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无锡两知县不肯听巡抚的，但是钱业商团乐意听。有大印的没枪，有枪的没大印。于是，商团转身成为光复队，荷枪实弹，进军县署。到了无锡县衙之后，知道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光复实际上等于演戏。先示威性地先放了三排枪，然后进入内堂，把头脑冬烘的知县揪出来，让他交出大印。然后留下人留守，大队再往金匮县署，如法炮制，再演一回。跟其他地方的光复不同的是，其他地方一般都不管监狱，一任囚犯逃出，甚至有的还特意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的囚犯。但是，无锡钱业商团，在进攻县衙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保护监狱的安全，特地派出一队人马，弹压因狱卒逃散而蠢蠢欲动的囚犯们。当实在控制不住了，就软硬兼施，稳住局面。然后把一些轻犯放出，重犯依然留押。显然，商团的光复，对于本地的秩序更加在意，生怕犯人出来，会扰乱了社会的治安。整个革命过程，枪是放过了，但一个人没伤，顽固的知县，在交印之后，就放他走人，整个过程，连监狱的囚犯都没逃逸，真是匕鬯不惊，和平到了家。

江阴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要塞，驻军较多，有江防营、要塞兵，还有常驻的湘军。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地商民也组织了公团，收罗一些枪支，由学生为骨干，维持治安。上海光复之后，又从上海弄来更多的枪械，公团进一步壮大。同时，由于周边驻军自武昌起义之后，粮饷两绝，公团主动承担起他们的粮饷，驻军都答应听命于公团。在这种情况下，知县当然不敢不听命。于是，光复独立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仪式。到了选定的日子，公团列队出发，驻军的号手被借来在队伍前面吹号，举行声势颇大的入城式。队伍先到纪念清初江阴抗清起义的阎应元等三人的三公祠，全体肃立行礼，昭告先贤光复了。然后列队吹吹打打进城，沿着大街走一圈。沿途的居民，原来以为是外面来的革命党人马来了，结果出来一看，都是熟面孔，自己家的娃，欢喜得不得了。最后走到县衙，原来的知县，交出印信，被要求留任民政长，知县忸怩了一下，也就答应了。每日依样画葫芦，办的也是过去的公务。跟无锡一样，公团也特别在意稳定秩序，光复后，马上清理监狱，把罪过较大的枪毙了两个，放了一些轻犯。整个过程，除了枪毙人犯，一枪都没放，更没有死伤。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样没有破坏的革命，是要遭到谴责的。但是，平心而论，当地的老百姓，无论穷还是富，除了少数痞子，其实更喜欢这样的革命，制度变了，却没有破坏，生活节奏也没有改变。连当家并护院的人，都是自己的娃，有多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之所以进行得比较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了立宪党人的参与。相对于革命党，立宪党人更能代表新兴的企业家和新老商人的利益。像无锡和江阴这些地方的商团，其实就是立宪党的基础。无锡商团的首领蔡容在一年后叙述他们光复的经过时，明确说明他们之所以对清朝政府不满，就是因为清廷假立宪，搞皇族内阁，还收回各省的路矿权，觉得满人已经不可理喻。这样的认识，跟当时立宪请愿运动的领袖，张謇、汤寿潜、汤化龙他们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由于对清廷倒行逆施的极度不满，工商界人士、城市的市民乐于响应革命。但是，他们却比革命党人更在意秩序，他们不想因为革命，使得原来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尤其不想那些社会边缘人士，黑社会分子趁机冒出来破坏秩序。在这方面，他们跟那些其实不想革命的乡绅们，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只要他们能当家，就肯定用全力遏制会党势力的抬头。如果不能，也会想办法限制会党势力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处于社会边缘的会党，实在是太可怕的东西。由于嫌革命党跟会党走得太近，他们在革命后，宁肯选择袁世凯，不愿依从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