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朝廷和报界，最初都说是兵变。但在一般人的习惯里，兵变跟起义是不一样的。兵变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之所以变，首先因为对上司不满，但这不满，往往跟钱财有关。所以，变起来，就大抢一通然后呼啸而去，戴着抢来的钱财四散回家，就像吃了一顿丰盛而且连吃带拿的散伙饭。除非像民国元年北洋第三师这种有组织的兵变，才会抢完了还回营。但是革命或者起义不是这样，像武昌起义，从统治者视角，的确士兵哗变了，但哗变了的士兵，是要夺取政权，不是抢银子分银子。因此，虽然政权易色，但政府的库银和商家的银子都没有事。因为哗变的新军士兵有理想，有抱负，他们干这种掉脑袋的事，不是为了钱。但是，革命起来之后，参加的人多了，良莠不齐，纪律就靠不住了，而也介入革命的一些北方军队，革命理想淡漠，就更不靠谱。发生在江北清江浦的一场革命，就由革命变成了兵变。

清江浦又叫袁江，现在是淮阴市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清朝在此设置江北提督，并有北洋军一个混成旅驻扎。提督官衔跟巡抚相若，一省两提督，分明有分而治之的意思。而江北提督，一向由北洋系统的人充任。所以，虽然江苏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辖区，但北洋的势力，却已经伸了进来一只脚。只是清末革命党的渗透，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而西太后死后，满人亲贵的上台，立意摧毁袁世凯的北洋山头的做法，更是给了革命党人机会。不仅像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这样的大人物进到北洋军掌了大权，下面的一些小营长小连长，也有接受革命党宣传的。革命一起，大人物革命未成，但小人物还是闹出了点事，几个小营长发动的滦州起义，就是一例。驻扎在清江浦的第十三混成旅，也有这样的小营连长。

当时，原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因袁世凯的出山，被调往湖北，位置由淮扬道满人奭良护理（代理）。奭良是个好好先生，六十多岁了，跟多数满人官僚一样，吃喝玩乐都行，但就是带不了兵。所以，当地这一协北洋军，渐有不稳之势。所以，在段祺瑞走了不久，十三混成协的两个管带（营长），一说是队官（连长），带了几十个士兵，突袭道台府，噼噼啪啪打了两个多小时，由于事不机密，奭良事先有备，里面守军颇多，没有得手，革命党退出城外。奭良遭此乱，想了好久，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安抚收买，于是购买了近百头猪，让官兵们大吃二喝，还许诺加发一个月的军饷。没想到，这点小恩小惠，反而勾起了这些士兵的野心，让他们觉得提督府里银子不少。原本只少数人作乱，下回，当两个小营长返回鼓动造反时，反而大批人马都加入了。一时间枪声密布，四面楚歌，士兵们把炮也拉出来了，对着城门一通乱轰，城里人心大乱。没办法，道台老爷只好带上家眷翻墙走路，一夜之间，清江浦变了颜色。

可是，等到第二天城里的绅商打开城门，挂起白旗，列队欢迎革命军入城时，却出了乱子，跟着闹的没有军官，部队的建制早就打乱。跟武昌起义不一样，这些士兵根本不听两个小营长的，进了城，就大开抢戒，抢完了库银就抢商铺，抢完了商铺就抢百姓。这些士兵，大半是徐州人，家乡不远，抢完了之后，就集体开溜，回老家去也。他们一开头，城里城外的流民，也乘机抢劫，乱了好些天，才由绅商推举的江北提督督练公所的蒋雁行出面，带了少数没有参与兵变的军队，把局面稳定下来。就这样，一场革命，变成了兵变。

显然，这两个小营长或者连长，所能影响的人有限。开始攻打道台府，只有几十人，就算是俩连长，也应该能调动两百人才对。后来鼓动起参加的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只是想着发财。因为士兵们传说，道台府有几十万两银子。革命成功，道台走人，只是给了这些乱兵一个机会。北洋军不像南方的新军，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比较能接受文明的价值观，他们就是些在土地上刨食吃不上饭的北方农民，当了兵，就是为了吃粮拿饷，眼界又窄，听说有几十万两银子有机会拿，没个不眼红的。碰巧驻地又是帮会、教门丛集的所在，历史上就是所谓刁民难治的地方，难免不接受坏影响，而鲁南淮北一带的第三社会，恰恰没有接受革命党的宣传，跟革命党没有什么关系。天下大乱之际，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趁机发财的好时机。所以，只要有人开了头，他们就敢跟上，跟上不是为了革命，就是为了抢钱，就这样，革命就变成了兵变，变成了抢劫。大抢之后，这些士兵，就纷纷往徐州老家跑。有些后来还被轻易追到，追回了赃物，掉了脑袋。有些回家的士兵被革命学生说服，回来革命，结果时过境迁，做过抢匪的士兵，没有人再相信，学生被杀掉，队伍被缴械遣散。参与兵变的士兵，后来大部分被来到徐州的张勋所收编，成为辫子军的一部分。

有资料表明，山西的起义军，有相当部分的参加者，也没有什么革命理想。当革命发生，很多人不仅见钱眼开，见了鸡鸭鹅猪，也眼开。革命当口，把街上的活物都吃光了。副都督领兵去占领藩库，结果到了那里，已经有人在抢了。下令带来的士兵制止，没有人听命，悬赏也不行。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士兵们全乱了。抢的过程中，有被塌下来的银箱砸死的，也有争抢中斗殴打伤了的。大批的银元宝，被乱兵抢走，还有用东洋车拉的。当然，抢到了银子，这些士兵也就散了。参加起义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张培梅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有人鉴于山西革命军的行径，说山西没有民军，只有土匪。当然，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但山西革命军纪律不好，却是实情。难怪山西的民军，这么不能打，易守难攻的娘子关，稍微一战就放弃，然后就一个劲儿地撤，拱手把山西让给了北洋军。

除了一少部分在革命前就参加革命党的人之外，士兵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很可疑的。对他们来说，参加革命军还是参加不革命的军队，都是吃粮当兵。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想他们在大乱之际，安分守己，委实是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