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各地光复，多有浑水摸鱼者，小地方被摸也就罢了，江北重镇扬州也被摸过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在清朝中叶之前，属于江南繁华胜地，南北盐商集聚地，人多，钱多，美女多。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若干不想进官场，也不想务农的才子，在这里大抵可以混得很好，比如扬州八怪。但是，到了上海开埠兴盛起来之后，就把扬州的财、才两气，连同美女给吸走了。这里固然还是个富庶地方，但早没了昔日的繁华如锦的光彩。革命一起，正经的革命党人没把此地看在眼里，清政府也没派兵前来镇守，于是，就给了一个混混可乘之机。

混混名叫孙天生，即使1949年以后专门为他“平反”的调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混混做革命党，在当时也是有的。只是，在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而后来的调查，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革命党，在上海跟革命党人建立的联系。可是，如果说他是革命党的话，不惟在当时他被剿灭之际，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事后革命党也一声不响。如果说他跟革命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带人来扬州时，打着白旗，前导士兵各执两面旗帜，上写：“还我山河”，“光复大汉”。所贴告示，用黄帝纪年，后署扬州都督孙天生，一切都跟革命党操办的光复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如果没人教，或者没跟人学过，凭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小混混，肯定是办不来的。

至于说自己作了都督之后，没有什么举措，倒也没什么奇怪，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也没做过什么，顶多强迫民众剪辫子。孙天生奇怪的是连辫子也不张罗剪，每日光骑马在街上抖威风。但是，说起来，这倒是件便民的好事。一进城就问藩库的银子，不奇怪，把剩下的银子都抢光，也不奇怪，有哪个革命党夺了权不要钱呢？人家说了，要钱是给士兵发饷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不扩军，如果拿银子招上几千人，别人也许想打他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也不稀罕，很多地方光复之后，只要不是立宪党人当家，也这么干。至于通告扬州三年不完粮，苛捐杂税全免，平抑物价，每石大米不得超过三元，每斤猪肉不得超过二百文，也是那些比较有民生理想的革命党当家之后常做的事。当然，在孙天生身上，不大符合革命党惯例的奇怪事也有。头一件就是进城之前，抢了一家绸布店，抢了一匹白绸子，裹在了身上。当时都传说，革命党是在为崇祯皇帝戴孝，白盔白甲。白盔白甲比较难弄，但弄一身白衣服倒是没什么难处。只是，为崇祯戴孝，成了抢劫的借口。这个，革命党人似乎并不做，真要干，也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中人。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他们占领盐运使衙门之后，自己抢光了值钱的东西，还打开大门，对周围居民大呼：大家快来发财呀！于是大批的穷人蜂拥而入，把家具搬了一空，甚至连门窗和地板都撬走了。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会党是革命党人借以发动革命的助力，被利用的会党，其实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革命党的主张。但是革命一起，他们也趁机起来，冲锋在前。他们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但是，做起事来，还是会党这一套。开仓放粮，释放囚犯，大家发财。比较起来，孙天生他们，既没有在大街上开娼开赌，大散海底，也没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比起其他当家的会党中人，他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趁乱占了扬州的孙天生，就是一个跟革命党有关系的会党人物。但是属于底层的会党群众，到过上海，见过世面，估计也听过革命党的宣传。在他周围，除了若干清军防营士兵，就是一些有着大癞子、小癞子之类外号的拳师、衙役、闲汉这类的帮会人士。只是他们这伙人规模太小，孙天生在帮会里，估计地位也不高，没有过硬的靠山，又没有像其他会党参加革命的团伙那样，弄若干懂行的真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就拉起队伍进城了。

其实，剿灭孙天生的人，号称镇军都督林述庆部下的徐宝山，也是一个帮会头目，做过大盐枭，后来被清朝招安收编，成了巡防营的头目，革命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做盐枭的人对扬州是有感情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流氓在前，扬州这样的肥肉，断不容小流氓吃了。于是，大流氓以小流氓假冒革命的罪名，杀掉了孙天生，追回了孙天生好容易抢到的库银。像孙天生这样，革命不拉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当家，当了家又被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帮会大佬干掉，会党和革命党两边都不会理他，所以，孙天生就只能是假冒的了，失掉组织也罢，组织不成人也罢，反正没有待见他。

孙天生自己，倒是有点豪气，不失江湖本色。临死，没像阿Q那样窝囊，连句唱都没有。他大叫：“做人要做大丈夫，我孙天生也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慨然赴死。而当地的老百姓则唱道：“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当然，清朝的江山，是不大可能被像孙天生这种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主动捣乱，四下捣乱就捣完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趁乱摸一把。无论乱子是什么性质的，能摸他们都会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