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确立的用以监视汉人，控制四方的祖制。虽然说，这个制度连同驻防在外的八旗兵，早就看不住天下了，但是，一直到清王朝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制度依旧维持着。其间，进行过多次改革，力图让驻防八旗重振雄风，花大价钱买来洋枪洋炮，外聘洋教练加以训练，但大抵一点用都没有。变成统治群体之后，八旗无论贵贱贫富，都成了闲人外加废人。

但是，这群闲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大麻烦。革命党人的革命，在当初就是排满。宣传的时候，杀气腾腾，似乎恨不得食满肉，寝满皮，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来，市面风传，革命党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要杀光所有的满人。所以，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满城，没法不恐慌。总不能让人家像杀鸡似的给杀了吧？所以，要抵抗。于是，架枪、拉炮，上岗。有的还加紧训练，充实军官。可惜，八旗老爷兵，已经做闲人做了二百多年，急来抱佛脚，再怎么急，也没有用。好在，即使革命党，其实对满人没那么大仇恨，宣传只是宣传而已。只要满人不抵抗，几乎没有起义者喜欢杀人的。然而，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当口，双方都不大摸底。虽然多数满城里的旗兵，比如杭州、广州、南京都没有抵抗，满人大抵无恙。也有城市如西安，里面的满城发生了真正的抵抗，当然，旗人死伤也比较多。还有的地方，比如福州，驻防的将军死活要打，似乎也真的打了，但却只是双方放了些空炮，人基本没死的。只有一个将军，因为头脑顽固，当时“斗志”过于坚强，在旗人投降之后，丢了性命。这种抵抗，其实只能算“似抵抗”。

福州的将军名叫朴寿，系满人镶黄旗人，科举正途出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坐的这个位置，一直等到革命发生。朴寿《清史稿》有传，关于这场抵抗，《清史稿》说的颇为惨烈：“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朴寿）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当然，这位旗人将军，的确很顽固，也很认真。大概算是外地驻防八旗将军中，唯一一个有心有点作为的。据说待属下旗人相当厚道，辛亥年黄花岗起义之后，整个南方的官场风声鹤唳，福州官府，也迭次接到暗杀的恐吓信，他出行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把他吓得魂都要掉了，以为暗杀团来了，好容易惊魂甫定，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卫兵走火，一怒之下，下令杖责这个冒失鬼，令刚下，转念觉得不妥，不应这样得罪人，马上又取消，保下了那冒失卫兵的屁股。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开始整顿旗营，充实军官，加强训练。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妇女发小刀一柄，发誓跟汉人决战。可惜，将军的励精图治稍微晚了点，福州的旗营，跟其他旗营一样，缺员太多，即使全数上岗，也多为老弱病残，扛不动枪，能扛起的，也不会用。满城之外起义的新军大炮一响，这边就不战自溃，连将军衙门都空无一人了，白瞎了将军的报国之志。其实，新军那边，炮也放的乱七八糟，漫无目的。但是旗人怕炮，从来如此，炮一响，人就没了。不一会儿，旗营的白旗就挂出来了。在开战之初还豪气满满的将军，这会儿也没电了，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任凭部下缴械投降。据当日在场的旗兵回忆，投降的白旗上，还写了四个大字“愿缴军械”，这四个字，就是副都统明玉的儿媳妇亲手写的。再过一会儿，起义军派人进来，带走了朴寿，杀了他，副都统却被放了回来。肢解是没有的，但是朴寿的脑袋肯定是掉了。放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装在棺材里了，并没有弃尸山下。

当日唯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城外山上的一座寺庙里。守在里面的旗兵，在寺院墙上挖了很多枪眼，闻听起义军来攻，人影还没见着，就拼命放枪，而起义军也不进攻，跟旗兵一样，只是往寺院打枪。双方都没有经过战阵，都不敢来真的，只管霹雳啪啦地放枪，一个人都没伤到，子弹打光了，旗兵只好投降。显然，这部分旗兵比起他们的同事来，要勇敢得多，那些人炮一响，就都换上便衣开溜了。一场战斗，在起义军方面没有什么损失，旗营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怎么死人，只是浪费了好些枪弹。福州的革命党人，很讲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见着若干没辫子的，给三块。应付来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这么一来，那些提前开溜的人，再次溜回来找饭吃了。毕竟，福建里北方有点距离，外面兵荒马乱，还不如在原地待着。

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土匪的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所以，尽量减少杀戮，成为多数起义者的共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旗帜就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满人也混在里面，咸与维新了。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早知道是这么回事，连少数的抵抗也不会发生，革命的过程，会更加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