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当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人很多，各个层次的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至于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的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而且，清政府有意改善了八旗的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要比当地的新军还要好。但是，革命发生之后，各地的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但也不是一个没有，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穆就是一个。自己死，其实不容易，“吾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官做到一定份上，就是自己想死，也未必死得了。一大家子人，拖累太大。况且，晚清的人们，传统的观念已经动摇，有谁还在意忠孝节义？

镇江的八旗防营很有名，系著名的京口驻防，由一个副都统统率，常川驻扎一千六百余名士兵。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副都统海龄率京口驻防八旗跟英国人血战，据茅海建研究，此战让骄横的英国人付出了三十九人毙命，一百三十人受伤，外加三人失踪的损失。超过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次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鉴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加上是远离本土的海外作战，所以，受伤的英军士兵带来的战斗减员，比死亡还要多，而且多半活不了。因此，精通军事的恩格斯当年评论道，说是如果英军在中国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当然，镇江的驻防八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样据茅海建的统计，战死二百二十五人，受伤二百二十六人，失踪四十八人，三倍于英军。城陷之后，八旗兵跟英军展开了巷战，很多人肉搏到最后一息。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鸦片战争爆发时，舆论公认八旗已经腐化，但镇江的驻防八旗却能打出这样的战绩，的确不同凡响。

当然，当年的战绩，只是八旗最后一点回光返照。也许能战的八旗子弟都在那场鏖战中死光了，随后到来的太平天国战争，镇江八旗就没有什么有光彩的表现了。八旗跟绿营一样，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京口驻防的八旗，已经拖家带口膨胀到了近万人，据说多为蒙军八旗，能拿枪的还是不足两千，虽然装备精良，但跟所有八旗防营一样，武备松弛，人无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能过一日算一日。

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作为宗室的载穆升任京口副都统，他倒是想有点作为，还尽其所能，对八旗防营进行了一番整顿，只是收效甚微。武昌起义时，镇江新军有五个营，兵力超过旗营，但没有重武器。重炮和机关炮，都在旗营手里。新军不稳，各地皆然，载穆也早有耳闻，武昌起义之后，他一边下令全营戒备，一边下令把大炮拉到城墙上，炮口对着新军营盘。害得新军十分惶恐，很多人主张移营他走，虽然最后没走，很多士兵也不敢回营，住在外面。作为起义首领的营管带林述庆（起义后担任镇军都督），还多次化装到旗营周边侦查地形。并且通过关系，从已经起义的上海，弄来了大批的弹药。可见，新军对于旗营还是相当重视，做了一场恶战的准备。

然而，这场恶战根本没有发生。拉炮上城墙，全营戒备，其实不止吓到了新军，更吓坏了自己人。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仗的京口八旗防营，已经闻不得火药味了。没等新军起义，这边的旗兵就多次跟当地商民商议“和平解决”，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旗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这样的商议和谈判，其实一直瞒着副都统在进行。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载穆也无可如何，“始则涕泗横流，哽不能语，继则曲徇众请，无复异言。”最后，咬咬牙，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保全旗人生命；二、保护旗人财产；三、护送载穆家眷行囊出境。这边绅商当然悉数答应（其实这些条件早在商议中就已经定了），然后，这位副都统就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这一切在新军未发动时，就已经发生。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居然兵不血刃就烟消云散。蓄谋起义的新军，居然一枪没放，没有机会放。整个过程，只折了一个满人贵族，还是人家自己了断的。而载穆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对于载穆的死，让镇江士绅很是感动。地方士绅首领镇江中学校长杨振声发起募捐为他立祠纪念。在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杨振声还上书袁世凯，请求为载穆建立专祠。认为他不仅防止了战火发生，而且舍命尽了效忠之义。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垮台的时候，居然是树倒猢狲散，没多少人在意它的死活。遗老遗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仁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之后，民国办得又没什么起色之后。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这个死心眼的载穆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