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谭延闿是个人物。他在汪记国民政府做过政府主席，蒋记的国民政府，做过行政院长。虽然好像实权不在手里（此老做什么，实权似乎都不在手里），但毕竟是顶了天的大官，死后，要举行国葬的。也真就国葬了，葬在中山陵，孙中山的旁边，一个蒋介石一直想要，却最终求之不得的地方。

但是，谭延闿不是老同盟会员，作为一个大人物，革命的资格很浅。他跟国民党的关系，跟孙中山的关系，始于辛亥革命。革命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如果不是这场革命，他可能会是一个名绅，或者高官，抑或著名的书法家，但无论如何，不会跟革命扯上关系，不会涉及那么多场的战事，不会当罢督军、司令、军长，再当主席和行政院长。

其实，谭延闿的崭露头角，是在清末。谭延闿是个贵公子，父亲谭钟麟，做过清朝的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谭延闿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子，少年得志。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得中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破了湖南的天荒。要不是西太后因年头不利，刻意追求吉利，也许状元就不一定是直隶的刘春霖，而是湖南的谭延闿了。但是就这个会元，也让湖南人一时很是扬眉吐气。晚清湘人很牛，但最牛的胡林翼、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不是科门高第，一直也没有科门高第。一个谭延闿，把面子挽回了许多。

谭延闿的父亲，是个保守派。戊戌维新时，拥护维新的大吏不多，跳出来反对新政的封疆大吏也不多，但有他一个，在两广总督任上，首先裁撤新政事务。可是，儿子谭延闿却是个趋新的人物。辛亥年，他是湖南谘议局的议长，是立宪派的领导人之一，给清政府添了不少麻烦。此前的立宪请愿，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不仅如此，湖南的谘议局，属于当年最活跃的谘议局之一，搞得风生水起。每有举动，全省为之瞩目。因为加税案，他跟巡抚官司打到资政院，而且取得了胜利。革命前，他跟革命党没有关系，但辛亥年巡抚余诚格几次要杀党人，都为谭延闿所阻止。革命发生的时候，跟湖北的汤化龙一样，谭延闿也对清政府失望到了极点，因此，尽管对革命党人不明里就，还是很配合，不仅出面说服立宪派士绅接受焦达峰和陈作新，而且出任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只是，在一个讲究资历的国度，焦达峰这样在革命党和社会上都藉藉无名的会党好汉，在绅权特重的湖南，无论如何是无法立足的。即使焦达峰当了都督之后，没有那样的江湖做派，胡乱封官，天天摆席，他的都督也做不长，因为总有人不服。

不服的人策动士兵作乱，杀了焦达峰和陈作新，但却拥戴谭延闿做都督。那日，众军汉涌入谭家，直入堂奥，大呼小叫：“谁是谭延闿？”吓得谭延闿面色如土。军汉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拥入都督府，大有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味道。有史料说，“军士以强迫手段，以四人负之入轿，四人舁（抬的意思）之迳去”，跟绑票一般。作为外国人的长沙税务司向上司报告说，谭延闿在去都督府的路上，是一路哭着去的。到了那里，谭延闿半晌定下神来，才明白这些军汉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做都督。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要厚葬焦、陈二人，因为他们毕竟是革命元勋；第二，军人要守纪律，服从军法。如果不答应，他宁死也不做这个都督。事已至此，军汉们只能答应他，大家一起高呼万岁。那情形，就像当年赵匡胤被军士拥戴，黄袍加身一样。

由于谭延闿成了这场变乱的受益者，所以，后来的史家，每有说刺杀焦达峰是他的指使，虽然并没有证据。其实，谭延闿在当时，也感觉到了某种尴尬。他刻意疏远作乱的军官梅馨，致使此人一直郁郁不得志。同时，他对焦达峰任命的都督府人员，一律留任，以示安抚。作为一介文人，被一群军汉拥戴为都督，没有能力制裁作乱者，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据说，谭延闿也有一手好枪法，曾经在军人面前露过一手。也曾遭遇过闹饷军人的围攻，他都处变不惊。但是，他毕竟不是军人，在那个乱世，一个文人，很难让军人心服口服。他做了都督之后，湖南在他手上，作为湖北前线的直接后方，一直维持到南北和谈成功。有意思的是，当立宪派们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时候，谭延闿却加入了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成为著名的国民党都督，直到被袁世凯免掉。在督湘期间，对革命党人特好，对“革命伟人”一律刻意逢迎，还把长沙的一条路，改名为“黄兴路”。

此后的谭延闿，就一直作为国民党人，活跃于政治舞台。前后三次督湘，最后大革命时北伐做了北伐军第二军的军长。跟蔡元培一样，他是国民党内两个革命的翰林之一。只是蔡元培一直都是文官，而谭延闿却一直在做着将军。可是这个将军，脾气特别好，人们一边尊称他为畏公（他的号是无畏），私下却称他为谭婆婆，谁也不畏他。谭婆婆字写的好，更好求，当年的湖南，一个小点心铺子，都可能有他写的招牌，不过都是免费的。谁撞上他，一求，准答应。做了那么多年的将军，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人当他是军人。国民党有两个人缘特好的大人物，被叫做“甘草”（中药里，甘草药性平和，跟哪种药都可以配合不打架的），武甘草是何应钦，文甘草就是谭延闿。脾气好的人，官运也好，不服不行。但是这个官运，不仅跟他的脾气有关，而且跟他赶上了辛亥革命有关，跟他在辛亥后的选择站班，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