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是个命特别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国字形四方大脸，堂堂仪表。从清朝到民国，官场之中，有这样相貌的人，命都不错。在清朝举人大挑（即选拔举人直接进入仕途的一种程式）的时候，这种人属于首选，只要参加大挑，就注定会做官的。大挑的标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用人的相貌标准。在上面的人，大抵以为凡是长成这个模样的人，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人，但凡进了官场，官运大抵亨通，黎元洪也是这样。这个出身海军，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做过严复学生的人，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改投陆军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协统（旅长）。要说有什么本事，很难说，但的确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澂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比较起来，这个出身海军的人，知识水准似乎要比陆军将领要强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们，黎元洪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他对话。海军学堂出身的人，应该差不多，因为当年海军就是学英国的，教材和教师，都是英国人和英国的留学生。在湖北新军里，他和张彪一个混成协统，一个镇统，张彪的声誉一般，传闻颇多，但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憨大头，后来居然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的民国总统。期间，多少个风云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后来做了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前清时节已经官拜军统，但进入民国却位在黎元洪之下。有这样的好命，关键是辛亥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

其实，起义当天，他是站在起义对立面的。此前的他，虽然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但是，在事发当时，他跟多数武昌新军军官一样，却自动地出来阻止起义。他这一协，当时在城里的部队不多，除了已经暴动的工程营和辎重营之外，只有两个营。为了防止起义扩大，他亲自到其中一个营中坐镇弹压，还亲手手刃了一个前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只是，黎元洪并不是一个铁腕人物，杀人弹压的效果持续了没多久，局面反而更加不稳。卫兵和随从见状不妙，劝他还是识时务为好，于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他就忸怩地逃走了。在整个辛亥起义史上，像他这样的“反动军官”，无论逃或者不逃，多半是要掉脑袋的。逃走之后，黎元洪也感觉到了危险，因此没有回家，而是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还跟郑重地跟刘文吉交待财产，托付了家人。

有幸的是，武昌起义是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连长）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一个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即使是起义者，也习惯性地看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看传统的资历。谁让起义前革命党的机关暴露，革命首领死的死，逃的逃呢？加上吴兆麟跟黎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湖北陆军办有陆军特别学堂，黎元洪任会办，学堂中特设参谋班，由在职官佐入学不脱产学习，吴兆麟就是该班学生）。开会商议，士兵们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黎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辛亥初，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已经把都督选好了，就是出钱最多的刘公，副都督为刘英。预备革命成功后，成立四个镇，每镇的统制，都委派好了，大印也刻出来了。可是，真到起义的时候，这些事先定下的领袖们都走了，却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个反动军官，做了都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这种说法，还有人（胡祖舜）直斥为“谬谈”。只有有点文学性的《鄂州血史》，说他被从参谋家厨房后的密室中被搜出。只有不在场的居正提到从床下拉出之说，但明确说是听说的。显然，只要被人堵在了屋里，躲到床下，肯定也是躲不了的。作为军人，黎元洪还没有怕死到这种程度。虽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但“请”黎出山的过程，也相当的不客气。带队去的人马荣，是个脾气火爆动辄拔刀的主儿。由他请人，不来也得来。黎元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多半懦弱，即使有老长官的余威，到这份上，只能随人去了。来到楚望台，黎元洪受到了士兵持枪列队的欢迎，好生隆重，但他却对一脸笑容的吴兆麟说了几句不中听的硬话。但是，身入“梁山”，说什么都晚了，此时的黎元洪，实际上已经成为囚徒，行动没有半点自由。据说是张振武的主意，所有以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等于是强行让他立了入伙的投名状，想要不从，也身不由己了。更难堪的是，张振武这些人，还动辄对他吆三喝四，颐使气指。自然，由是也种下了日后他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的根苗。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

做了几日菩萨之后，眼见得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加上汤化龙总是规劝，心里有点活动。汤化龙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话不比那些毛头小子，说了顶事。渐渐地，黎菩萨不像泥菩萨了，开始视事。虽然说，后来当战事紧张之际，他也动摇过，有消息说，当汉阳失守之后，他跟清军有过通讯的往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下来了，成了一块招牌，革命首义的招牌，后来革命领袖黄兴赶到武昌，却只能屈尊于他之下，做前敌总指挥。从此，黎元洪成了一个象征，一个首义的象征，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首义，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得到了一个能写四六句的幕僚饶汉祥。饶汉祥替黎元洪代笔的通电，骈四骊六，极尽华丽，但也出过笑话。像“元洪位备储貳”，“汉祥法人也”，这样半新不旧，半通不通的句子，还曾为促狭的报人拿来开心，写成对子：“黎元洪篡袁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鼎革之后，挂着首义头牌的黎元洪，在多数时光，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很有光环。后来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在孙中山没回来之前，他的威望甚至不下于革命元勋黄兴。临时政府，无论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时代，都跑不了他的副总统。革命后，很多政客都喜欢这个老实厚道的副总统，先后被推举为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理事长。同盟会的元老章太炎，谁都看不上，就看好黎元洪，因为捧黎的缘故，甚至宣称要在湖北找一个老婆。因机缘凑巧，骤得大名和大位的黎元洪，此后没干什么了不起的事，经常为当政者看不起，但他却能坚持他这个首义者的立场，小心看护这块头牌。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他都没有“变节”屈从。几经反复，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任总统，直到1923年被曹锟赶下总统宝座，不久驾鹤西游，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同情绝对多于批评。试想，当时跟他同为协统的军人多了，如果他不是武昌起义时赶巧在做武昌新军的协统，赶巧没有走或者死掉，又赶巧被拥戴成都督，黎元洪绝对不可能有日后那么大的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