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在汤化龙主导了联合会之后，这个留学过日本的名绅，开始着手整顿各个保安会，给会员统一配备服装，像军装似的。让这些分散的店员、学徒和工人，定期接受教育，加以训练，在社会上宣传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的意义，同时，为原来就有的消防组织，添置设备，真的有了火情，出动消防队灭火。同时，汤化龙利用他的地位，多方周旋，请求湖广总督瑞澂批准，联合会购置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放着便宜的汉阳造不买，估计是没看上），子弹数万发。聘请一些军校出身的军官，到各保安会做军事教官，钱给的比军队里的军官还要多。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还定期打靶，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差不多有一个排的兵力，整个联合会，几千人的队伍。时常让会员们身着军服，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让这些学徒、店员感到倍儿有面子。在汤化龙做了湖北谘议局的议长之后，他还发动联合会，组织了立宪请愿游行。几千人整齐列队，一个保安会一色旗帜，到总督衙门请愿。

在很多材料上我们都看到，武汉的市民，很欢迎起义，送饭送水的。但实际上，市民对于起义，并不仅仅限于表示支持，他们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政权易帜，却没有发生大大乱，很关键的是因为汤化龙进了军政府，各个保安会在士绅的协调下，马上变成保安队，戴上红字袖标，并补充了武器，出来维持地面，帮助搜查残敌，弹压不法。海关的报告说，商界领袖在维持汉口的市场，革命军和市民一同维持秩序，发现有抢劫者，就开枪或刺刀对付。“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军的同情”，当然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这些商团会员还直接参战，在反攻三道桥的战斗中，据说保安会的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革命军大部分都是临时扩充的，大批的新兵，有的上了战场就晕，连如何装弹、放枪都不会。保安会的会员毕竟受过一年多的训练，实弹演练也来过，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新兵蛋子强些。只是这些保安会的会员都是有工作的，打一仗两仗热闹热闹，大部分人就回家了，只有少数人投军继续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也参加了武昌起义。当然，他们的上海同道，干得更猛，进攻制造局的主力，就是上海商团。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成功，跟立宪派对朝廷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有莫大的关系。汤化龙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进士出身，位至一省谘议局议长的大牌士绅，居然在起义发生之后，马上就投身进去，甘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起义发生之前，他对朝廷收回路权，搞皇族内阁凉透了心。领袖的失望，追随者更失望。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