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沉重地打击了太平天国，可清军此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八五六年十月，几乎就是“天京事变”发生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两国各自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历时四年之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耗时相等。一八五七年底，两广总督叶名琛创造了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他老人家“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只是一门心思地求神问卜，结果英法联军轻易攻陷广州城，叶总督被俘虏——这是中国近代百年战争史中，唯一一个被外敌俘虏的封疆大吏。叶总督被英国人像运“猪仔”一样海运到加尔各答，因为水土不服，病死于异国。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又攻陷大沽、天津，为息事宁人，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议和，正在北边趁火打劫的俄国人也闻风赶来，再加上一直以调停为名的美国人，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四国签署了条约，史称《天津条约》。

次年六月，双方为在何处换约争执不下，又在大沽大打出手，清军小占便宜。英法两国鬼子于一八六零年卷土重来，再度攻陷大沽、天津，双方在直隶通州会谈，因洋鬼子骄横无礼（不肯答应在换约时向皇帝跪拜），谈判破裂。清方僧格林沁亲王将对方的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扣押，亲自痛骂一顿后，解送刑部大狱，要让洋鬼子尝尝中国天牢的滋味。据说僧亲王一边骂，边上的清兵就狠劲地敲巴夏礼的脑袋以示强调。另一个谈判代表洛奇更惨，被抓着头发和胡须在僧亲王马下的尘土中蹭来蹭去。在押送途中，他们身上的金纽扣什么的，都被押运的大兵们拿走。

然而，这一行为虽然快意恩仇，却严重违背了国际公法，而清方扣人的理由居然是：“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被激怒的英法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军，僧亲王亲率大军迎击于张家湾、八里桥一线。中国军人虽然勇敢顽强，但装备和战术技能与对手相去甚远，遭到惨败。德里松伯爵在《翻译官手记》中记录到：“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这就是电影“火烧圆明园”里，那个感人肺腑的镜头之出处。

英法联军攻至北京郊外，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巴夏礼等人虽然被释放，但让英法联军愤怒的是，代表团中二十六名英国人，死伤各半；十三名法国人，七死六伤，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甚至被分尸。

英国人坚决要求烧房子以示报复，但法国人则认为抢劫是个好主意，放火属于损人不利己，兴趣不大。最后，英国人的主张占了上风：“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因此，联军决定焚毁圆明园以给中国人留下一个“久远之印象”。

这个目的，他们达到了。至今，在北国的旷野上，在野花蔓草中，犹有那洗不尽的耻辱与悲凉。但我们中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份耻辱的由来？

勇敢不能掩饰愚昧，勇敢也不能掩饰落后，勇敢更不能掩饰这个帝国的衰落。

一八六一年八月，咸丰皇帝病死在热河，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所生的皇长子载淳继位，是为清穆宗，时年仅五岁。十一月，叶赫那拉氏与恭亲王奕两个小青年，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咸丰指定的“顾命八大臣”中三人被杀，五人被革职。叶赫那拉氏与咸丰皇后钮钴禄氏一同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叶赫那拉氏就是慈禧太后，接下来，她将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两个半世纪前，她的祖宗叶赫部首领金台石，在兵败自杀前，曾恨恨地说，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大仇人，叶赫部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一定要报此仇。慈禧太后死后的第三年，清朝便灭亡了，近代的人物，大多将清朝灭亡的责任归咎于她。这位叶赫那拉玉兰儿，大概就是金台石所说的那个女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