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元年的一个秋日。汴京最有名的篆工，安民老汉又提起了他那把已封多年的刻刀。这次的任务是刻一块蔡京蔡太师草拟、今上亲自审定，并且亲书的名录石碑。碑的名称很有些吓人：《元祐奸党碑》，听说天下所有的府县衙门前都要立一块永世留存——安民老汉这块则将安置在皇宫端礼门右侧。

那个老内侍正眯着眼倚坐在一边，似睡非睡的监着工。

“要说这世道变得也真快，”安民捋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才几年的功夫，新的来旧的去，旧的来新的去，翻了几遭快数不着了。也不知现在到底该算新呢还是算旧。”

“轻声呢～” 内侍微微睁开眼，四下掠了一遍：“这是你我打听的吗？”

匠人干笑几声，又埋头干上了。过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又停下来问内侍：“小民可怎么也想不通，文太师、司马温公怎么成大奸臣了——”

内侍哼了一声。

安民连忙转过话头：“皇上的字就是漂亮！”

又是一阵沉默。

“啊！”突然一声惊呼，“苏轼！苏学士怎么又……”

这回内侍睁大了眼：“幸亏他死得早几年，不然……”

他冷笑几声：“圣上已经下令要焚了他所有的文集，毁了全部印版，天底下，只要他题过的碑、碣、榜、额，通通都得砸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内侍来了劲头：“也奇怪了，每次无论谁上台，不管新的旧的，倒霉的怎么总是这个姓苏的呢？”可能想想有些滑稽，他也干笑了几声，接着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八成是他家祖坟冲了哪方神圣了吧。”

安民再不开口，一凿一凿憋着劲刻着。他要使出这辈子所有的本事，把这个名字刻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字——甚至御笔——都遒劲都潇洒。

同时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就是杀头，也不在这块碑的刻工位置上像从前每一次那样，留下自己的名字。

冰冷的石屑簌簌落地。

那批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而直到今天，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所有的中文教材上，都能在显眼的位置找出一篇又一篇苏轼的诗文。谁也无法统计，每天到底有多少张形状肤色各异、口音不同的嘴，吟哦着、朗诵着，陶醉在苏轼营造的艺术世界中。

甚至当年徽宗如此严厉的禁苏令，也无法抑制人们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反而大大提高了苏轼诗文的身价：连官家搜来焚毁的悬赏高的都有八十万钱一篇（约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那黑市的价格还了得？听说有个徐州太守，卖境内苏轼一块碑的拓片发了大财，辞官回老家享福去了呢。太学生间，不是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吗？

同为艺术家的徽宗和蔡京如此大伤风雅的做法，是不是也因为妒忌呢？

如果能知道这些，作者苏轼会是什么感觉？欣慰？满足？骄傲？还是……

这许多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辉煌，是苏轼一生终极的目标吗？

“问汝平生功业？”

宋元符三年，六十五岁的苏东坡，终于从海南贬所获赦北归。

立在船头，脚下波涛汹涌，身边大帆烈烈。倚着船栏，老人长长舒了口气，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是啊，该对这一生做个总结了：他低声吟出了以上诗句。

良久良久，他没有说话。

这一生，似乎都在风尘仆仆的奔走：外任、贬斥，好不容易进了京，又是外任、贬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熬着吧，时间到了，量移吧，近了八寸倒随着又远了一尺。一把年纪了，干脆来个破天荒：快六十岁时居然做了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朝官——甚至还过了海，那个蛮荒之地简直不能算是大宋本土了。由此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从手心里溜走的天下第一：进士会试时，被欧阳修误认为是门生曾巩而避嫌改判的第二，不觉涩涩一笑。

那年自己多么年轻啊。

家乡碧琉璃色的岷江，酣畅地翻滚着嬉戏着，泛着葡萄酒般的白沫，拥着那艘载着父亲和自己兄弟俩的小船，从乐山脚下出发，驶入滔滔长江，一路顺流直下。父子三人昂首挺胸负手立于船头，也是现在这个姿势，只是那时连父亲的腰杆都挺得比自己现在直。三双精光闪闪的眸子贪婪地观赏着沿途的秀色，遇到古迹名胜，三人还上岸登临，指点江山评论古人，兴致来了父子对酌，高歌联句，连白发苍苍的老舟子都感叹道：“这哪像是去赶考啊，纯是游山玩水来了！”

老舟子怎么会知道，区区会试，哪里放在咱父子心里？咱要的是从此把满腹的锦绣，铺展在这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用无尽的经纶大济苦难中的苍生，还他个花团锦簇的太平世界！

果真世人识货，在京师父子仨一炮打响。那时可真风光啊，无论是达官贵人歌女舞伎，甚至贩夫走卒，谁不想亲眼看看蜀中三苏的庐山真面目呢？连文坛泰斗欧阳修见了自己的文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击节叫好，连声大呼：“老夫当避此人一头地了！”浑不顾身边无数嫉妒得发红的眼睛。

更令人欣喜的是，圣上，英明的圣上也知道了他的领土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从宫中传出来的消息：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策论后回到后宫时，在皇后面前竟然欣喜若狂：“爱卿啊，祝贺我吧！我今天终于为我们的儿子选好了两个宰相呢！”

欢欣鼓舞的苏轼高高卷起袖子，蘸着淋漓的浓墨，用他那枝如椽巨笔在大宋都城——世界的心脏——天下目光聚焦的中心挥洒着舞动着……

舞出一篇篇策论，课百官、厉法禁、安万民、教战守……笔锋所到之处，如大江怒涛，夹震地风雷扑天而来，似乎遍地堆积千年的枯木死灰，都将在这雄浑的大浪中被卷入汪洋大海。王朝老迈陈旧的政体在昏昏沉睡中被这股澎湃的热流冲得激灵了一下，而苏轼看来，大宋下一步就将在自己的帮助下挣扎着站了起来，使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久违的活力，让不可一世的大辽大夏，统统在脚下顶礼膜拜！

苏轼觉得自己站在了天地间最高的山峰之颠，世间的一切铺展在眼前，如庸人下的棋局：笨拙而简单，等着他轻轻地去矫正；随手再下几子，化成一盘令后世所有高手的后背都渗出冷汗的绝妙好局。

他觉得一轮红日将在自己年轻有力的手里冉冉升起。

红日还未升起，仍旧是黑夜。大众还在睡梦里，有人起来了。也是满腔热血，也是年富力强，他要硬扯起普天下还在睡梦里的苍生，向理想中美好富强的盛世赶路——他实在不能忍受堂堂大宋王朝如此软孱，如此积弱。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黑暗里，无数危险的鬼魅正贪婪地对着大宋的花花世界流着涎水磨着牙。

他就是王安石。

不知是大宋的幸运还是不幸，年轻的皇帝与王安石一见投缘，君臣摩拳擦掌，天天商议到深夜。一条条改革措施雪片般地飞翔在大宋的城镇乡村上空。

苏轼其实对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是十分尊重的，就算没有欧阳恩师对王安石的评价：“（安石）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也应该惺惺相惜吧。可聪睿敏感如苏轼，一眼就看出了王安石事业中的绝大危机：不管你的方案有多么好，可你看看，给你执行新法的尽是些什么人啊？钻营、酷烈、奸诈、猥琐、逢迎，靠这些人，你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天下，还不是将被搞得更乱？

王安石微微一笑，置之不理。事业总得人做吧，凭皇上和我安石，还管不了他们那些东西？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更不足恤！

苏轼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眼不见心不烦，干脆自请外任。于是念叨着“好一个拗相公”开始了他一生的奔波。

从杭州一直到湖州，苏轼在外任中一直严密关切着朝中的每一个变化。

事情像他预料中的那样，新法更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们敛钱升职的工具，天下真的是一团糟。然而他并不为自己的预见感到高兴，常整日愁眉紧锁。酒后，诗文里，一次次地提到了新法的可笑，一次次嘲讽着新党的荒谬，并随着形势的恶化越来越辛辣。他努力想用自己警策的诗文谏章挽回些什么，为天下苍生。

直到他的文章溯水而上流入京师，刺痛了正当春风得意的新党——

“学士，你看，大陆！”年轻的船工指着前方。

苏轼从回忆里抬起头来。远远的远远的，那一溜线一样的大陆，果真回来了吗？海风中，一只白鸥绕着桅杆尖声叫着，有些凄厉。苏轼看着船工整理着粗大的铁锚，锒锒作响的链子使他一阵心惊，背上那多年的鞭痕似乎又隐隐作痛。他痉挛着闭上了眼，太阳穴突突地抽搐。

他似乎回到了那个黑暗潮湿的牢里。

直到行尸走肉似的被架着出狱，遣到黄州安置，做个挂名的小官实际的囚徒几个月后，他才从那场不堪回首的噩梦里醒来。

他记得，那是个月圆之夜。他像往常一样失眠了，披衣踱至院中。庭下月光如积水空明，水中水草交横——那些竹柏的影子。仰头望着明月，不知几时，猛然大彻大悟，他这才真正理解了自己前几年在密州写的那首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古往今来，这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有什么是能够完满的呢？

你居然想凭一己之力救天下于水火之中，想给天下一个圆满，那岂不是狂妄之极？

就连孔圣人、佛释迦，看着这个苦难的世界也只能哀叹不如“浮桴于海”，或是一切推之因果后就低眉顺眼再不发一言。

要说，整顿乾坤，这大事业本也需要人做，可你有什么呢？一枝笔？几首诗？你能驾驭得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大小官吏吗？你能在污秽腥臭的官场上安然恬卧钩心斗角吗？你能于一个个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圈套间兵来将挡运筹帷幄吗？

最最简单的，你的口袋里，有几副可以随时一抹脸就替换的面具？

就算你能看到富丽堂皇的大殿之下白蚁正围噬着柱石，能看到高高堆起的粮仓深处潮湿的温度正酝酿着冲天大火，你又能怎么样呢？

你单枪匹马赤手空拳，能铲得尽天下所有的蚁穴，灭得了天下所有的暗火？

各人的路，只能各人自己走，大宋的路，也只能大宋人民一起拖着磕磕绊绊走。残缺，原本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再说，再美好的世界，不也还是个无常吗？

那一夜，后背涔涔汗出的是苏轼自己。他甚至感谢那些费劲脑汁锻炼文字把他送入乌台大狱的敌人或是曾经的朋友：是他们当头棒喝，惊醒了懵懂狂妄的梦中人。后来，他在回想起年轻时的壮志时感慨地写道：

当年“诵古说今考据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真乃制科人习气，只如候虫时鸟，不足损益，自鸣自已”，到现在“既老，涉事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

从那以后，他终于明白了，文人就是文人，政客也就是政客。政客最需要的不是多敏锐的目光，多远大的抱负，而是能在污泥里匍匐着战斗，能在豺狼群里呲牙咆哮——而这正是远离尘埃永远站在洁白云头的文人们最不屑的龌龊行为，是文人最致命的死穴。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文人能做个成功的政客，也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政客能做个真正的文人。

从此他深深理解了前辈们那一句句无比沉重的话：“穷且后工”、“不平则鸣”、“文章憎命达”，也重新定位了心目中那一座座辉煌的丰碑：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他们，都是失败的政客，都只能是文人！

真正伟大的文人，不过是上天给了他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错位梦想，让他在一次次追逐一次次失败中蘸着血泪鸣唱，就像笼中向往蓝天的鸟。

文坛最高层，都是万般无奈才做了文人的痛苦心灵们，最后的慰籍所吗？高处寒风刺骨，何如万丈软红炊烟袅袅人歌人哭？

文人总是劳碌忧郁地把目光投向缥缈的远方，而政客只聚精会神盯着脚下。所以落入陷阱摔下悬崖的大都是文人。

他开始为王安石担心了——当然，此时的安石也已经黯然辞相闲居。因为他看清了文人间、君子间的政见之争，只不过是为削尖了脑袋钻营的小人们提供了机遇的温床——

他自己，不就是曾成为别人往上爬的梯子而被卖到大狱里吗？

如果说乌台诗案，于苏轼是个禅子开悟的历程，那么彻悟后的苏轼这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文人生涯。

既然看透了世界的实质是“一场大梦”，人生也不过至多是“三万六千日”，这么些个“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真的“着甚干忙”？心安处，天南海北何处不是吾乡？他的文人生涯过得实在是潇洒极了。

参禅采药，开荒种地，胸中无拘无束，笔下更是摇曳多姿。当年准备用来大济苍生的经天纬地之才掉转方向劈头打来，倾泄到这纸上还真是不得了：汪汪洋洋鱼龙夭矫——“苏海”，真是个最最恰当的形容。大海里，再多的痛苦都可以稀释得一派肆意，一派从容，一派浩荡。

后世腐儒哓哓不休争论着苏诗苏词，竭力想挑些刺，硬着头皮说他不守规矩，万事自出心裁——格律能束住东坡吗？连大宋一朝的笔墨纸砚几乎容不下呢。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些夫子自道的文字，说的不仅仅是诗词文赋。

流吧，流到哪里算哪里：流到书案，书家五体投地；流到画室，画家目瞪口呆；流到梵宫禅院，故弄玄虚的禅僧大德哑口无言；流到树皮草根，经年的医家对着苏轼随手写下的药方若有所失；更是浩浩荡荡出入三教，八面逢源……

甚至流到一块三层肥猪肉上，也能流出一碗香喷喷的“东坡肉”，直到如今依然热气氤氲。

苏轼不可遏制的大才，终于流成了一段后人无法想象，更无法企及的神话。

而神话的主人，却在经受着一次次的流放。

流放旅程里，苏轼欣欣然观赏着一处处天地间的景色奇观；实在没有特别的风光，他就随便拉个赶路人，缠着他说几段轶事笑话，一起喝几碗薄酒。

微醺里，斜倚着一块光滑些的石头，他得意地微笑着：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是啊，站在最高处看来，天底下哪有不好人呢？

不过都是匆忙的过客，不过都是身不由己的傀儡，不过都是悲剧的主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纠缠其间，这只是你自己站得不够高啊。

无边的苦难里，何不快快活活过完余生呢？

真的快活吗？

为什么你一再嘲笑自己一肚皮都是不合时宜呢？为什么一次次别人提及朝中事务时总微微摇头呢？为什么常常还是忍不住，用你那特有的幽默轻轻刺远在中原的大人先生们一下呢？

你是以为和从前放肆的评论相比，这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玩笑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眼光越来越犀利了，你的话越来越接近他们不敢道破的真相了吗？你真以为自己是个局外人吗——

你难道不知道往往局外人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越是能使得对弈双方都恼羞成怒吗？

难道你不知道朝里那些走马灯般来去的新旧大人们越来越心黑手辣了吗？你不发觉自己已经越贬越远了吗？你不知道你写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会令多少人恨得牙痒痒的吗？

你都已经贬到天涯海角了啊，下一步还能贬到哪里呢？

当然，你一定知道，否则你怎么会连酒都不敢多喝了呢？——众人眼里颓然于酒席歌舞中的你，真的醉了吗？朦胧的，似醉非醉的眼里，看到了什么呢？

现在你坚持的，尽管不再是当年自视为宰辅之器时当仁不让的责任，但做了文人，是不是也决不能没有文人的独立和尊严呢？

你真的甘心只做个优秀的文人吗？险恶环境里，你努力地修水利，兴教化，教蚕桑，是不是你对苦海众生能做到的最大最实在的援助？

你乞求的到底是清醒还是糊涂？

午夜梦回，你会为了自己那世人羡慕不已的智慧自豪吗？

为什么你心爱的儿子满月，你会写这么一首诗呢：“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难道这仅仅是刺那些王公大人们一下吗？

你知道的，希望儿子普普通通，不要像自己这样太聪明的历史上有阮籍；你不会知道的，八百多年后，另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也不愿意孩子继承自己的事业，那就是看来风格与你完全不同的鲁迅。

是啊，聪明真不是项幸福的禀赋啊。用个我们时代的比喻：如果世界在普通人眼里是座美轮美奂的豪宅，而你却从华灯精饰里看到了电线凌乱的三合板，从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下看到了钢筋水泥，甚至是蛇穴鼠窝，你的痛苦可想而知。

最痛苦的是，当人们为从你手里流出去的一张张纸如痴如醉如喜如狂时，你总会想到：文章不过是用来记明白事的，书法不过是用来写清楚字的。

如此而已。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终于，苏轼的脚站在了大陆上。

回过身来，他面对着大海。

“问汝平生功业？”还是那句话。

又是良久良久，他低声接上了后一句：

“黄州、惠州、儋州”。

海水碧蓝，海天一色，细沙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没有惊涛拍岸，没有千堆雪，海浪缓缓。苏轼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首词中的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现在，海在面前，舟在身边，带着腥味的海风阵阵，长须共大袖一同飘扬。

苏轼由这两句词想起了那个夜晚，立在海边不觉痴了。

那时还在黄州。

当这首以那两句词结尾的《临江仙》与小人关于苏轼已经“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而去”的密告一起送到郡守徐君猷卧室时，可怜徐太守吓了个半死：走脱监犯的罪名可不小，何况监犯是天下闻名的苏轼。徐太守连夜率人气急败坏地打着火把赶到苏轼容身的破草房，披头散发，边走边系腰带边怨自己，怨自己不该太过相信苏某人，不该为他的文才所倾倒。

草房未到，已远远传来如雷的鼾声。

太守这才甩了一把汗。他轻轻推开没有锁的门，在脱尽了漆的一张靠墙三足破桌上，看到了另一首词，墨迹还未干透：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在里屋睡得正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