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说到底是一种家族统治，且具有四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自从大禹之子启篡夺王位建立夏朝，坏了禅让规矩之后，直到清末的最后一代皇帝溥仪下台，都是家族间的你更我换。隋朝如果没有覆亡，将是杨家的天下。唐朝也是如此，玄武门之变并未改变李氏血统，所不同的是这一家族中的某一幸运个体爬上了权力的宝座。在唐朝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武则天这一不甚和谐的“音符”，将国号改为周。然而，随着她的衰老与死亡，很快就又归复唐朝本体了。这就是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所谓“家天下”“正统”观念。

在所有封建皇帝眼里，个人利益就是家族利益，而家族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那些起义暴动者、兵变反叛者、阴谋政变者之所以觊觎皇位，他们孜孜以求的，首先是个人利益，然后是家族利益，最后才可能装模作样地考虑一下国家利益。

封建皇帝具有九五之尊，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也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可以规范束缚。皇帝就是威严、就是神圣、就是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约束，权力必然无限膨胀，目空一切，导致短视、盲目、黑暗、腐败、腐朽。王朝末期，各种社会危机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物极必反，只有彻底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新型王朝，才多少可以出现一点新的转机。时间一长，又是无法遏制的权力膨胀、权力腐败，然后又是狂风骤雨般的暴力革命。

而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模式，一种似曾相识、无休无止的循环过程，并未触动、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老牛拉破车地蹒跚而行。如果不是那些金发碧眼洋人前来叩关，以坚船利炮之威震动国体、以科学民主唤醒民众，也许仍沉浸在封建老大帝国的迷梦中自我陶醉，在一种几千年来循环往复的惯性轨道上悠然滑行。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印度佛教何以在中华大地盛行不衰了，它的主要思想之一——循环论与凝固不变的专制政体两相契合。

唐太宗以其贞观之治奠定了他那坚不可摧的稳固地位，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就是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政体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触动、改变什么国体政体，充其量只考虑过如何巩固、延续自己的家族统治。

这也是所有中国古代民众的思维盲点！

唐太宗之所以比所有的皇帝英明而被后世称颂，就在于当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构成了实质上的皇权约束。

一是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前朝隋炀帝与玄武门之变。

道德、信义的心理束缚对古代君王与社会治理十分重要。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及时行乐挥霍无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的君王能够造福人民。封建帝王没有严格而实质的外部制约，只有心灵敬畏与自我约束才能多少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李世民曾亲眼目睹一度兴旺的隋朝在杨广的暴政下被农民革命彻底颠覆，对群众的巨大力量感受尤为深刻，充分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将广大民众置于重要地位的一代君王。因为有着与隋炀帝的许多相似之处，唐太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隋炀帝的缺点与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隋炀帝的残暴，就不可能有李氏天下及他的皇位，以此而言，李世民得益于杨广的残暴；同时，杨广又是他心中的一个难以卸下的重负，他不得不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系，时时对照、比较，找出隋炀帝的内在缺陷及个人消极因素，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一来，唐太宗就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对立转化之效，将隋炀帝身上的顽冥劣性变为自己的优秀品格。从某一角度来说，没有隋炀帝的残暴，也就没有唐太宗的英明。

如果说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从杨广从中夺权，那么玄武门之变则是李世民从父兄手中夺权。玄武门之变于李世民来说，既是他爬上权力峰巅的人生辉煌之始，也是一种时刻纠缠着他的歉疚，一场难以摆脱的梦魇。从道德角度而言，李世民必遭天谴，他的政权合法性更值得怀疑。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封建人治，而是法制政权，他就可以通过选举、竞争等和平的手段登上皇位。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封建世袭制从来就不以才德为标准培养、选择接班人。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他除了动点手脚曲意篡改史书记载外，只有刻苦精进，通过将天下治理得超过父兄的显著政绩来说明他是“有道者”而被天下世人“推而为主”，证明他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正宗继承人。父兄是他心头无法抹去的一道阴影，更是他走入阳光、走向辉煌的一种督责与促进。

正因为血腥夺权的方式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最看重史书对他的记载、后世对他的评价。他不可能堵住民众的口舌与背后议论；也不可能彻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基本史实，只是将这一事变解释得圆满一些，有助于自己的“正确”地位；更不可能左右后世对他的评价，只有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树立政绩、创造盛世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认可与赞扬。

李世民除了无形的心灵压力外，还相当开明地自我设置了一种有形的外在束缚。那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改变了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帝王专横霸道之风，虚心采纳臣下意见，将隋炀帝的拒谏改为主动纳谏，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因为有人进谏，皇帝的言行处于臣民的监督之下，骄奢之心受到许多限制；李世民以直谏者为忠臣，以献媚取宠者为佞臣，那些谄媚小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朝廷的风气较为正常；李世民虚心纳谏，可以博采众长，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避免许多错误与损失。

对臣下的进谏，李世民总是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和缓、融洽的氛围，提倡“言者无罪”的信念，打消臣下心中顾虑，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其中进言最多的当属监察御史魏征，大到国家重大决策，小到个人生活琐事，魏征都敢犯颜直谏。李世民也将他视为一面镜子，时时照出自己身上的缺点与错误。魏征也就更加无所隐讳，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间一长，就连身为皇帝的李世民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生怕出现什么过失而让他抓住“把柄”。

一次，李世民收拾好行装正要出宫去打猎，适逢魏征进宫奏事，他赶紧停止行动。魏征说：“陛下不是要到南山去打猎吗？外面的卫队都准备好了，怎么又不去了呢？”李世民说：“我正想去，又怕你说我游幸无度，就临时取消了这一计划。”

还有一次，李世民弄到了一只美丽的鹞鹰，喜欢得不行，正拿在手中把玩，远远地看见魏征走了过来。他害怕魏征知道了说他玩物丧志，就往怀中一塞，藏了起来。魏征是前来奏事的，他当然也看见了皇上正在玩鸟。既然皇上不想让他知道，他也不便挑明。李世民一边听他奏事，一边担心怀中的鸟儿，也就应酬着嗯嗯啊啊点头不已。魏征将要事奏完，还待在那儿一个劲地有事无事说个不休。时间一长，那只鸟儿竟在李世民怀中给闷死了。

由此可见，李世民的纳谏并非象征性地装点门面，而是真正达到了从善如流的程度。翻开《贞观政要》，君臣间几乎每天都在研究、探讨“治道”。如果李世民不广开言路主动纳谏，也就不会高明到哪儿去，在一长串历代帝王名单中，不过十分平庸而普通的一位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只有受到制约，才不会恶性膨胀，才能达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最佳效果。这是李世民的成功“宝典”，可惜并没有被后代帝王视为经验推广，更不用说发扬光大了。就连他本人，也没有上升到理性高度写入晚年为太子所著的总结自己全部统治经验的《帝范》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