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发动政变从父兄手中夺权，第二年改元贞观，这一年号一直用了二十三年之久，直至他生命之终。因此，李世民在贞观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被后世史家称为“贞观之治”。

贞观之初，李世民在政治机构、法制体系、经济措施、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颇有力度的改革，创立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制度和措施：他扩大宰相人数，使得相权有所分散削弱，国家大事先由集体讨论，而后皇帝拍板裁决，这样一来，对独断专权相应有所克服，自然减少了盲目主观等弊端；他认为科举制能够保证官吏的选拔质量，健全、发展了自隋代开始的这一制度，“盛开选举”，向各州县提出扩大贡士人选的要求，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得天下英才尽如彀中；他精简官僚机构，下令“并省官员”及“大加并省”地方州县，裁冗内官四分之三，使其由隋朝时的两千五百八十一人减少到六百四十员，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精简……通过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设与官吏选拔措施，唐王朝的行政效率大加提高，为李世民的统治得以超越前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特征。李世民曾说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他深知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将其置于突出的显著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注意轻徭薄赋；重视劳动力，不夺农时；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设置义仓，存粮备荒；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通过这些措施，广大农村很快就出现了“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的景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受传统哲学思想——整体思维、形象思维、模糊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较少使用过先进而科学的数字化管理，难以见到有关精确的统计数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治世盛世总是“安居乐业，国富民丰”；衰世败世则为“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贞观之治的社会到底如何清明，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也只能从类似模糊的语汇中感知。关于贞观年间的升平景象，《贞观政要》有所记载，我们不妨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欺侵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尚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李世民在短短的时期内就使得历经战乱、衰败倾颓的社会出现“风调雨顺，年登丰稔”的大好形势，并一再被后人提及称颂，可以想见其成功之巨。国力的强盛当以生产力与经济的发达为基础，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强盛的时期，而贞观年间又是唐代的典型盛世，据此，我们可以将贞观年间的生产力与经济视为古代社会最为昌盛的繁华时期。

善于用人与纳谏，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李世民所重用的人才中，有太原起兵时就一直追随左右的功臣高士廉、长孙无忌等，有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将领程咬金、秦叔宝等，有隋朝的旧时官吏封德彝、宇文士及、虞世南等，有进军关中建唐时搜罗的才士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有在统一战争中收编的俘虏尉迟敬德、褚亮、李百药等，还有原属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对手魏征、薛万彻、冯立等……只要是真正的有用之才，都被李世民搜罗在自己身边，使得物尽其才，人尽其用。

李世民的虚心纳谏，主要表现在以谏臣魏征为镜，时时观照，闻过必改。对此，他曾概括性地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李世民的主动求谏及开明政策引导下，朝臣们都可直抒己见，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君臣“共相切磋”政事的融融泄泄局面。这样一来，贞观时期的政令也就比较符合实际，超出了历代封建王朝人治传统的一般水准。

贞观之治的突出政绩，还反映在经营边疆，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之上。唐朝草创时期，曾不得不委曲求全而称臣于突厥部落。李世民刚刚夺权，就受到了东突厥的凌厉进攻，连都城长安也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倾府库赂以求和”。为了雪耻，在经过三年时间的励精图治与准备工作之后，李世民派遣六路大军反攻，一举扫平东突厥；他还首创羁縻州制度，将投降的东突厥安置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地区。东突厥曾称霸西北，势力十分强大，唐朝将其剿灭后，“四夷君长”慑于声威，一齐奏请李世民尊号为“天可汗”，成为古代中华各族认可的共同首领，建立了一个“东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十八里”的多民族国家。面对李世民取得的功绩，就连逊位后一直郁郁寡欢的太上皇李渊也不得不承认儿子超过自己：“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庆贺酒宴上，他情不自禁地“弹琵琶”“起舞”，发自内心地说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此后，李世民又经营西域，控制吐谷浑，将高昌纳入大唐版图，与吐蕃和亲。唐代和亲与汉时和亲不同之处在于，唐朝是在势力强盛打败吐蕃进攻之后，在松赞干布的遣使请求下，化干戈为玉帛，将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而汉朝和亲则是军力不及匈奴时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以女人为“宝物”的“贿赂”之举。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强大时往往能够接受、采取和亲政策；一旦弱小时，就变得格外脆弱而古怪，将自己封闭、局限在狭窄的空间与狭隘的意识中妄自尊大。

李世民的开明伟大、唐朝的恢弘强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态势、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八面来风，吸纳一切异质文明，兼收并蓄。唐太宗时，五品以上的少数民族官员就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政府官员的一半左右。唐时长安，不仅容纳了中华各少数民族，迁入了上万家“胡人”，还居住着波斯、天竺、大食、爪哇、伊朗等各国民众，几乎接受、包容了当时的一切先进文明，说它是一座世界大都市，半点也不夸张。唐以前，外来文化只是通过丝绸之路一点一点地进入融化，而唐朝则是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势，从饮食到服装、娱乐、珍玩、风俗等，大规模地涌进引入，为我所用。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浓酽的“胡风胡气”。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像唐朝那样融入了如此巨大的文化，世界著名汉学家、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将涌入唐朝的“舶来品”分类开列了一个“清单”，达数百种之多。重要的不是这些物品本身，而在于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对大唐社会、文化的深刻作用。李世民出生于胡汉各族相互同化的历史时期，他的先祖就有混血“嫌疑”，有人一再考证确认李氏家族出自拓跋族之后，唐皇族的多次乱伦之事似也与遗存下来的“胡风”具有某种关联。朱熹就曾说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因此，唐朝社会的繁荣昌盛、文化的卓著优异是不同血统、不同文明相互碰撞、“杂交”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