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作为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与好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肯定会时常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两相比较，他从理性上还是认同了汉族文化，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先进代表。他完全拜倒在汉族文化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文化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对汉族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具体而言，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废除旧俗，实行汉化。鲜卑拓跋部有一种西郊祭天的古老仪式，由早期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原始部落联盟大会逐渐演变而来。在决定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三月，孝文帝“罢西郊祭天”，毅然予以废除。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一举措很好地表明了他彻底改革的决心。

在接受汉文化方面，他首先从语言、服装、姓氏等人们的习俗方面做起。

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严厉禁止鲜卑语言，以洛阳汉语为通行的标准语言，并命人著有《河洛语音》等书以供鲜卑人学习汉语之用。

胡人为便于骑射，往往着长靴，窄袖短衣。进入中原后在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中就显得十分特别与刺眼。为减少民族隔阂，孝文帝下令改鲜卑服装，采用汉人的褒衣博带。

鲜卑姓氏多由部落名转化而来，常常是几个字连在一起的复姓，译成汉字十分繁复，孝文帝下诏全部改为汉姓。比如改拓跋为元，纥骨为胡，伊娄为伊，丘敦为丘等等。他不仅把鲜卑复姓改为单姓，还将一些鲜卑名改为汉名。

二、改革官制。北魏前期，政府机构采取的是胡汉混合的官僚体制。后来，孝文帝仿照南朝，对官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比如取消内行官系统，由宦官和女官担任；确立御史这一新的官制，日益扩大、加强其权限；官分清浊，适合士族担任的官职叫清官，适合庶族出任的则称浊官；对爵位由虚封改为实封，推行食邑制度；建立官吏考绩制度，并与整顿吏治结合在一起……

三、改定律令。孝文帝一代修订律令共有两次，他不仅亲自讨论、修改法律，还亲临刑狱，听取冤讼，决断疑狱；他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刑讯逼供；他惩办酷吏，减轻刑罚，废除了“门房之诛”、族诛、车裂、腰斩等酷刑。

四、推崇儒学。拓跋宏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一套学说，因此他十分尊崇孔子，推重经术，对儒家的思想核心——礼仪尤为重视。他恢复雅乐，建立学校，全盘采用汉人的儒家文化教育。

五、建立门阀制度。门第和阀阅是汉人士族炫耀的资本，鲜卑族并无这一制度。入主中原后，往往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法与汉人士族相比的自卑心态。为了提高鲜卑贵族的特权与地位，公元495年，孝文帝制定姓族，建立门阀制度。他将鲜卑门阀等第分为姓和族，姓比族高。鲜卑门阀贵族共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有了所谓高贵的门阀，鲜卑贵族便有了与汉人士族通婚的资本，胡汉联姻相当普遍，这在生理与血缘方面也加强了鲜卑与汉人的融合。

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措施，确曾给当时的北魏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魏的隶书——魏碑结构严谨，笔画沉着，堪称中华书法之瑰宝；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集文学、艺术、雕塑、绘画于一炉，是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南北朝时期两部辉煌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创作于北魏末期，它们是汉化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所展示的成果与结晶，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不朽著作的诞生与问世……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毕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急乎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10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只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动乱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沔北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三千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七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4月，拓跋宏发州郡兵二十万，限八月中旬集中，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车兵害怕远征相率起义，适逢齐明帝逝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累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太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于公元499年4月26日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太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两岁时，母亲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赐死；九岁时，父亲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在鲜卑贵族守旧派的煽动与支持下反对汉化改革，阴谋逃归平城，并乘机发难，拓跋宏为了改革大业，只有“大义灭亲”，将其废掉，继之赐死；夫人冯皇后犯下宫中私通之罪，又被他临终前亲自赐死。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