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是以一个成功的商人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他是“阳翟大贾”，《战国策》则称他为濮阳人。阳翟属郑国，濮阳属卫国，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繁荣城市。很有可能，吕不韦生于濮阳商人世家，而行商于阳翟，“往来贩贱卖贵，”，只要哪里的生意好做，能够赚大钱，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行迹遍及赵、韩、魏、秦、楚等多个王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商人”了。很快地，吕不韦就以其卓越的才识与出色的经商本事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富而闻名遐迩。

然而，那时商人的地位却极其低下。其衣服式样，有着特殊的卑贱标志；商人再富有，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人们每每提及商人，都将他们视为不懂礼仪、毫无廉耻、奸猾狡诈的小人，并与罪犯、家奴等同。

写到这里，我的笔触将稍稍展开，探讨一下中国轻商传统的历史渊源。商业作为流通手段，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理应受到敬重与鼓励，却为何总是饱受岐视、屡遭限制呢？我以为原因不外以下几点：一、以自给自足、自然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不太需要商业这一中间环节，即使少量的商业活动，也为封建官僚所控制，民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商业经济活动；二、商业及商人只生产价值，不生产使用价值。一担谷子，经过商人转换到消费者手中，谷子只会少量损耗，绝不会多出一粒，这使得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的古代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商业多余，只有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才是天下之本；三、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特别是战乱频仍时期，商业的利润极高，贱买贵卖，有时一转手就可获利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这对长年累月辛勤劳作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民来说，不仅得不到心理平衡，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们纷纷弃农经商。长此以往，戮力本业的人们会越来越少，社会的根基不是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吗？

四、商业的日益发展必然带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公平竞争与人身自由，使得人本意识逐渐觉醒，导致民众反对血缘宗法制度、反对人身与思想的束缚、反对传统人治的长官意志、反对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一句话，商业的自由与繁荣必将导致社会旧有礼法的分崩离析，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五、勤劳朴实的农民最为痛恨的就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在他们眼里，商人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却累资巨万锦衣玉食，不正是这样的一类角色吗？于是，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视为违背伦理道德的奸诈小人；六、周灭殷商，商朝遗民大都受到迁徙，他们不仅退出了政治舞台，也失去了立身之基——土地，迫不得已，只得转而经商。久而久之，“商人”也就成了生意人的同义语。在周朝，殷商是被征服、被统治的氏族，以当时的道德观而言，商人是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岐视的一个群体。这一观念一直贯穿于周朝八百多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时间一长，“商人”也就成了低贱的同义与象征……

吕不韦年轻聪颖、谋略过人，在经商中更是练就了一身处变不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过硬本领，加之具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他自然不甘心一辈子仅做一名地位低贱的商人。是的，为什么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贵？难道商人就不是人吗？难道他们命该默默无闻受人岐视吗？难道就不能通过经世治国、折冲尊俎、驰骋疆场等途径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我们不难想见，这些念头肯定长久地积蓄在年轻巨富吕不韦的心中，不时地啃噬、咬啮着他的心灵，催他奋进。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的社会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吕不韦想做的，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具有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的大写的人！

于是，精力充沛的吕不韦在往来奔波的经商途中，在不断寻找商机的同时，也在顽强而敏锐地寻找着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良机。他肯定设想过许多方案，也捕捉过一些机会，但一直都没有付诸施行；也许实施了并未成功，也就没能进入史家的视野记录在案。

一个偶然的机会，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街头遇见了一位穷困潦倒的落魄王孙，此人名叫异人，乃秦国人质。顿时，吕不韦灵光一闪，一个绝妙的主意立即涌上心头：要是与异人达成一项协议，由我助他归国，扶他登上秦国国王的宝座，而他则以相国之位作为回报，到那时，我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苦苦追求的一切不是全都达到了吗？

就这看似不经意的一遇一闪，竟然改变了秦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

没有超常的智慧与超常的财富，就不会冒出这一绝妙的奇谋。然而，如果没有七国之争的风云激荡，而是铁板一块的专制集权大一统国家，就不会有这一奇谋的萌芽可能，是战国时代为其提供了成功的土壤。当然，这也是一种超常的冒险，要想达到目的，得有一套环环相扣、切实可行的周密计划，还得经过漫长的努力，若有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吕不韦不乏谋略，更不怕冒险，经商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承担一定的风险。经商成功了，一夜之间即可成为暴富；一旦失败，也许会弄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然而，吕不韦只要一想到这些人来经商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及人们投在他的身上的白眼，他就不会存有半点犹豫。

于是，吕不韦马上放下手头的生意，风尘仆仆地赶回阳翟故宅，与父亲吕鑫相商。吕不韦的财产与父亲共有，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如果没有父亲的参与，他的谋略就有可能搁浅受阻，很有可能还得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下面就是吕氏父子间的一场对话，文见《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世。愿往事之。’”

由此可见，吕不韦决心义无反顾地舍弃“珠宝之赢”，开始施行他的“异人之赢”了。

第一步，当然是要获得异人的信任，与其达成一桩秘密交易，这并不难办到。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与今天为达到某种要挟目的以绑架、劫持等暴力手段加以扣押的人质有所不同，虽然也是武力逼迫的结果，但在形式上还是双方以协商的方式达成某种盟约，由于诸侯国之间的信义日趋低落，相互不得不以人为质来支撑信誉。入质的人大多为太子、公子，个别情况也以大臣为质。

异人为秦王昭襄公之孙，父亲安国君共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不过其中的一个庶子。他既非长子，生母夏姬又已亡故，不仅没有被立为太子的希望，即使封爵，也难以轮得上他。异人入质于赵的具体时间为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而吕不韦遇见异人则为公元前260年。也就是说，异人入赵已近二十年时间了。这二十年来，秦国恃强凌弱，多次进攻赵国，甚至发生过长平大战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的惨痛悲剧。两国关系如此恶劣，作为人质的异人在赵国的处境之艰险、生计之困厄可想而知。据我们推测，赵国很有可能做出过杀害人质的威胁，只是秦国根本不把异人当回事儿，加之赵国还对秦国抱有一定的幻想，才手下留情饶了他一命。二十年来，异人就在这种险恶与夹缝中浮沉着从一个不甚懂事的少年，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而今的他，身边既无女人，囊中又无金银，而赵人又将他视为来自秦国的敌人予以蔑视侮辱。异人的年龄在增长，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

正值这种举步维艰的困窘时刻，吕不韦突然出现在异人面前，无异于他生命中的一颗救星。

异人早闻吕不韦大名，也知道他十分富有。然而，在他心中自己虽然穷愁潦倒，毕竟有着高贵的血统，对出身低贱仍为商人的吕不韦也就表现得颇为倨傲，甚至含有几分不敬的味道。吕不韦自然心知肚明，也不跟他做过多计较，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有能力光大你的门庭。”异人闻言嘲讽地笑了笑：“你知道我是谁吗？就凭你这副商人的样子，还想光大我的门庭？我说先生啊，你还是先光大光大自己的门庭再说吧！”吕不韦不动声色地说：“我的门庭，却要仰仗公子予以光大。”异人摇摇头道：“就我目前的处境，也无法光大你的门庭。”吕不韦认真地说道：“先光大你的门庭，然后由你来光大我的门庭，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么！”异人想想，觉得言之成理，也就回道：“好吧，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何等本事光大我的门庭？”

面对洗耳恭听的异人，吕不韦不禁侃侃而谈，他说：“你肯定知道秦国当今太子——哦，也就是你的父亲——他最宠幸的姬妾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至今没有怀孕生子，而你的母亲夏姬早已不在人世。如果你拜华阳夫人嫡母，华阳夫子收你为儿子，你由无母而有母，华阳夫人由无子而有子，岂不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如今，你爷爷昭襄王在位已五十多年，早就年迈力衰，你父亲安国君即位不过是早晚之事。安国君登上王位，必立华阳夫人子嗣——也就是你作为太子。由太子而为王，这可是秦国几百年来墨守的传统与规矩啊！”

异人一听，不觉茅塞顿开，神往之至：“归返故乡，立为太子，登上王位，世上还有比这更美更好的事情吗？这不是我平生梦寐以求的吗？吕先生，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异人我心甘情愿地听从先生一应安排。”

吕不韦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不韦能得公子如此信任，当不辞鲁钝，倾其所有，竭尽全力，以为公子往来驰驱。事不宜迟，我们得马上着手行动才是。于明日开始，我当购买天下奇珍异宝，立即动身赶往咸阳，利用这些年在秦国做生意时结下的故交，全力游说安国君与华阳夫人，以立公子为嗣。从今往后，公子你也就不要意志消沉天天泡茶馆打发时光了，应该振作奋发，多多结交邯郸宾客、各国使节以及名士闻人，借以增长见识传播声誉。至于所需资财，在下先奉上五百金以供开销。”

异人当即感激涕零地说道：“先生如此尽力并慷慨相助，他日若能登上王位，我必命你为相，分秦国与先生共有。天地昭昭，日月可鉴，异人我决不食言！”

吕不韦出师顺利，原也在预料与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