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也是有有识之士的，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先生在秦始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很突然地提出了一个很政治的话题。

淳于越说：“传统的商周君王，都把王族子弟分封出去，让他们的封国像树枝一样扶助着中央。现在陛下广有海内，但是您的儿孙们，却没有像从前的周朝那样分封出去当诸侯。一旦国家出点乱子，比如出现田常、晋六卿那样的权臣，那将以何种力量来营救皇帝呢？如果有分封出去的王子作为诸侯，就可以引兵回来相救。可是，您却没有这么做，将来谁当树枝来支着您呢？”

说这话的时候，外面大约正是冬季，粘了灰星的窗纱隐隐透露出冬天的坚固景色。唉！淳于越这个讨厌鬼又把分封制这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

分封制虽然似乎是落后的政体结构，但分封制却也有分封制的好处。

第一，分封王子可以壮大皇族势力，也就是淳于越所说的。我们说，皇位是个脆弱的东西，很容易被异姓的人夺去。举些例子来讲，汉刘邦驾崩以后，她媳妇吕雉的吕氏家族几乎取代了刘姓，控制了中枢。但是由于刘邦实行的是“郡县、分封双轨制”，他分封了一些“王”去统治齐楚等地。刘邦的孙子齐王刘襄从齐国举起大旗，向吕氏搞军事演习。朱虚侯（不是王，是侯，刘邦的另一个孙子）则伙同大臣为内应，干掉了吕氏。终于王朝统治权回到了刘姓手里。“郡县、分封双轨制”而不是秦的“单纯郡县制”，大大提高了汉王朝的皇帝的成活系数。

而一旦没有封王，恶例就频频出现了。譬如秦始皇死后，赵高专权，指鹿为马，直欲篡秦自代，但由于秦皇族孤弱，只能看着赵高任意胡为。唐朝时候，李世民把李氏封王的权限也压到了最低，终于出现武则天“篡权”的恶果。看着武大姐尽诛李姓子孙，外边竟无一人能救。曹操没有大封宗室，也导致司马懿很快篡权，也是一个道理。

总之，单一的郡县制导致了皇族的孤弱，容易被郡县大吏或者朝廷野心家所劫持。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

汉朝人总结秦亡教训的时候还说：“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吴陈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就是专指取缔分封制的失误。

当然，随着皇权专制的加强，皇帝搞专权的本事和技巧也越来越强，最后他们保住皇权的办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比如借助着普及专制意识形态和儒家的皇权忠孝意识与法家的驾驭约束官僚手段。到了唐宋明清，没有太多的分封王子，也照样可以保护皇权了。但这在秦朝初试皇权专制的时候，还得有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呵呵。

分封制的第二个好处，适当满足人们对传统分封制的怀念，减少遥远地区的政治动荡。

有个成语叫“鞭长莫及”，以当时较低的信息调查流动反馈速度、命令执行能力和落后的物质技术（没有卡车、装甲车和铁路），中央对遥远地区的控制难免力不从心。不如派一些封王过去就近治理，他们比郡长官更有责任心和对帝国的认同度。通过高效的直接管理，灵通的信息，因地制宜的政令，也许可以把当地统治得像王畿地区一样太平安定，不至于闹出大事。即便出了乱子，封王坐镇当地，及早捕获信息，采取消弭手段，竟也许可以把动荡扑灭在失控之前。

事实上，秦王朝正是因为没有在其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分封诸子以为诸侯王，直接对当地进行管理，遂让六国贵族后裔在那些地方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若干年后，秦末最先起来造反的，就是楚、齐这些遥远难控地区，最终导致了秦帝国的崩溃。

历史进展是需要一个渐进型的过渡的，对于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来说，分封制是有两千年历史的为人们长期习惯的政治结构，突然一朝全部改掉，人民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实际上非常不肯纳入郡县制体系，秦始皇出游也主要是为了去那里弹压。

对于齐楚这样的遥远地区，派一个王子过去，既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当地分封制的历史怀念，又可以加强秦势力在这些地区的直接渗透和控制。如果是任命官僚去齐楚的话，郡县制的官长，毕竟不会像皇族子孙那样对中央忠心耿耿。事实上，反秦大运动开始以后，吴越地区的郡守——名叫殷通，居然要主动率民造反，攻击中央。如果是派皇子赴当地为王，当不至于此。

分封制的第三个好处，可以起到反独裁的作用。我们说，反抗独裁不能靠君王自己发善心或者用思想学说教化他，而只能依靠客观力量。在分封制体系下，有两个反独裁的孔道。第一，在其他诸侯国的干预下，一个诸侯国内也不能对民众过于暴虐残毒，否则必然遭到外力军事打击与干涉。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被灭的小国，通常都是因为小国国君过于对本国民众昏暴所致（譬如梁伯就是因为喜欢大兴土木，最后民怨沸腾，秦人趁机灭了它）。也就是说，有敌国的存在，可以制约本国君主不敢对民众肆意妄为。而一旦没有敌国存在，“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语）。这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也起着作用，很多国家不敢对民众太恶，就是因为国际势力的存在。

皇帝的暴脾气，全是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后，给养出来的。

在没有诸侯国或敌国可以制约皇权的时代，皇帝老子一人独大，没有什么客观力量制约他（除了最后同归于尽的人民起义），他为所欲为，又严又暴，脾气大极了，被形容为“老虎屁股摸不得”以及“伴君如伴虎”的老虎，随时就要咆哮，随时就要吃人。他的金口玉言等于绝对圣旨，往往独断专行，任意宰割天下，形成极大的独裁。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们失去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风格，而沦落为战战兢兢没有骨头的“奴才”，也就毫不奇怪了。

分封制下，制约国君，还有第二个孔道。就是在一个诸侯国内，权力和城邑也是再次分封给卿大夫家族的，我们管这个叫小分封。这就形成了一个“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带有“贵族民主政治”特点。譬如晋国就是六卿轮流合作执政。如果这种多家族、贵族的联合民主执政继续演化下去，有可能就形成贵族的议会，成为西方的那一套。西方的封建时代，就是在这种分封机制下，产生了贵族联合体的议会，议会对王权进行巨大限制，从而最终走上了西方的民主。

所以，整个皇权时代出现那么多昏君和暴君，即便不是昏君暴君，也一个个威严专肃，但分封制时代的国君则随和得多。这就是因为分封制下的天子被诸侯制约着，诸侯国君则被其他诸侯国以及国内卿大夫们所制约着，使得他们施政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克职尽责，举动合规，以求本国壮大。他们对士人也被迫恭敬延引，谦虚容让，所以才有了春秋战国士人很男人的风格，很牛气的气节。

总之，秦王朝之所以出现轻用民力、大兴事功导致荼毒海内这样的错误，跟郡县制促成皇帝独裁、一意孤行、不受制约，不能说没有关系（另外，假如秦始皇把齐、楚分割封王而治，封王也许在辖区采取不同于秦始皇急于事功的错误做法而另选因地制宜的合理之术，就不会闹得全国一盆炭火，以致全局不可收拾）。

分封制的第四个好处，减少大规模农民起义：我们说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而在此之前的商周一千多年，很少闻听有如此炽热、广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因为在从前的分封制下，各个诸侯国直接管理地面，民生参差不齐，有高有低，但不会处处都低。即便哪个诸侯国出了乱子，也会是局部地区政策不当导致的，不会天下各个诸侯国都乱，形成全天下范围的大起义。

中世纪的西欧也是一样，其农民起义数量远远少于同期中国，规模也远远小于中国。这就是因为它们当时也是分封制社会。即便爆发起义也只是反对个别残暴的领主，很难发展为反对国王的大规模运动。

所以，分封制下会较少全国大起义，是中西方历史所共同证明的。而郡县制下就不同了。郡县制下，皇帝一人独裁，全国政令统一，集权控制力度很高，一旦皇帝发了疯，错误政策就通过郡县制波及全国，造成广泛的风险，农民大起义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周期性的噩梦，实不足怪。

这是从地理因素的角度来解释，分封制下，两种势力对国君独裁的制约，也是减少农民起义的重要因素。

分封制的第五个好处，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劳役奔波。

在分封制时代，一个人出远门——譬如服兵役，最多是跑到本诸侯国的边境上，足迹不出一个省。而现在统一成一个大帝国了，出远门的机会也就多了。比如说刘邦往中央送犯人，就要一路从苏北走到陕西去。交公粮也是如此。农民们交公粮，要在地方官的组织下，雇车运输到中央去。以当时落后的交通手段，向中央运输公粮和木材皮革等物资，动辄一两千里，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个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这些送公粮和物资的农民走在路上，衣服和口粮都得自我解决，走不到半道，新衣服就已经破旧了，其他费用也一样高昂。所以人们受不了，干脆纷纷逃亡，有的则怀念起分封制时的美好，喜欢有个本地的诸侯王，可以让自己服兵役或者交公粮什么的，足不出“省”——这大约也确实是分封制的一个好处吧。确实，以当时相对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从分封制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成本一定会提高，效率却未必提高。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秦王朝偏偏特别喜欢这种“宇宙流”的大调动，用汉朝人的话说，秦喜欢“转海濒之粟，致于西河”，也就是把东海之滨的粟，转运到陕西去，这不是故意折腾老百姓吗？

人们饱受秦王朝的毒苦，所以离开家门的时候愁眉苦脸。后来汉朝人贾谊提议在距离中央较远地区（譬如淮南）增设一些诸侯国，从而让人们就近建设本诸侯国，减少人们的长途奔波。汉文帝接受了这个提议。

所以，对于一个脆弱的新建王朝来讲（说它脆弱，是指它是从两千年的分封历史习惯上转折建立起来的），适当分封诸王子出去，以浓于水的血亲关系作为保障皇族势强二世、三世不断传下去的有力措施，确实如淳于越所言，能够起到中央的枝辅的作用。

总之，对于一个刚刚建国十几年就由于急于事功闹得风雨飘摇、民怨并起的秦王朝，从医得眼前疮、安定当前局面的角度看，搞一点分封制（不是全盘的分封制，而只是把一些王子封到边远齐楚地区去，是部分的分封制，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分封制中的积极因素），不失是一种短期救弊的急药，大有裨益。淳于越的这一“分封王子去远方”的建议，即便在最慎重和挑剔的人来看，也是应该被采纳的！

可惜，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宁愿要百分之百的纯郡县制！

后代的王朝借鉴了秦亡的教训，在分封制的历史惯性还很大的专制时代前半期，多数是改行“郡县、分封双轨制”而不是秦的“单纯郡县制”，譬如汉就是这样，从而大大提高了王朝的成活系数。

不过，光讲分封制的五大好处也不算“讲理”，分封制的坏处似乎并不比它的好处少。那些被封出去的浓于水的“血”（皇族子弟），随着世代的传延间隔，终于会淡得比水还淡。他们翻眼不认人，势力坐大，从开国之初的枝辅作用，慢慢变成了威胁中央的割据反叛势力。这就是为什么汉朝后来出现七王之反，晋朝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战，而春秋战国的诸侯王们更是混战不休，把老周天子根本不当正经对待。总之，一句话，分封的诸王在开国初期的枝辅积极作用随后又会变成离心的反作用。

秦始皇和李斯，就是看到了分封制会带来割据混战、天下苦于战斗、相攻击如仇的恶果，所以终于一棒子把淳于越的“部分地区分封制”的合理化建议给打下去了，秦王朝从此走向了一维郡县制的不归路。

淳于越踉踉跄跄走出朝堂，他感到岁月悠长，但是所余单薄。

秦人一向是非常自信的，对于自己搞出的郡县制、兴事功、专赏罚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新政”，非常自矜。

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身上传统的包袱少，所以向来蔑视传统。分封制就是一种传统，是历代帝王治国之术的根本。但是秦人不以为然。分封制原本在秦国根基就不深，又被商鞅革命给狠狠地革了，如今，他们要把职业官僚郡县制广泛地推广到全国。

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是他们也许忘了，商鞅在革命的时候，自己落得被五马分尸的下场，现在向全国输出对分封制和相应的贵族政治的革命，自己又会落得怎样呢？

反抗的力量已经被感受到了，端倪就是淳于越的发言。

针对淳于越分封意见的发言，李斯作了反驳性的发言，李斯说：“现在地面上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势头，就是一些人整天借着古代政令思想非议时政。他们挖苦当局，惑乱人心。每当朝廷下达政令，他们就都拿一些古书上的教条，对政令议论纷纷，引经据典，以古非今，抨击造谤。”

李斯的话说得含糊其辞，那些人议论抨击的是什么呢？李斯没有说明，我私下估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类似淳于越这种有“齐独”思想的人，和中央唱着反调，要回复分封或者部分分封的政治结构；第二类是针对秦王朝急于事功、轻用民力的，这个东西把大家折腾得很凶，自然有人会提意见，出来抨击。

李斯接着说：“这帮提意见的人呢，他们入则心非（在肚子里否定），出则巷议（在街上‘大鸣大放’）。他们如果结成党，君主的势力和政治主张就要滑落了。所以对他们应该打击。我建议，把这帮人所引经据典使用的那些古书都烧了，看他们还怎么议论。《诗经》、《尚书》一定要烧，他们主要就是根据这两本书上的古代教条思想，来非议和诽谤今天的时政的。诸子百家之语，也要烧，因为它们也会教人胡乱议论。”

当然官府里的这类藏书李斯没有说要烧。为什么不烧呢？我估计因为统治集团的人还是要研究和借用这些书中的治国之术的，虽然是对它们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要烧只烧民间的——这不但可以减少民间借之以抨击时政，在法理上也符合法家、儒家、道家在先秦一贯提出的“弱民”思想。

“我们把民间的思想书都烧光了，”李斯说，“让民间的黔首们没有书看，变成了榆木脑袋，也就啥都不懂，再不能造谤议论了。”——这些书籍，现在我们当文学书看，当时是政治书，饱含了种种与新时代皇权专制时代所不能相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控制这些书籍，确实是会影响皇权专制社会。

所以，焚书，并不是秦政府要和文化作对，实是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

“他们想学点东西的话，就学政府法令，这样就对我们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扎根吃透了！”

秦始皇对李斯这个主意大加赞赏，于是焚书运动就开始了。

李斯命令：“如果谁在烧书命令颁布三十天内不烧，相关责任人就脸上刺字，派做城旦。”

李斯的做法，好比鲧的治水，用堵和压的方法，而不是疏导。当然他也疏导了，他让人们看含有现时代新的政治思想（皇权专制取代分封）的书籍。

但是，光用疏导是不行的。你可以组织大家学习新时代的文件精神，谁不同意，就给他不停地学。谁受不了了，表示完全接受新时代的文件精神了，算是过关。这样，开它两年的学习班，思想就扭转过来了。或者开科取试，谁接受我们新时代的政治观念，还论述得特别好，我就录取你进入富贵行列。这些都是好的疏导的办法。

有这样的疏导，干吗烧书啊！

但是，不行，烧书似乎还是必要的。这跟当时的士人民众脖子比较硬有关。这些人习惯了从前分封制下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恐怕一般的学习班是改造不了他的。闹不好，他倒把学习班上的老师给辩倒了。所以李斯针对这种人，采取了法西斯的手段，除了烧书，李斯还说：“谁敢聚众研讨《诗经》、《尚书》这些古东西，就杀头！（因为研讨透了，就有可能借着书中观点来非议时政）。而其他形式敢于直接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就灭族！”

看得出来，焚书只是手段，禁止提意见、禁止非议新时代政治、统一大家思想才是根本目的。

于是，秦始皇第九年的时候，书就开始烧起来了，郡县农贸市场空地上燃烧着竹板儿。统一思想的工作用这种方式开始了，这是两千多年先秦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居然有人要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啊，时代变了，可以有多元思想并存的分封时代已经翻为美好的从前，现在是皇权专制时代了——火焰吞吃着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单烧掉是不可以的，还要建立。只不过秦王朝因为寿命太短，没来得及建立。在下一个汉这个皇权专制时代，属于皇权专制时代的思想被建立起来了——那就是董仲舒修改了先秦百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作为皇权专制时代代表思想的“新儒家”。两千多年的分封历史这才真正被翻为一去不复返的从前。

向传统的旧时代思想开战的气味儿是那么的强，无疑也影响到了在沛县当警察的刘邦。刘邦看到政府在烧传统文化的书，在反从前分封制下的旧思想，刘邦也许不懂得其中奥妙，但他不免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因为他本来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人。不过，刘邦脑子里其实也全是传统文化思想，比如他特崇拜从前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一副仗义江湖的豪迈。这其实在皇权专制之下，也是需要被禁止的思想。在皇帝这个一元的统治者驾下，只有忠君这一条出路，养门客和养士，本身就是分封时代的特征，也是应该在焚烧的行列。

不管怎么样，刘邦感到一种无名的高兴，好像阿Q看见了革命时的那种心情，奶奶的，我也要去革那些老时代家伙们的命。于是，每当他见到一个传统旧时代思想观念比较多的人——儒生，都要笑嘻嘻地把对方的儒冠抢下来，问道：“它漏不漏？”人家说不漏。于是他就把儒冠放在地上，往里边撒尿。

受烧书影响，刘邦也就没学什么文化——这里我必须插说一句，由于秦王朝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新时代的全套的思想体系，所以它的民众就没什么可学的，等汉朝建立了“新儒家”，人们就有东西学了，所以我相信秦王朝的人没什么文化可学，是个短暂的阶段，如果它寿数足够长，建立起那些供老百姓学的东西（譬如“新儒家”）以后，它们会让老百姓有“文化”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汉初几十年，在“新儒家”出台以前，政府照样是延续执行了秦朝的禁止挟书令，这实在不是秦始皇好坏的问题，实在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历史要求。不过还要指出的是，在法家、儒家、道家这种都强调“弱民”、“愚民”的统治技术的学说指导下，即便有了“新儒家”可学，可以让民众有“文化”了以后，大约也是限于部分人，多数人还是没有必要让他学的——后来，刘邦同志当了皇帝以后，对自己没文化的历史非常懊悔，常以此警戒教育儿子辈要多读书。史料记载，刘邦常自叹道：“秦始皇不许挟书，唉！都是秦始皇耽误了我！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哼哼，这个习惯现代人也有，明明是自己不努力，却常把责任推给别人！

其实，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刘邦都四十多岁了，早就过了启蒙学习阶段了，你写文章差，能怪得着人家吗？

刘邦接着对儿子们说：“由于秦始皇耽误了我，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可是，我看你们写的东西，还不如我呐！我认为啊，你们可得努力了，不要老找人代写啊！”——看来这是一家子两代人都不爱读书写文章，不论老的和小的，这是基因有问题，怪不到秦始皇了。

新旧时代，确实有很多思想上的不同。譬如说，忠君这个观念，分封时代下也是讲忠君的，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君主对待臣子要符合礼仪和道义，所以伍子胥敢于鞭打楚平王的尸体，但是没有人非议他是不忠。但是，在皇权专制下，忠君是无条件的，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仅仅这么一条变化，于是，虽然有了焚书，但作用仍是有限。

事实上，思想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转化，花了几百年的时间，直到唐宋才慢慢有了进入皇权时代的感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秦汉时代的人仍然有很多骨气，还没有像附会皇帝、放弃自我意识的宋明清人那样的原因。

所以，这就是鄙人说的，中国人有两个祖先。秦汉时代，正是这两个祖先的嬗变过渡时代。

并且我们也得到这样的结论，人性不是主动的，是由社会结构强烈影响的。社会结构是专制还是民主还是什么，这个形势大于人，形势改变和影响人的品性和价值观，包括因此形成的社会风气。

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完成分封社会向皇权专制政治思想观念的过渡，以及推行帝国新政，巩固统一，阻遏“以古非今”的逆流，焚书作为一种见效速度快的政策，在短时期内使用，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焚书事业要商量”——意思是不能把“焚书”之事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

但是焚书的负作用也非常明显，出现了一个“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

《史记》中说，当时“天下畏罪，莫敢尽忠”、“群臣恐谀”。意思是，大臣们不敢讲真话，不敢从忠于职业的角度来提意见。因为你讲你真的思想的话，一旦与当前要求的意识形态不符，你就是“以古非今”、“诽谤时政”，就有一家子掉脑袋的危险。李斯说，“以古非今者族！”

但是请不要把这种悲哀的局面仅仅想象成是秦时代的灾难，其实，所有皇权专制时代都是这样的。后面之所以被族被坑的事情比较少，不是因为后代的皇帝们心软了，仅仅是人们已经学乖了，适应了，不再像秦朝时候的人刚刚从分封制过来，还那么耿介有个性呢。

不管怎么样，“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出现了。

是凡钳制舆论的时代，就会出现一个“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当然这也反映了思想改造工作的初步成果已经出来了。皇权时代的思想改造，不就是为了让人民放弃自己的大脑和思想，接受皇帝的大脑和思想吗？人人不讲真话，都讲皇帝所倡导和宣讲的话了，这不正是这场焚坑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吗？

于是，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了——连马这么爱叫的动物都不敢发声音了（更爱叫的驴则早被杀光了）。臣子“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下（臣子）慑服谩欺而取容”。司马迁把秦朝走入皇权专制之后的这种情况记录在《史记》里，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因为秦朝结束而终结，即便司马迁本人，他的残废不也是因为不讲上边要求讲的话弄的吗！

从此，秦王朝真话消失、言路断绝，飘扬在朝野上空的到处是假话，秦始皇听到的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他似乎更加觉得自己一贯正确了。天下大事就是秦始皇一个人做主，丞相大臣都是顺着他的意思去说去办。总之，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秦始皇像一架失去控制的航天飞机，听凭自己过热的脑袋把这个被取缔了发言权的帝国臣民带着东扎西撞。

汉朝人张释之对汉武帝说：“秦以不闻其过，天下土崩。”确实有道理啊。只不过皇权专制的体系不改，汉朝的皇帝也一样避免不了走到这样的局面，虽然他的臣子们这么苦心积虑地拿着前朝皇帝的覆辙来劝勉他。

紧跟着焚书，又发生了坑术士的事。

当时有侯生、卢生两个骗子，是给秦始皇弄仙药的，但是弄不来，于是想到了逃跑。逃跑倒是并不打紧，但是两人临逃跑前还说了很多话，都是诽谤圣上的，给秦始皇提了很多意见，诸如“贪于权势”（喜欢独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肯授权给百官）、“上不闻过而日骄”（皇上听不进不同意见）什么的，并且传遍了咸阳。这就要严办了！因为这是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不是神药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于是秦始皇警觉起来，认为这个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

秦始皇说：“我前一时间刚刚收缴了天下的书籍。但是侯生、卢生这帮人，弄不来仙药不算，临走还诽谤我。”秦始皇话里的逻辑很古怪，收缴书籍和弄仙药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很有关系。侯生、卢生的诽谤使秦始皇意识到：虽然前面收缴焚烧了民间书籍（目的是钳制舆论、禁止议论与诽谤朝政），但这个工作并不很成功，侯生、卢生还不是在这里诽谤吗？秦王朝最忌讳的就是诽谤皇帝和非议朝政了。

任何统治者凭着常识都会进一步意识到：侯生、卢生的诽谤朝政绝不会是个别现象，类似的诽谤者在天下一定还有。那该怎么办呢？天下那么大，不可能短时间内挨个排查，但咸阳就在脚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谤分子，然后用重刑杀掉，就可以起到“以惩后”的作用，即震慑全天下的诽谤分子从此三缄其口，不敢再诽谤议论时政。所以杀的时候必须用极刑，而且杀得热热闹闹，用坑掉这种不常用的极端残忍的做法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起到触目惊人、以儆效尤的广告作用。

于是，他下令在咸阳的“文学方术士”（颂太平和炼丹药的人）里进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个“妖言以乱黔首”的人（散布诽谤朝政的言论的人），坑掉了，算是给天下所有的政治异见分子打了广告。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史记》上管它叫做“坑术士”。但后人出于对秦帝国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说教当政者的需要，而把“坑术士”讹成了“坑儒生”。这是会误导人们对这个事件的性质的认识的。

当然，被坑者中间也会包括一些儒生，但他们被坑不是因为他们是儒生，而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所谓“议论不合者”。这些人被坑掉是因为跟政府不唱一个调子，而不是因为他们学儒家。

焚诗书、坑术士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地紧随发生，之间大有联系，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造旧的分封制体系的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转型，倒不是和儒家过不去。而且，从史料上看，坑术士也好，坑儒也好——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坑意见不合者——并没有扩大化。

对于秦王朝的“焚书坑人”，后代皇帝官僚们不应该整天咒骂它。它替后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权专制开始转变时难免要做的事情，虽然手段或许不如董仲舒建立一个从先秦儒家修正过来的新儒家，作为皇权时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转变来的高明。但在那个来不及有董仲舒的时代，而在有先秦风骨的人又很多的情况下，也许这么做是客观上的被迫选择。后代皇帝，吃水不要忘了挖井人，吃饱了不能打厨子。

秦亡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合计四个：

第一，急于事功。大兴建筑，征用民力太多，直接导致民生凋敝，“欲为乱者，十室而五”。

第二，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过渡过于急剧。单一的郡县制，而没有适当杂以分封，在技术上有许多弊端，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造成了中下层社会的动荡。分封制的长期历史惯性和反弹，酝酿成了一种巨大的反秦政治势力。一些中层的精英豪杰，都普遍与秦为难。

第三，向皇权专制社会的思想形态过渡过于急剧，手段流于粗暴，导致“焚诗书、坑意见不合者”现象出现，一定程度地激化了中层精英与皇帝的矛盾，并且导致言路断绝，讲假话现象。

第四，忽视礼仪教化而专任刑罚。秦人重实干，但少理论，不善于做思想工作。虽然儒家的思想和儒者，在秦统治集团里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实际上还是弱势的。单用刑罚是不行的，必须常给人做做思想工作，他就舒服了！

法家是，鼓励专任刑罚而忽视教化，这也就导致了秦的忽视教化。像韩非子，是非常轻视教化作用的，认为老百姓是不配接受教化的，你就拿法约束他就行了。我们说，教化作用确实不能夸大，像说周文王、商汤是因为仁德的思想教化对下面做得好，最后王天下了，这是儒家在吹牛。但是呢，教化也能多少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所以，儒法兼行，一个长于做事，一个长于教化，虽然这显得有点“中庸”或者“乡愿”，但似乎却不失是个最终的选择。

以上秦亡的四条原因，单独一条都不足以导致秦亡，其中重点是第二条。

后代皇帝在学习中进步了，他们不会一次犯太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