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要站稳脚跟，就都要启用一些得力的汉臣汉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中，这类人物比比皆是。到了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身边同样群英荟萃，史天泽和张弘范两位汉将，在元朝统一战争中屡屡横刀立马，其战功不亚于诸多蒙古武士们。但相比之下，元初最杰出的汉臣，却是一个站立在他们身后的人——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他没有啸傲沙场的武功，没有平定南宋的功业，但是他却是整个元王朝政治体系的缔造者，忽必烈曾称赞他“可抵千军万马”。明初宰相李善长对他格外敬佩，称他为“定前元大局者”。清朝大儒谷应泰为他作传，称他为唐宋元明四朝的“四大宰辅”，与房玄龄、赵普、张居正并列。得名如此之高，原因其实简单，在宋末元初天下大乱的时代里，如果说攻城略地的武将，气吞万里如虎的帝王，都是这个时代的破坏者，他却截然相反，是这个时代的建设者和奠基者。

一

刘秉忠，字仲晦，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公元1216年，他的家乡，位于宋朝时宋辽两家争得头破血流的幽云十六州。刘家从五代时期，就是幽云十六州当地的名门望族，辽国占有幽云十六州后，也对其非常尊崇。仅北宋一朝，刘氏家族在辽国为官者，大小就多达百人，可谓是当地第一大户。金朝时期，刘家也很受尊崇，在北宋灭亡初期，刘家就曾被金国委派在当地为官，到了后来蒙古南下，刘家也得到重用，刘秉忠的父亲，就曾做过蒙古国录事。虽如此，多年以来，刘家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效力时期，多从事的是一些幕僚、秘书之类的工作，并不曾独当一面，直到刘秉忠的脱颖而出。

和历史上许多名臣一样，刘秉忠从小就是神童，而且他不但经史子集非常在行，更对各类杂学特有兴趣。他尤其是个“外语人才”，8岁的时候，就精通梵文，琴棋书画也很有造诣。刘秉忠的父亲成为蒙古国录事后，按照当时蒙古的规矩，汉人出山为官，为防其造反叛变，其子女要被扣在大元帅府做人质。刘秉忠就这样当了人质，在蒙古大都的大元帅府一住就是5年。当时蒙古人多信仰喇嘛教，出入大元帅府的，除了各类政要外，更有番僧等宗教人物，此时刘秉忠才11岁，但是天资聪明且好学，经常主动向人求教，结识了不少好友。借着入住大元帅府的机会，不但博览府中藏书，更耳濡目染各类政务处理，很快就有了一些声望。17岁的时候，刘秉忠得到了去河东节度使做幕僚的机会，他少年老成，处理事务老练，结果，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吏们也格外佩服，一时间“诸吏咸服之”。“服”是有原因的，因为刘秉忠这时期专干别人做不了的活，比如他曾受命管理仓储。这时期蒙古军中，常有贵族子弟从仓库中调动粮食，事发后，却多是管理仓库的官员背黑锅，刘秉忠受命后，面对此类事情既不硬顶，也不逆来顺受，而是制定了严格的条令，一时间“仓储之事肃然”。

工作能力出色的刘秉忠，其实是个心气很高的人，他并不甘心只在衙门里做一个小吏，相反期待能够建功立业。但此时的蒙古统治者，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这时期蒙古帝国正横扫四方，汉族官员地位低下，难得升迁，刘秉忠既不是史天泽家族这样的实力派，其家庭也没有高官背景，所以在衙门里一干很多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日久天长，刘秉忠的心气被磨没了：不干了。21岁那年，刘秉忠辞掉公职，做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出家。

所谓出家，就是去当道士，他投身的派别，就是宋元时期大名鼎鼎的全真教。

说全真教，现代人的印象，往往是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得来的，多认为这是个“江湖门派”。事实上，全真教是宋末元初最著名的道教组织，它发源于金朝时期的王阳明（并非武林高手），壮大于成吉思汗时期的丘处机。全真教的主要思想，一是主张“清静无为，苦己利人”，而其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老子化胡”，即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广泛传教，吸纳信徒。全真教的壮大，早期得益于成吉思汗的支持。公元1220年，全真教丘处机在西域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此时的全真教，已在金朝统治区拥有广大的信徒。成吉思汗深知全真教的支持有利于其进兵中原，因此对丘处机礼遇有加，尊他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出家人”。蒙古进兵中原后，全真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蒙古军招降中原各路反抗蒙古军的起义军。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从此全真教“玄风大起，信徒如云”。刘秉忠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武安清化入道，“清静无为”的这些日子里，他的学问渐渐出名，很快又被“挖了墙脚”。公元1238年，天宁寺的虚招禅师闻听刘秉忠才学，力邀他出家为僧，刘秉忠欣然应允，在天宁寺中做了一个“书记”，而这个际遇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虚招禅师是当时的得道高僧，更与彼时还是蒙古王子的忽必烈交好。一年以后，刘秉忠获得了跟随禅师北上和林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在这次短暂的会面里，刘秉忠凭其出色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竟与他“畅谈数夜，不知疲劳”。谈到最后忽必烈发话了：你别走了，留下给我当谋士吧。

刘秉忠怎么会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原因很简单，他太全能了。

觐见忽必烈时的刘秉忠，已非多年前那个微末小吏，长年的寺院生活，磨平了他的心性，更积淀了他的才能。此时的刘秉忠，不但于佛道宗教思想多有造诣，对于天下大事的分析更丝丝入扣，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学问也格外出色。在和林与忽必烈的会谈里，他竟然可以将南宋和中原交界线上，所有的险要地带一一说清，分析精当。甚至南宋各个防区的旱季、雨季，中原地区不同省份的气候条件，他也如数家珍。这样的宝贝，忽必烈当然不肯错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生跟随在忽必烈的左右，不离不弃。

从公元1239年开始，刘秉忠就成了忽必烈的幕僚，而这时期也是忽必烈人生的关键时期。作为蒙古的王子，忽必烈此时的地盘，主要就是蒙古以南长江以北的“漠南汉地”。而此时的蒙古，其统治方式还是传统的蒙古制度，因此统治并不牢固，刘秉忠首先建议忽必烈大量招揽中原贤才，先后为他举荐的汉族官员，前后有50多人，其中许多人官至宣抚使一类的封疆大吏。同时，他劝忽必烈采取中原的政治制度，更认为“安本固民”是得天下的关键。而在公元1259年蒙哥汗殒命前，刘秉忠最重要的工作就一个——经营中原。

公元1251年，忽必烈被委任“主管漠南军务庶事”，为招揽人才，忽必烈建立了主要由中原知识分子组成的“金莲川幕府”，成为他的主要智囊团，刘秉忠则是金莲川幕府的头号人物。此时的中原虽然已落入蒙古帝国手中，但长年的战乱导致经济严重破坏，尤其是人口，比金朝全盛时期竟然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只有几百万人，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无法支撑蒙古帝国长期的战争。更重要的是，中原的大部分百姓士绅，对于蒙古政权依然怀有抵触情绪，以至于上下政令不通，忽必烈的法令一度难以推行。为解决问题，刘秉忠独辟蹊径，建议在他的家乡河北邢州设立“经济特区”，即在河北邢州试点，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恢复生产，再向全国推广。这时候的邢州，是中原有名的穷地方，仓储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物价上涨。刘秉忠到邢州后，先采取铁腕政策，大力整顿吏治，继而在周围州县贴出告示，招募逃荒的农民归乡屯垦，并允诺凡归乡者，政府给予经济补偿。为了筹措重建的资金，刘秉忠甚至将自家的积蓄全部拿出，并且勒令原先在此地开辟牧场的蒙古贵族退地。经过一番整顿，邢州经济大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出现了“沃野纵横”的情况。同时，刘秉忠又在邢州大力推广冶铁业，使小小的邢州，变成了蒙古帝国的“冶炼中心”，在后来蒙古帝国的战争中，所用的兵器，有一半以上都出自邢州，当时蒙古骑兵的马刀，以锋利坚硬著称，时人称为邢州刀。邢州试点的成功，很快被忽必烈推广到整个中原，中原大地掀起了一股垦荒热潮。到了公元1254年，原本经济破坏严重的“漠南汉地”，就有了“仓储丰裕，可支大战”的情景。中原地区，不仅因此成为支持蒙古军南下的后方，更成为忽必烈日后争夺可汗位的资本。

刘秉忠经营漠南汉地的第四年，蒙古发动了征讨云南大理的战争，刘秉忠作为幕僚随忽必烈远征。此时的蒙古大军，还保留着早年的残暴习俗，凡军队攻克之处，即大行屠城，财物抢掠一空。孰料这次，蒙古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才包围了大理城。以往在忽必烈面前侃侃而谈的刘秉忠，因不满这一政策，因此在南征的初期始终“不发一言”，但到了围攻大理城时，刘秉忠终于说话了。此时忽必烈因恼火大理城的顽强抵抗，当场下令破大理后要屠城。这时候刘秉忠突然勇敢地站出来，大吼：“拒命者，其国主耳，百姓无罪也。”一声怒吼，让忽必烈的满腔怒火生生地咽了回去。然后刘秉忠侃侃而谈，认为攻克大理，应以攻心为上，建议蒙古军张榜安民，废除大理时期的种种苛刻法令，并颁布严格军事纪律，严禁士兵滥杀滥抢，且把蒙古的军规，四处写在旗帜上，让整个大理的百姓都能知道。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结果没过几天，大理城就主动归降。高兴得忽必烈当场赞扬刘秉忠：“卿之一策，足胜千军万马。”

在宋蒙战争的历史上，攻克大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整个宋朝，大理都是宋朝的坚定盟友，大理的获得，使南宋少了西南方面的重要屏障，蒙古大军可以用两面夹击的方式，从正北方和西南方同时进兵，让南宋腹背受敌，事实上，在最后灭南宋的战争里，忽必烈就是这么做的。

而对于蒙古军来说，大理战役，也是蒙古大军作战方式的一个转折点。相比于从前残暴的征战方式，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军有了严格的纪律，开始注重“攻心”。以忽必烈的军队为例，原本杀戮残暴的军队，从刘秉忠制定军事纪律开始，从此“军士无一人敢擅取百姓一钱者”。这不但使蒙古军此后的征战减少了抵抗，更让许多中原知识分子前来投奔。公元1258年，刘秉忠又作为谋士参加了忽必烈攻打南宋鄂州的战役。他一面受命制定军规，将“不可嗜杀”作为蒙古军规的第一条，另一面起草文书，散发给沿路的儒生，劝说他们为蒙古军效命。结果不但蒙古军攻打鄂州成功，沿路的儒生更“纷至来投”。比起此前蒙古军在战争里的暴虐，这次忽必烈的军队纪律非常严明，不但滥杀百姓之事少了很多，即使抓到了逃亡百姓，也大多“所获生口，悉纵之”。刘秉忠也因此被许多百姓感恩，当时百姓更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刘菩萨。

二

举荐贤才、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制定军规、阻止滥杀，这是刘秉忠在早期投奔忽必烈时做的事情，对于“全能”的他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牛刀小试，他真正大展宏图，是从公元1259年开始。

这一年先发生了一件震撼蒙古帝国的大事——蒙古可汗蒙哥汗在攻打南宋合州钓鱼城时，竟然意外阵亡于城下。因为死得突然，连接班人都来不及指定。这样一来，高不可及的蒙古可汗位一下子真空了。各路王爷纷纷行动，忽必烈也不例外，当场拔马从鄂州战场北还，回草原争夺可汗位。当时的忽必烈声望正隆，又拥有富庶的中原地区做本钱，但是此时公认的“接班人”，却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蒙古实行“幼子继承制”，阿里不哥本人在蒙古可汗活着的时候，就作为“代理可汗”留守和林，当时整个蒙古草原的军队，都在他的统御之下。大多数的蒙古贵族，也皆支持他接班。就在蒙哥汗去世后仅一个月，他就在和林宣布继任可汗位。公元1260年春天，他又在开平召开蒙古王室大会，举行了登基继位仪式。“接班”既成事实，忽必烈的“可汗梦”，貌似已成泡影。关键时刻，刘秉忠劝忽必烈不要灰心，并给忽必烈仔细分析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坚决主张忽必烈北伐漠北，征讨阿里不哥。为确保成功，刘秉忠为忽必烈制订了“直捣巢穴，分化瓦解”的方针。公元1260年冬天，忽必烈发动了对阿里不哥的征讨。忽必烈先派兵出师河套，断掉了阿里不哥的物资供应，接着率主力部队直捣和林，一举击溃阿里不哥。阿里不哥逃亡到叶塞尼河，命他的亲信阿鲁忽去察哈台筹措粮草，然而依刘秉忠的“分化瓦解”计，阿鲁忽被忽必烈策反，反而率领15万大军投降了忽必烈。恼火的阿里不哥不顾忽必烈，先发兵攻打阿鲁忽，两人杀得天昏地暗，忽必烈则先坐山观虎斗，然后趁机进兵，终于将阿里不哥杀死在土脑儿。至此，这位昔日的蒙古王爷，终成为蒙古的可汗。

对忽必烈的登位，刘秉忠运筹帷幄，劳苦功高。公元1260年起，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了元王朝。刘秉忠官封中书省事，成为元王朝草创时期的头号汉臣。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全心全意地去实现一直坚持的理想——行汉法。

对于元王朝的建国，刘秉忠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营建两都。早在公元1256年时，刘秉忠就建议忽必烈在中原与蒙古草原之间兴建一座城市，作为连接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支点。经过考察，刘秉忠认定内蒙古多伦闪电河流域，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是建城的首选地。他亲自主持了这座城市的修建。从城市规划，施工到建筑设计，无不事必躬亲。结果，原本计划6年建好的城市，仅用了3年就完成。这座城市就是后来元王朝的上都——开平。在整个元王朝，这座城市不但是元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更是元王朝控制蒙古草原的政治枢纽。

开平卫建成后，刘秉忠又经详细筹划，于公元1264年提出了建都燕京的方案。忽必烈命他扩建燕京，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正是刘秉忠亲手筹划设计的。公元1271年，燕京城正式更名为元大都，成为元王朝的首都。即使在当时，刘秉忠也因修筑元大都而享有盛名，甚至元朝文人徐世隆，将他修建元大都的功业，与周朝的召公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刘秉忠又取《易经》里“大哉乾元”一句，建议将国号定为大元，元朝的国号就是由此而来。

国号有了，国都有了，元朝就这样建立了，但刘秉忠的工作没有完。元朝是从游牧民族过渡而来的，如果不能在制度上转轨，所谓的元王朝，也不过是个花架子，这就是刘秉忠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建制。

刘秉忠在“建制”上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确定元王朝的工资制度。事实上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的官员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官员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通过战争中的抢掠和战后分配战利品，能打仗的拿得多，没仗打的穷得叮当响。从刘秉忠开始，元王朝终于学会发工资了。公元1254年，刘秉忠在中原汉地草创了元王朝的官俸制度，“颁俸禄制于陕之西”，蒙古统一中原后，又将工资制度推广到全国。与工资相关的，就是元王朝的官员品级。和蒙古人早期不发工资一样，蒙古帝国的官员，早先也一直没有明确的品级差别，除了军队有品级高下外，所谓的文官，基本都是依附于各类武将王爷，谁的“老板”来头大，谁的势力就大，刘秉忠参考宋朝的官制，却并未盲目照搬，更结合元朝的实际情况，在公元1260年，制定出了元朝的官吏体制。

刘秉忠制定的官制，在中央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3大机构。其中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务，御史台管司法，三权分立，保证皇帝掌握大权。这套制度充分贯彻了“分权”原则，各个机构权力均等，可谓用心良苦。在地方上，刘秉忠推广“行省”制度，作为地方上最高的行政区划，和中书省互为表里。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高原地区，是元朝的“岭北行省”，而西藏的司法管理，归属于元朝的宣政院。对于国家统一来说，这一切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元王朝的礼仪制度和朝服，也同样出自刘秉忠的设计，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元王朝才真正称得上是“封建王朝”。

三

公元1274年，奉忽必烈之命巡视上都的刘秉忠，因积劳成疾，在上都溘然长逝，享年59岁。消息传来后，忽必烈极为悲痛，对群臣叹息说：“秉忠事朕30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他人莫得闻也。”刘秉忠过世后，忽必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以王侯礼仪将他的遗骨安葬在卢沟桥畔。如此规格，在元朝的诸位汉臣中，刘秉忠是唯一。

刘秉忠能得忽必烈赏识，除了他卓越的才华外，也和做人的方式分不开。刘秉忠的做人方式，正是忽必烈口中的“小心缜密”4字。口才甚好的刘秉忠，30年来追随忽必烈左右，却很少有侃侃而谈的时候。每当遇到大事时，众人争论时他多沉默不语，很少与人发生争执，但在私下无人时，他却往往会一语点中要害，为忽必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同时他也是个思维极其缜密的人，在做事时讲究“谋而后动”。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详细规划好事情的所有步骤，在万无一失后才动手。比如修建两都时，他仅用3年时间完成，规划时间却长达一年。而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也是他给忽必烈筹划好了平定阿里不哥的每个步骤。阿里不哥败亡后，忽必烈的众位亲信互相表功，却唯独刘秉忠一言不发，绝口不提自己的劳动，正是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使他深受忽必烈的信任。而对忽必烈，刘秉忠更是事无巨细，极为忠诚。一件有意思的小事是，某一年伊儿汗国遣使朝见忽必烈，向忽必烈送上一种乐器并当场表演，忽必烈听得入了迷。使臣归国后，忽必烈又惦念起了这神奇的乐声，为此茶饭不思，可拿乐器召人演奏，却无一人精通，演奏出来的声音驴唇不对马嘴，以至于多名乐手受罚。刘秉忠得知后，主动把乐器拿回家，请了半个月假仔细研究，结果休假期满后，刘秉忠当着忽必烈的面，熟练地操纵着这种乐器，演奏出美妙的乐声，喜得忽必烈心花怒放。但见刘秉忠，却已为此累得满脸憔悴，忽必烈感叹说：“使卿劳累如此，朕何忍心也。”这个让忽必烈心花怒放，却把刘秉忠累得吐血的乐器，就是今天农村常见的唢呐。

不过忽必烈和刘秉忠都没有想到，一生勤勉的刘秉忠，在他所做的大事之外，还做了一件小事，正是这件小事，为后来元王朝的灭亡“挖了坑”。公元1251年在邢州搞“经济试点”的时候，为了筹措资金，刘秉忠在当地发行纸币，取缔金银交易，这很快改善了财政状况。公元1260年，经刘秉忠力主，纸币政策在元王朝全国推广开来，并为元朝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可在这以后，元王朝就把纸币当成解决财政困难的万用良药，每当税收锐减到时候，就盲目发行纸币。结果，元朝末年通货膨胀，暴乱四起。这些，恐怕是刘秉忠本人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