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可能会对武媚娘从一而终。

但他还是令人震惊地做到了。

从一而终，并不稀奇，有什么令人震惊的呢？

我们说李治的表现令人震惊，是因为他的行为颠覆了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法则。啥叫社会生物学呢？其法则又有什么？

社会生物学就是……就是将人类视为纯粹的生物，而从纯粹的生物学视角上来研究人。社会生物学的法则告诉我们，人是基因的载体，是为了基因自我传承而弄出来的蛋白质保护壳。基因的意志就是人类的本能，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之所以存活于这个世界上，于基因而言，唯一的价值就是快点想法子把基因传承下去，至于想什么法子，这个事基因不管，交由人自己了。

所以人类一生中有两个重要课题，一是吃饱，二是爱情，这两个主题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全部意义。但实际上，这两件事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基因的要求，而与人类自己没关系。

对于李治而言，吃饱这事不用发愁，爱情这事……爱情他虽然有了武媚娘，可是生物学的基本法则却仍然在蛊惑着他。尤其是皇宫之中，埋伏着数量巨大的美少女，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此外，武媚娘一再怀孕生子，每一次的周期都是十个月有余，按她生育了六个孩子来计算，那么她至少有五年不能再和李治云雨，这长达五年之久的漫长岁月里，李治身为男人，他有一万个理由会在其他宫女那里偷吃几口。

然而这事最终没有发生，这岂不是颠覆了生物学的基本法则？

莫非李治那厮身患隐疾，没办法偷吃了？

可也不对，武媚娘一而再、再而三地怀上身孕，这就证明了李治男性功能正常，不需要看医生的。

是不是武媚娘太温柔，让李治感动得涕泪直下，感动到了连原始的生物本能都颠覆了呢？恰恰相反，武媚娘非但不温柔，而且凶戾异常，冷酷无情。

来看看武媚娘的个人简历吧：

早在李治死的十年前，武媚娘忽发奇想，弄了杯毒酒给自己的亲儿子李弘送了去，李弘傻兮兮地饮下，卒——饶是这李弘有天大的英武，也想不到老妈会搞来毒酒害死他。尽管在中国的皇权史上这并非个案，但落到当事人身上，还是万难接受的。

事发之后，李治仍然是不闻不问，这导致了武媚娘亲生的第二个儿子李贤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怀疑武媚娘不是他的亲娘——谁见过亲娘灌自己儿子毒酒的？所以这事不对头——事实上，李贤这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不对头了，他和我们一样，认为如果武媚娘勤于生孩子的话，断难看住李治，所以这些孩子吗，哼哼，恐怕多半是宫里的女孩子们生下来的，被武媚娘把孩子抱来硬说亲生……

于是李贤立即展开了调查，调查时发现，实际上李治并非是对武媚娘情有独钟。有证据表明，李治和武媚娘的姐姐，嗯，那个了，所以生下了李贤，正当李贤要飞奔到武媚娘的姐姐面前，跪下来叫一声娘亲的时候，他私自搞武媚娘黑材料的事件被发现了，武媚娘丝毫也不犹豫，立即将这个儿子赶出宫室，贬为庶民，然后秘密弄死。

直到二儿子李贤被废为庶人三年之后，李治才不服不忿地死去——此后漫长的经历之中，这个男人究竟遭遇到了何等可怕的变故？

是鞭子、锤子与锥子，这些私房中的亲密工具，造就了李治的奴性人格——这就是答案了。

奴性人格与暴君人格是同一种人格的两极，举凡拥有暴君人格的人，必然也是奴性人格，而奴性人格的人，肯定也会有暴君人格的表现。

实际上，奴性人格或是暴君型人格，无非是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不同。在这种人的心目中，人不是平等的，而是分为等级的。因为这种等级视差的存在，于他们而言，人与人的关系，必然只有两种，或者是我凌驾于你之上，或者是你凌驾于我之上，或者是做主子，或者是做奴才，做主子的时候颐指气使，耀武扬威，做奴才时低声下气，屈意承欢——后面这种人性的表现，正鲜明地体现在李治身上。

也就是说，在武媚娘的精心调教之下，李治那扭曲的人格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他在别人面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皇帝，而在武媚娘面前，则是低声下气软骨头的奴才。

而武媚娘的人格表现，则是最典型的暴君型人格。她在李治面前是这样，在她此后的帝王生涯之中，也是这样。

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要让一个人建立起斯德哥尔摩情结，也就是奴性情节，那是相当花费工本的事情。它至少需要五个过程：

第一，暴力的行使——暴力是用来界定等级地位的，平等排斥暴力，因而暴力极度憎恨平等的思想与观念。但是暴力始终缺乏法律依据，所有的暴力都是通过长时间施暴，将恶行转化为习惯，再将这种无法忍受的习惯混同于传统风俗等社会特点，从而混淆视听，达到为自己的存在界定合法性的目的。

第二，恐惧的效果——暴力的行使是没有规律的，其无节奏行使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在承受者的心里制造恐惧。暴力者视恐惧为管理概念，通过恐惧不断挤压承受者的心理，强迫对方让渡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个过程同样也是暴力为自己创造存在的理由。

第三，濒死的体验——恐惧带来臣服，但同时也带来对抗，只要对方还没有产生奴性人格，没有认同目前的暴力等级定位，反抗就不会终止。所以暴力行使者会在对方毫无防范的前提下，突然将对方置于死亡之地，这种死亡有时候真的会发生，届时就会起到警示周边人群的作用，有时候只是一个仪式，那么它往往会摧毁当事人的心理人格，导致其精神崩溃。

第四，暴力的缓释——也是暴力合法性的界定，在这个过程中，自社会等级逐次而下，暴力的行使成为了权力证明自己的手段。

第五，新人格的形成——通过以上四个步骤，承受者的人格在系列过程中被摧毁，重建奴性人格，从此认同社会的等级观念，并对平等嗤之以鼻。这种人在社会人际交往之中莫不是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无法融入社会主流，但却以一种病态的热切渴望，呼唤着暴力时代的重新到来。

基本上来说，奴性人格的形成，就是要经过以上五个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李治的自我人格，一定也是经过了上述五阶段，他就像是落在武媚娘手中的面团，任由这个女人蹂躏，最终让他于欢娱的濒死体验中，阴差阳错地产生了人格崩溃与重建。由于此次事件发生在“龙床”之上，史官不得耳闻，无法亲历笔记，这就导致了后人对历史的解读产生了巨大的疑惑。

强硬的女人与软弱的男人，武媚娘与李治之间，具备了以上条件的全部。夜深人静之际，她在龙床上运用了鞭子、铁锤及铁锥等娱乐工具，诸多娱乐工具的行使在带给李治巨大的渴望与恐惧的同时，不止一次地让这个男人进入了濒死状态的体验。李治在这个过程中所享受到的愉悦感是无与伦比的，并因此而形成了“性臣服”的心理情结——实际上，性的臣服原本是奴性人格的养成过程，李治当时之所以会感觉到“愉悦”，仅仅是因为，他的旧有人格已经崩溃了。

当新的人格构建起来之后，李治不无绝望地发现，在这个全新的人格之中，他屈居下位，而武媚娘以其凌迫的暴力娱乐手段，已经骑在了他的脖子之上。

一旦武媚娘通过这种隐秘的手段，将自己的专横塑造进李治的新人格之中，历史就已经注定了。